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时代风气、文化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相通的。这些领域中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其他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文学活动。这是唐代文学，乃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诞生的实际境地。要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突破，就必须要有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在对复杂文化背景的综合研究和相关学科的渗透中，寻求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品性与原理做出阐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其研究已遍及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联系社会变革、文人生活、科举推行、艺术宗教影响等，来探讨其对唐代文学创作及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澄清了许多误解，使唐代文学的背景更加清晰，也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厚重扎实的唐代文学跨学科研究成果，使跨学科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最后20年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但综观这些成果，作为社会生活重要内容且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教育，却未能引起学人足够重视，探讨教育与文学关系的成果寥寥无几。文学是人类的高级生活方式，享受文学生活必须具备文化素养，文化素养形成离不开教育。唐代教育和文学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教育走向定型，文学空前繁盛，这两项社会活动一定有某种关联。探讨唐代教育和文学的关系，揭示唐代文学现象的教育成因，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 前人研究回顾
前人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唐代教育研究；二是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研究。
（一）唐代教育研究
教育学研究领域一直把古代教育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有关唐代教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包括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思想史、教育体制几个方面。通史如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分时段描述了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的教育状况，有关隋唐五代教育的部分，论及文教政策、科举制度、学校设置和教育思想。[1]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考察了古今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古代部分论述较为详细，对了解唐代教育发展情况具有参考价值。[2]类似著作还有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3]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隋唐分卷》以及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4]后者详细描述了教育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对唐代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评价客观。王炳照、阎国华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以孔颖达、韩愈、李翱、柳宗元等几个教育家为中心论述唐代教育思想。[5]
专门研究唐代教育的成果较少。国外以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出现最早，[6]国内仅唐群的《唐代教育研究》一书论述了唐代官学、私学、实科、专科、女子、留学生教育的情况。[7]
2.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体制、教育资源、敦煌教育、书院教育、女性教育、儿童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方面。
教育体制，如宋大川的《唐代教育体制研究》从体制上考察唐代教育，具体分析了尊圣崇儒教育指导思想、政教合一教育体制的建立、官学的管理和特点、私学的类型及特点、养士和取士相结合的选举制度等。[8]刘海峰的《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和《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两部专著专门研究教育和科举考试关系。[9]前书将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置于唐代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尤重教育、选举与政治、文化关系的分析。后书涉及唐代科举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资源，如宋社洪的《唐代士子的教育资源研究》分唐代官学资源、家庭及家族内部教育资源以及家庭和家族以外私学教育资源几个部分，全面分析了不同阶层士子占有教育资源的情况。[10]
敦煌教育，如姚崇新的《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和《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11]高明士的《唐代敦煌的教育》，[12]李正宇的《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和《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13]郑阿财、朱凤玉的《敦煌蒙书研究》和《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14]等对唐代敦煌官学教育进行研究，涉及教材、学郎题记、蒙书等内容。
书院教育，如王炳照的《中国古代书院》、[15]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16]李国钧的《中国书院史》、[17]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等，[18]对唐代书院均有涉及。严耕望的《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详细考察了唐人读书于山林寺院风尚的由来、原因以及地域分布，对探讨书院起源很有帮助。[19]
女性教育，如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的《中国女子教育史》和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20]有部分章节涉及唐代女性教育。
儿童教育，如乔卫平、程培杰的《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和廖其发的《中国幼儿教育史》，[21]对唐代儿童教育均有涉及。
留学生教育，如高明士的《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论及唐代教育对日本、新罗等东亚国家的影响。[22]严耕望的《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23]谢海平的《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和党银平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等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唐代留学生教育问题。[24]
3.资料汇编
