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曹立新：苏联新闻模式与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

【主讲人简介】曹立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厦门晚报》《三联生活周刊》《战略与管理》任记者、编辑，学术专著有《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2012）、《台湾报业史话》（2015）等。

20世纪中国新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与当前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改革有何关联？2014年11月21日，由厦大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厦大新闻学茶座”第3期在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举行。厦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为茶座出席者发表了“苏联新闻模式与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的报告，引发了各方热烈的争议。

何谓苏联新闻模式

曹博士借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这个概念，作为通行的现当代新闻史分期的补充。他认为，20世纪中国的新闻制度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但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后成为执政党，因此，作为国共两党新闻制度来源的苏联新闻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的主要制度。

何谓苏联新闻模式？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在《传媒的四种理论》中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归结起来有四种制度，分别是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和苏联共产主义；所谓苏联新闻模式就是指“苏联共产主义新闻制度”，其核心规定就是排斥新闻的独立性，将新闻媒介视为党和政府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孙旭培研究员在《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中指出：苏联新闻模式是指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体制，是一种否定普遍自由形式的集权制新闻模式。由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新闻体制的总体特征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又被称为“斯大林新闻模式”。1989年3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专门组织关于斯大林新闻模式的讨论。此外，新闻学前辈甘惜分先生曾将苏联新闻模式称为“新闻教条主义”，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则称之为“苏联套套”。

曹博士总结说，苏联新闻模式大致可以这么表述：在媒体性质上，新闻媒体属于党的喉舌，新闻的真实性与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党性原则是一致的；在媒体功能上，宣传至上，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是“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在传播方式上，强调典型报道，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限制批评报道；在制度安排上，传媒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纳入行政级别体系，实行主管主办制，上级党委部门拥有媒体主要人事任免和编辑方针决定权，政府规定和保障传媒的运作资金、设施投资和员工的工资福利，在所有制上属于单元结构。

苏联新闻模式传入中国

曹博士认为，伴随着中国政治发展演变史，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经历了三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的过程。

1.第一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国民党的“党治理论”与宣传工作

第一次全方位学习苏联新闻模式的是国民党。在促成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特别强调宣传工作是国民党的一个弱点，建议孙中山要加强宣传工作。1924年，国民党“以俄为师”，实行改组，将党治理论引进中国，形成建党理论，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垄断政权的政党”。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评论国民党这次学习苏联时认为：“孙中山逐渐确立党治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抹去国民党自身历史中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并且伴随着不断击退来自党内反对派的过程。”

学习苏联对国民党新闻体制和宣传工作的影响，最深远的结果就是一系列党报党刊政策的制定。1928年，国民党中常会第144次会议通过《设置党报条例草案》《指导党报条例》《补助党报条例》等三个条例，从办报方针、人事任免、内部考核等方面借鉴苏联新闻模式。

2.第二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

第二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是延安《解放日报》时期。曹博士认为，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不仅使《解放日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了完全的党报，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制基本得以确立。改版期间，《致读者》《党与党报》等社论和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作了系统而权威的阐释。

曹博士特别强调，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于解决了新闻真实性与党性原则的冲突性问题。该文把真实性、阶级性与党性统一起来，完成了逻辑的论证过程，“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

3.第三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同样是这个时期中国新闻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曹博士介绍说，为了学习苏联新闻模式，一方面翻译引进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献，像《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一、二卷）；另一方面派遣专业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并邀请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华。1954年先后有三个新闻代表团赴苏，分别访问《真理报》、塔斯社、全苏广播系统，回国后整理出版了《学习“真理报”的经验》《塔斯社工作经验》《苏联广播经验》等，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华所作报告或座谈记录也被编成《苏联报刊工作经验》。这四本书成为指导新中国新闻实践的权威教科书。

关于这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的长处，曹博士引用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钱江在《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这篇文章的论述，“当党的领导制定并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时候，党的机关报如鱼得水，能充分发挥‘喉舌’作用，在宣传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生产与思想建设，在批判和抵制错误思想方面发挥极大作用。”他指出，这次学习苏联新闻模式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事业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教条化、绝对化现象严重。

曹博士认为，苏联新闻模式的弊端是导致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重要原因，因此，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提出的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变文风等目标，可以理解为体制内试图突破苏联新闻模式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而终止。1957年为响应党中央百家争鸣的方针，新闻界许多人对苏联新闻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反思和批评，包括对报纸的性质、新闻自由、同人办报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不同观点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观点。1957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章”的文章《我们和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争论什么？》，系统地对这些右派观点进行了反驳，也借此重申了苏联新闻模式的理论原则。

曹博士认为，“1949年到1956年这17年的共和国新闻史可以理解为新闻工具论击败、驯化新闻专业主义并制度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首先集中表现为新政权和保留的民营报业之间发生的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摩擦；接着表现为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试图突破苏联新闻模式的尝试；到了1957年‘鸣放’运动中，又表现为新闻自由主义理念不甘于‘驯服’，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弹。”

最后，曹博士简单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历程。他认为，30多年来，无论是内部行政化的改革还是外部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当代新闻改革依然是对苏联新闻模式的纠正和突破。这一模式的本质规定性能否有所突破，与新闻改革目标能否真正达成密不可分。

（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 毛章清 潘岩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