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两个表现

“教育资源”一词在国内大约出现于1982年，“指社会为进行各种教育所提供的财力、人力、物力条件”。[1]近20多年来，“教育资源”已成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其含义也被重新界定，“是指教育领域通过社会总资源配置所取得的所有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总和”。[2]这仅是从经济学角度给“教育资源”所下定义。其实教育资源还应包括信息、技术、文化、课程、制度等资源。[3]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是在教育过程中投入的一切要素和条件的总称。教育资源社会化程度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的教育普及水平。在唐代，接受教育、读书就学已不再是少数特权阶级的专利，而是大面积普及于整个社会的一种现象，具有显著的社会化特征。衡量古代教育资源是否实现社会化有两个指标：一是官学是否向平民开放，二是私学是否足够发达。唐代恰好在这两方面做出了成绩。

一 官学的适度开放

在孔子授学以前，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尚书》《周礼》中都有贵胄子弟教育的记载。秦朝统一天下，奉行法家思想，韩非“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4]是秦朝制定教育政策的思想基础。秦朝的教育内容仅限于法令，教育者仅限于官吏。就受教育者而言，李斯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5]可见，在秦朝，只有士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才能享有教育资源。简言之，秦朝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受众情况为：法令之外无学，官吏之外无师，士之外无受教育者。

汉代提倡儒学，官学大兴。武帝置五经博士，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6]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标志着太学正式设立。之后太学人数不断增加，昭帝时有100人，宣帝时有200人，元帝时有1000人，成帝时有3000人。太学生入学资格有二：一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7]；二是从地方（郡、国、县）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8]者。前一种是正式生，后一种“得受业如弟子”，[9]为非正式生。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朝廷规定一定等级的官员子弟享有入太学学习的特权。《后汉书·孝质帝本纪》载：“（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10]汉代虽然有一些出身寒微而有志于学者被送入太学读书，如太学生倪宽、翟方进等，[11]但这样的例子较少。此外又有鸿都门学，生员皆是“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12]这些被征召的生员没有明确的身份等级限定，其中或有出身寒微者。汉代又有四姓小侯学，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设立。汉代州郡官学多有名无实。总体说来，汉代官学最初开放程度较高，之后等级性渐强。

魏时学官不受重视，一般学子入学只为躲避徭役，士族子弟以与寒族子弟同学为耻，不愿入太学受业，[13]教育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晋承魏制，延续了太学制度。到武帝泰始八年（272），太学生员已增至7000余人，后诏令裁减，生员仍有3000人之多。西晋为了区分士庶，设立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员子弟才有资格入学。

南朝近170年间，学校教育时兴时废。宋文帝元嘉时期官学教育繁荣，开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14]又兴复国子学。南齐设立国学，生员有一二百人，基本为贵胄子弟。梁武帝时中央官学有五馆、集雅馆、国子学、士林馆，生员亦多为贵胄子弟。陈朝享国年短，教育日趋没落。

北朝各代政权都重视教育。据《北史·儒林传序》载：“魏道武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15]生员都是贵胄子弟。北魏州郡学规定：大郡学生100人，次郡学生80人，中郡学生60人，下郡学生40人。朝廷规定录取原则为：“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等。”[16]地方官学生员先高门士族子弟，后中等阶层子弟，寒门庶族子弟很难获得受教育机会。北齐有国子寺，计划招收学生50名，太学生200人，四门学生300人。实际上唯置国子一学，学生数十人而已。中央官学尚且如此，州郡之学更是有名无实。北周除太学以外设麟趾学，令在朝有艺文者，皆可预听，其中或有出身寒门者。

唐代中央官学有六学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和算学。规定不同出身学子入不同学馆。《新唐书·选举志》载：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17]

尽管唐代中央官学生员入学身份规定仍带有等级特征，但也有两点进步：其一，唐代以官爵确定子孙入学资格，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官学教育资源多为门阀士族子弟占据是一大进步；其二，明确规定中央官学中，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允许庶民子弟入读，说明唐朝在中央官学教育资源享有者身份限制上较前代宽松了许多。

唐代地方官学有州、县、乡、里四级学校，分三种类型：经学、医学和崇玄学。唐代对地方官学的学生名额做了明文规定：“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18]学生大多是庶民子弟。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还规定，地方官学学生可以升入中央官学中的四门学读书。《唐会要·学校》载：“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19]《新唐书·选举志》又载：“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学。”[20]这样的层级进补政策，使庶民子弟通过努力获得更优质的官学教育资源成为可能。这在此前任何朝代都是没有过的。

