回到中国古代书法现场的书法理论再探索

——刘兆彬《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序

杨存昌[1]

2019年岁末兆彬寄来《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的书稿，未及展读，2020年岁初随即传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封城的消息，一时间谈“冠”色变，全民战“疫”。面对病毒施虐、疫疠猖獗，一介书生虽无可措手足，身居斗室，却也心忧天下。转瞬间数月过去，才断断续续读完书稿，又值学生返校、毕业论文线上答辩之际，故至今方匆匆写下这些文字，权以为序。

读过书稿，我回望了一下兆彬这些年在书写实践和书学理论研究上走过的路，以为我在2015年为他的《书法新论》所写序言中，赞其是一位“执著沉潜于书法艺术之渊”的“有性情、有学识、有恒心、有勇气、能动脑、能动手、肯牺牲、肯卖力的书海泳者”，并非过誉。

在2005年负笈济南读文艺学研究生之前，兆彬已有数年艰苦的临池习书实践经历，他是为书艺的追求而重回大学深造的。入学后攻硕读博经过5年的努力，2010年他以博士学位论文《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研究》完成学业。毕业后又5年他出版了《书法新论》，我在该书的序里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此前的长时期摸索探究属于‘潜龙勿用’的话，这部《书法新论》可说是‘或跃于渊’，希望兆彬一如既往、面壁图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或有一日终将‘飞龙在天’，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更奇妙的风光。”而今刚好又过5年，兆彬完成了我面前的这部《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中国书学讲究书法创作实践与文化理论修养的有机统一，艺舟双楫、技道同修，光说不练或光练不研，终是跛脚鸭，难以单方面达至高境界。兆彬由书法实践开始到书法理论研究，每5年升一个台阶。虽说人的一生并无许多的5年可过，5年出一部书也算不上成果丰硕，但没有一个高远的追求目标，还是断乎难以做到的。

单从兆彬的书法理论研究来看，也可寻绎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和进阶过程。兆彬的第一个重要课题是他的博士论文《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研究》，从哲学、美学、艺术学的高度，对康有为的书法理论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这是一种典型的聚焦个案、解剖麻雀式的研究策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个案式的研究非常吃功夫，因而也成为许多学者学术研究起步时的首选。而无论在思想史、文化史还是书法理论与实践上，康有为都称得上有足够分量的个案。完成这一个案研究后，兆彬转向对中国书法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既在审美和艺术理论的层面总结概括，又具体到书写技法的辨析和分析，力图全面而深刻地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出版了《书法新论》。中国书法理论系统的梳理和建设工作告一段落，兆彬又不失时机地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古代的书法现象研究，我称其为“回到中国古代书法现场”，已取得的成果，便是这部《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从文艺美学到书法理论，从艺术概论到书写技法理论，再从一般书法理论回归书法现象研究，最终再回到书法美学和艺术理论。由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回到更高层次的抽象，画成一个圆圈。这是当年兆彬跟我读研究生时就和我谈起过、毕业从事高校书法教学研究工作后又反复提及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而今看到他正忠实地一步步去践行，我感到分外欣慰。

然而中国书法现象资料浩如烟海，历史绵延数千年，要回归现象研究、“回到中国古代书法现场”，又谈何容易？这时候选择怎样的时间段和现象点，便成为决定研究能否有新的发现和研究价值大小的关键。一则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中国考古发现和新出土了大量的秦汉竹简木牍，这些简牍无论对于秦汉历史、社会、文化研究还是艺术、书法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则就书法学意义来说，秦汉简牍所呈现的书写现象更是原生态的，对还原这一历史时期的书法史面貌具有独特的价值。三则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从书写工具、笔法到字体、结构乃至书者书写生活状态都不断孕育、发展到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关键历史时期。四则相对于六朝隋唐之后的各时期书法现象研究，由于出土发现较晚，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和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从这些方面看，兆彬选择秦汉简牍作为回归中国书法现象研究的现场，也可谓独具只眼。《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较全面地回顾了秦汉简牍的考古发现，考察了它们的出土分布、数量和内容，探讨了当时的书写工具和书写字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字体和书体的演变、书写技法的发展变化等，正是一种回归书法现象基础上的书学研究尝试。

