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新发展阶段中国精准扶贫的走向

一 新发展阶段中国精准扶贫的走向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这意味着中国将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逻辑，制定好脱贫攻坚的“时间表”“任务包”“路线图”的基本蓝图，通过实现“四个转变”，实施“五个一批”，做到“六个精准”，落实“十大工程”，初步形成了精准扶贫的中国方案。其中“四个转变”是精准扶贫的工作模式转变，具体是指：一是创新扶贫开发路径，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二是创新扶贫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转变；三是创新扶贫开发模式，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四是创新扶贫考评体系，由侧重考核地区经济发展指标向主要考核脱贫成效转变。“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的实现途径，具体是指：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具体工作思路的展开，具体是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十大工程”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突破口，具体是指：干部驻村帮扶工程、职业教育培训工程、扶贫小额信贷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电商扶贫工程、旅游扶贫工程、光伏扶贫工程、构树扶贫工程、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扶贫龙头企业带动工程。[2]

精准扶贫的中国方案也即“中国式扶贫”，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亮丽篇章，同时也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减贫成就获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肯定，减贫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多个国际重要场合盛赞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委派的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2016年访华后接受采访时亦高度肯定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联合国发布的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贫困和共同繁荣》报告也指出，中国减贫的卓越成就推动了全球贫困人口的下降。[3]2018年12月，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农村贫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决议，该决议明确写入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精准扶贫”“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现了中国智慧，为国际农村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4]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与国家发展相适应，中国的精准扶贫亦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精准扶贫，将从绝对贫困治理走向相对贫困治理，从收入贫困治理走向多维贫困治理，从农村贫困治理走向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从整体发展方向来看，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精准扶贫将逐步走向“五化”，即常态化、专业化、社会化、制度化、智慧化。

一是常态化。精准扶贫的常态化，是指趋向正常的状态，它是相对于集中式脱贫攻坚而言的，是相对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超常规”举措、“举全国之力”而言的。在全国打完这场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的精准扶贫将走向正常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常态化精准扶贫，依赖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以完善民政兜底保障机制为基础，整合常态化助业、助学、助医资源，形成一整套的精准扶贫体系，才能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反贫困的可持续性。

二是专业化。精准扶贫的专业化，是指扶贫方式的专业性，扶贫要根据贫困地区和人民的实际情况进行。在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作为以改善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和追求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工作，一直将参与反贫困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2017年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就出台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民发〔2017〕119号），对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做出了更加具体的安排，开拓了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服务领域。[5]该《意见》指出，社会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关系调适、能力提升，帮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我脱贫信心、拓宽致富路径、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对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和反贫困中地位和角色的积极认定，也为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和反贫困进一步指明了方向。[6]社会工作本身的特点为其介入精准扶贫提供了依据。社会工作是一门旨在“助人自助”的福利性专业，帮助贫困家庭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起源看，扶贫是社会工作的起点；从历史看，扶贫贯穿于社会工作发展全过程；从理念看，扶贫蕴含着社会工作的价值。[7]贫困救助包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领域，它是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领域。社会工作者凭借专业知识和科学的助人方法，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服务，使受助者恢复和提升社会功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满足需要和获得自我实现。[8]社会工作专业化力量的参与是中国精准扶贫的重要特点之一，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着力实现造血型、能力发展型反贫困，专业化的力量必不可少，这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度介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是社会化。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是指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等社会化力量的参与。社会参与的主体包括社会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媒体、专业机构等。中国的精准扶贫，强调调动全社会扶贫的积极性，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9]。前期中国的脱贫攻坚，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近7000家省级社会组织专门立项开展了脱贫攻坚活动，投入资金近200亿元，受益贫困人口约1600万。[10]新发展阶段的精准扶贫，社会化力量的参与将进入常态化。

四是制度化。精准扶贫的制度化，是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精准扶贫，初步形成了贫困户脱贫认定机制、贫困县退出机制、扶贫广泛参与机制、扶贫绩效评估与监督机制、脱贫工作责任制在内的层级化、系统化的工作机制[11]等一整套的制度机制。但是精准扶贫进入新发展阶段，从收入贫困治理走向多维贫困治理，从农村贫困治理走向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其中的扶贫制度机制体系也将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既要在农村地区保留吸收原有的先进经验，又要经历城市体系的资源融合与体制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精准扶贫体系。

五是智慧化。精准扶贫的智慧化，是指扶贫手段和方法日益建立在信息化和大数据开发的基础上。伴随着中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精准扶贫将日益走向信息化、精细化、智能化、智慧化，而智慧化是最终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如贫困对象的界定可以借助大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凭证。贫困对象的帮扶平台，可以体现为一定范围内贫困对象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有线上的资源对接，也可以有线下的精准服务，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精准帮扶。

本书所要介绍给大家的“南京市级重点困难群体帮扶行动”社会工作实务项目，既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发展阶段进行相对贫困治理、多维贫困治理和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的初步探索。该项目充分体现了精准扶贫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是城乡一体化贫困治理的一次创新实践。下面概述项目的来源、服务对象及服务内容、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创新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