资料汇编，如孙培青的《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对唐五代教育资料收集详尽。[25]程舜英的《隋唐五代教育制度史资料》在专题下以编年形式排列了隋唐五代教育制度资料，并对资料做了简要说明。[26]尹德新的《历代教育笔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对唐代笔记小说中的教育资料有详尽钩稽。[27]
上述成果主要来自教育史学界。这些成果为本书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三方面支持：一是知识支持。教育和文学分属两个学科，教育史学者以专业的观念、方法、术语描述唐代教育活动，有助于笔者从整体上了解唐代教育活动概况和使用行业用语讨论唐代教育问题。二是开启思路。教育史学者关注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书院、蒙学、女性、留学生等问题，有助于开启考察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的思路。三是资料线索。教育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不仅资料汇编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他成果征引的文献也为笔者查找相关文献提供了线索。
除了古代教育史研究成果以外，现代教育学论著也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唐文忠的《教育学》，[28]常春元的《教育原理》，[29]美国学者大卫·G.阿姆斯特朗等的《教育学导论》，[30]罗伯特·斯莱文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等。[31]
（二）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研究
唐代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导风气之先的著作是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32]之后类似研究相继涌现，论题涉及宗教、士族、地域、园林、幕府、交通、文馆、乐舞等方面。[33]但唐代教育与文学关联性的研究就显得较为欠缺。就笔者所见，尚无专著出现，仅有三部著作中的部分章节涉及这一问题。如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首次辟专章“唐代的教育与文学”，讨论唐代自学风气及其成因。[34]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有专章“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讨论唐代关中士族的教育情况。[35]郭英德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中有“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性特征”“柳宗元永州时期的文学教育活动”“唐传奇与进士科的文学教育”和“沈亚之的文学教育与小说创作”四节论及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36]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一些学位论文开始以教育与文学关系为选题。如戴军的《唐代寺院教育与文学》探讨了唐代官学衰落的原因、唐代寺院教育的环境、寺院教育与文学三个问题，论及寺院题诗形态、寺院讲经对习业士子的影响、佛教对唐人丧葬仪式的影响以及与小说之关系。[37]该文所论寺院教育属于唐代的私学教育的一部分，文体也只限于寺院题诗和小说。童岳敏的《唐代的私学与文学》选取私家讲学、家学、隐居读书、书院习业以及私塾教育几个专题，探讨教育现象与文学的关系，从教育角度对一些文学现象做出了阐释。[38]赵楠的《唐代的教育和教育诗》论及唐代教育政策与选才方式、教育历程和教育诗等问题，[39]唐代训蒙诗、家训诗和格言诗是其研究重点。
在探讨私学与文学关系方面如康震的《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性特征》，该文分析了唐代私学教育繁荣与科举制度关系，课程体系、教育内容从经史向辞章转变等问题，认为私学教育具有多元化、个体化、自由化的特征，私学学生来源多样、教学形式多样有益于文学接受和传播。[40]
上述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留下了开掘空间：其一，基本探讨唐代教育活动某个侧面与文学的关系，对唐代教育与文学发展关系的整体把握不够充分；其二，对私学与文学关系的讨论较多，对官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三，专题研究挖掘不够深入，更多问题尚待发掘。
二 思路与方法
教育和文学都是社会活动，各自由很多因素构成，找到两种活动的哪些层面、哪些部分、哪些要素发生了确切关联，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此本书不对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做概论性描述，只选取两种活动之间有确切关联的一些视角，证明唐代教育活动对文学活动确实产生了影响，以期从更多确切关联中真切揭示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的存在。
本书分上、下两编共八章展开：前四章视角略微宏观，分析唐代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以及唐代重要文学现象的教育背景；后四章则从微观入手，探讨唐代童蒙教育、女性教育、留学生教育以及书院教育与文学文化的关系。
教育包含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材等基本要素。在教育制度方面，本书选择从教育资源配置角度出发，拈出教育资源社会化这一关键词立论，讨论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促使文人群体扩大这一问题。
教育内容方面，本书选取了经学和文学两个角度。经学教育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因此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个时段讨论。每个时段从经学教育的变化入手，探究经学教育对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唐代文学教育内容丰富，文学教育就是依托于类书、《文选》、诗格、韵书等教材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形成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表达技巧层级不断提升的知识技能培养体系。文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练习再到体会感悟等各个阶段，都有教育活动参与。文学教育在唐人创作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迹，从内容借鉴、题材取资、典故吸纳、对偶采用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文学教育对唐人创作的影响。唐代文学教育兴盛，是唐前文学的高度发展、唐代君主的大力提倡和科举取士的诱导刺激三方面合力促成的。
唐代有些重要文学现象的产生与教育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本书选取了有唐一代不同时期的几个文学现象，分析其出现的教育背景。具体围绕唐初文教政策与四杰文学理想建构、景龙文学盛况出现的教育背景、盛唐帝王师式诗人出现的教育背景、中唐古文运动的教育背景几个问题展开。
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这就关涉到了唐代的童蒙教育。本书从蒙书出发进行考察，分别讨论了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力图通过对蒙书的考察进一步透视唐代童蒙教育的状况，如童蒙教育中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和强烈的应试性倾向等。唐王朝幅员辽阔，各地童蒙教育差异很大，本书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者三个方面对比中原和敦煌两地的童蒙教育，进而分析因教育差异导致的儿童诗歌创作的不同。
唐代很多女性接受教育，涌现出许多女诗人。本书从《女孝经》和《女论语》两部女教书入手，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进而分析这些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唐代女性接受教育的成效除了直接体现在诗歌创作上外，也有其他展示方式，歌伎传唱和寡母教孤就是与唐代文学传播与传承密切相关的两种展示方式。