本著作足有4万字的相对独立的导论部分，可视为从《书法新论》到《秦汉简牍笔法与结字研究》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它是对《书法新论》的总结提炼，又在以下方面不同于《书法新论》。一是在书法基本理论上更侧重于古代书法技法理论，二是这个技法理论体系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内容上，较之《书法新论》都更严密更系统，它较好地诠释了从“无法”的书写到“有法”的书写之间的演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导论所阐述的中国书法技法理论体系，为即将展开的秦汉简牍书法现象分析提供了理论武器，因而才不是可有可无的。“导论”讲“理”而主体部分析“象”，以便于读者前后内外的“相互印证”，是作者此处之用心。

本书的主体部分又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部分。前8章是“宏观研究”内容，探讨了秦汉简牍的考古发现及其书学意义。书中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土的秦汉时期简、牍、帛书和笔、墨、纸、砚等情况，考察了古代的书写字势与古代家具变化的关系。书中详细列举了出土的秦汉时期书写工具，还搜集并分析了大量的古代坐姿图和执笔图，描述了古人的各种执笔法，从而验证了宋代苏轼“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的合理性。书中关于古人“执简书”的描述和研究，也颇有意趣。书中还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秦汉简牍书法的总体美学风貌及其成因等。本书的后10章属“微观研究”，分别对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青川秦牍、天水放马滩秦简、江陵岳山秦简、龙岗秦简、周家台秦简、王家台秦简、杨家山秦简、岳麓书院馆藏秦简、北京大学馆藏秦简以及张家山前汉简、印台前汉简、谢家桥前汉简、松柏前汉简、虎溪山前汉简、连云港尹湾前汉简、居延前汉简、居延新简、居延后汉简、敦煌悬泉置前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武威汉简等进行了书体、笔法和结字方面的具体分析。作者抓住各时间段简牍书法呈现的新的点画形式，深入细致地剖析其用笔方法，一步步地揭示了“八法”的萌芽和发展过程，也为读者呈现了汉字书写从“无法”逐渐向“有法”状态的演变。在一定时间段产生的相对稳定的点画形式和结构形式，随着进一步的“革故鼎新”为新的技法和形式所取代，这一过程既是书法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艺术技法与艺术形式不断求新的反映。

本书由“理论研究”回归“现象研究”，其新意和学术价值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批判继承诸如宋代陈思的《书苑菁华》、清代冯武的《书法正传》和戈守智的《汉溪书法通解》等用笔与结构方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书学的比较完整的技法理论体系。第二，在包括“执笔法”和“运笔法”的古代笔法研究中均有新的发现。如在“运笔法”方面，本书综合了《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卫夫人题笔阵图后》、《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虞世南《笔髓论》、陈思《八法分论》、姜夔《续书谱》、李阳冰《翰林密论二十四条用笔法》、周伯琦所传《书法三昧》、陈绎曾《翰林秘诀》、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古典理论和沈尹默、马叙伦、孙晓云、陈振濂、周汝昌等人的当代理论，对篆法、隶法和楷书“八法”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释。第三，在“笔法”研究中，受包世臣《艺舟双楫》启发，提出了古人认识“点画造型”的空间思维范式——借助“八卦方位”来分析空间问题，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第四，在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以“小篆”为分水岭，将中国书法的结构方法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文字以“状物描摹”为主，结构比较随意；第二阶段文字以“抽象形式”为主，结构严谨规范。第五，之前关于秦汉简牍墨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书体和欣赏研究等方面，本书以“技法”为重点，对秦汉简牍书法的笔法与结字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还应说明的是，作为潍坊学院书法学专业教师，兆彬的书法实践和书学研究，最终都落实到书法教学和书法人才的培养这个根本目标上了。书法课堂关系到中国书法艺术创造的延续、传承和未来，书法课堂才是中国书学要回归的最现实的现场。我期待兆彬继续努力，在书写实践、书学研究和书法教学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1] 杨存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省级特色重点学科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