与前代地方官学多有名无实不同，唐朝地方官学举办持续而稳定，范围一直延伸至乡、里。唐代敦煌地区设沙州，领有敦煌、寿昌两县。法国巴黎藏P.2005的敦煌写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见图1）残卷，记载了沙州府官学设置情形：

图1 法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
资料来源：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第2页。

州学

　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

　堂内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县学

　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

　先圣及显示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医学

　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21]

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唐代敦煌地区沙州地方官学不仅有州学和县学，而且有医学。从敦煌莫高窟第12窟东壁门所绘当地学堂图像中还能更直观地看到学堂具体规制（见图2）。画面中学堂为一座院落，院中心有一座单檐庑殿建筑，是学堂正房，供教师使用。图正中有一人持书端坐，仆役毕恭毕敬献茶，持书者当是博士。博士右边另有一人持书侍坐，当为助教。院内两侧是学郎学习场所，课桌由木板支成，学郎坐方形土墩，课本展开平铺桌上。

图2 敦煌莫高窟第12窟东壁门
资料来源：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第6页。

再看另一份敦煌文书《唐西州某乡户口帐》中的一件残卷：

该文书是唐灭高昌后，西州某乡原高昌旧臣民首次向唐朝申报户口的文书。其中第18、19、20行涉及西州地方官学，可见其中有医学生、州学生和县学生。有学者认为这一残卷产生年代当在唐灭高昌后的一二年间，[22]这说明唐朝十分重视州县官学，灭高昌后在西州地区很快设立了官学。从学生数量和所占人口比例推算，西州地方官学还很发达。依唐令，西州当为下州，[23]西州诸县中高昌、天山为上县，柳中、交河、蒲昌为中下县。[24]唐制，下州官学规模是“经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一十人”。[25]诸州县学规模是“诸州上县……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诸州中县……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五人。诸州中下县……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诸州下县……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26]有学者根据这些规定和文书残卷中最后三行关于州县学的记载推测，该地医学生、县学生、州学生总数当在10人以上，远远高出西州学生数占总人口数的平均值0.5%。[27]这说明西州地方官学教育很发达。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唐代地方官学教育不仅有名有实，并且遍布各地，敦煌地区官学教育尚且如此发达，其他地区官学教育的繁荣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二 私学的高度发达

私学是官学的补充机制，尤其在蒙学阶段，教育活动主要靠私学完成。

孔子开始私人授学，“有教无类”，使更多平民子弟得以享受教育。秦朝“以吏为师”，压制私学。汉代私学兴起，汉代私学除了教授蒙学以外，还有更高一级设置，即经馆，又叫精舍或精庐。教师是没有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经师，或者边做官边讲学的官员，或者罢官后讲学授徒的学者。私学使更多平民子弟得以接受教育。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虽有私学，但却未能持续和普及。

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私学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私学得以空前繁荣。从类型上而言，唐代私学主要有隐居读书、私人讲学、私塾、家学、寺学五种类型。[28]就学子身份而言，无论是贵族豪门子弟，还是庶民百姓子弟，都可利用私学资源，拥有同等受教育权利。唐代私学教育方式灵活，士子可以学兼多门，教师可以四处授业。有书生少年寻师访学于深山古刹，有鸿学硕儒广招门徒于全国各地。唐代私学教育继孔子之后，再次打破“学在官府”的限制，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卓有成效地贯彻到教育实践中。本书将于下一节“制度的完善”中具体申述唐代私学高度发达的状况。

总之，无论是官学开放程度，还是私学发达程度，都证明唐代教育资源已经高度社会化。有学者曾这样概括唐代教育：“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学校的覆盖面较广，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唐朝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有州县学，甚至在乡、里这样的基层组织也鼓励人们创办学校，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共同负担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重任。”[29]

唐代教育资源高度社会化，使更多人获得了文化素养，使唐代文学活动主体规模得以空前扩大。白居易《与元九书》曾谈到其诗被广为传诵的情形：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30]

白居易诗被到处题写，在“士庶、僧徒、孀妇、处女”各类人群中广泛咏唱，说明这些人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由此足见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对文学繁荣贡献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