唐代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在教育上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形成了留学生这一特殊受教育群体。本书分析了唐代教育开放性特征形成的时代背景、具体表现以及唐代成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唐王朝除满足外邦学子渴望学习大唐先进文化的要求之外，还特设宾贡科照顾外域士子在唐及第的愿望。本书对宾贡科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对“宾贡”一词意涵的演变和丰富、学界关于宾贡科存在与否的争议、宾贡科及第留学生之去向等问题作了考察。唐代的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中央官学六学馆习业，因此接触到了文坛核心的文人并与他们酬唱往来，诞生了一批诗文作品。对他们的诗歌交往和此种交往之于双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本书讨论的内容之一。留学生回国以后，大都能积极参与到本国教育体制的构建之中，在唐代先进教育文化被异域借鉴吸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归国时带回的典籍以及他们自身的汉文学创作，也促进了海外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书院肇端于唐，盛于宋，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式微，垂千年之久，是融藏书、教育、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唐代是书院的萌芽时期，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书院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尚难做出深入分析。然而根据现存史料，却可以发现唐五代书院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和儒学复兴的密切关联，这反映出唐五代书院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联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把教育与文学关系放置在唐代社会发展总体背景之中，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同时努力将史实考辨与理论阐发相结合，将综合考察与具体问题分析相结合，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还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唐代与唐前、唐代不同时期、官学与私学、中原与敦煌、留学生与本土文人相比较，在比较中凸显各自特点，呼应论题。此外，教育的作用并非都是显性的，很多时候教育效果是潜移默化的，往往较难界定，因此本书在论述中还采用了辩证分析方法，合理适度地解读教育对文人产生的影响和对文学所起的作用。
[1]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2]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4]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研究·隋唐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6] [日]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不昧堂1953年版。
[7] 唐群：《唐代教育研究》，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
[8] 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9] 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0] 宋社洪：《唐代士子的教育资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
[11] 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姚崇新：《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
[12]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1986年第4卷第2期。
[13] 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14]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5]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
[16]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17]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8]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9] 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
[20] 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1] 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廖其发：《中国幼儿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2] 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3] 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
[24] 谢海平：《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25] 孙培青：《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6] 程舜英：《隋唐五代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 尹德新：《历代教育笔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年版。
[28] 唐文忠：《教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 常春元：《教育原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0] [美]大卫·G.阿姆斯特朗、肯奈斯·T.汉森、汤姆·V.赛威治撰：《教育学导论》，李长华、李剑、汤杰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 [美]罗伯特·斯莱文撰：《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姚海林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
[32]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3] 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见拙文《21世纪唐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回顾——兼论跨学科学术研究方法》，《山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4] 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35]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6]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7] 戴军：《唐代寺院教育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
[38] 童岳敏：《唐代的私学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
[39] 赵楠：《唐代的教育和教育诗》，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
[40] 康震：《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性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