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西走廊的古代文化

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联系我国东部地区与新疆、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的重要经贸通道，现在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兰新铁路线）经过此地。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指出，西晋战乱后，中原文化被保留在江东，同时也被甘肃的河西所保留，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成为后来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

汉魏河西走廊公私学校兴起，社会风俗变革，各类人才涌现，经济发达，政令畅通，地方官吏礼贤下士，提倡儒学，从而吸引了许多中原学者到河西避难、传业。[5]“永嘉之乱”期间，中州士人避乱河西者“日月相继”，络绎不绝。汉魏河西文化的发展，为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倡明学术，使得河西走廊教育振兴，文化复苏。

河西走廊作为中西交通要道，也是佛教东渐的前沿和中转站。特别是五凉时期，佛教首先在这里留驻兴发。史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6]西域高僧来河西者络绎不绝，月氏人竺法护、龟兹人鸠摩罗什、中印度人昙无谶、西域人浮陀跋摩等高僧都曾在河西翻译佛经，弘扬佛法。随着佛教在河西的传播，五凉后期凿窟造像之风盛行，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就始于北凉时期。

永嘉乱后，汉魏宫廷乐舞传入河西，为前凉所获，河西走廊继承汉魏传统乐舞的深厚底蕴，又吸收了本土和西域乐舞的精华，不断创新发展，成为隋唐宫廷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西凉乐’）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7]

五凉文化为河西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孕育了高度发达的敦煌文化，为隋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子。

陈寅恪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8]

魏晋南北朝的河西走廊是北中国的佛教中心，到了唐代，河西走廊佛教依然兴盛。前凉张天锡所建宏藏寺，武则天时更名大云寺，寺内铜钟至今犹存。莫高窟自北凉以来开凿不断，其中唐代开凿240窟，塑像遗存600余躯。

河西走廊一直以来多民族杂居共处，民族艺术交流融合，隋唐时，艺术成就独树一帜，“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成为唐朝河西走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隋初，以西凉乐等为七部乐，隋炀帝又以清乐、龟兹、西凉、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为九部乐，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又增加高昌乐为十部乐。西凉乐以“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融胡汉于一体，“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9]。西凉乐为乐部名，王国维《唐宋大曲考》说：“西凉自为乐部总名，而凉州则为曲名。”[10]今存唐大曲中，最重要的是《凉州大曲》，它不但形成早，而且对唐代全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牧《河湟》：“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王昌龄《殿前曲二首》：“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凉州大曲外，《甘州子》《甘州》《八声甘州》等（即甘州大曲）也很有名。

如果说凉州、甘州是音乐舞蹈之乡的话，唐代的敦煌则是文化美术之邦。唐代敦煌是国际贸易都市、佛教圣地，佛教的兴盛孕育了多种宣传佛教的艺术形式，以壁画、雕塑为主的石窟艺术达到了创作的高峰，同时也出现了说唱文学——敦煌变文。郑振铎说：“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地可以得到解决了。”[11]

五凉隋唐时期河西走廊音乐、舞蹈、石窟等艺术的辉煌，为河西走廊后世民间口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西宝卷、凉州贤孝、河西小曲戏、河西汉族民歌、裕固族民歌等口头传统就是继西凉乐、敦煌变文之后在民间流传历史较为悠久的口头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