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秦汉时期政教关系初具雏形

一 秦汉之际的思想转型

秦王朝从商鞅变法开始，就一直用法家思想治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贾谊：《新书·过秦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从一定意义上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政策的胜利，也是商鞅变法精神在全国的普及。从客观效果的角度看，秦国的以法治国适应了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时代要求，形成了强大的国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业。

法家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利用人逐利的本性进行胁迫和诱导，通过“奖励耕战”的具体措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韩非子·八经》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人有趋利避害之情，故人主可以利用赏、罚“二柄”以立威势。只要“势行教严”，臣民虽反感但不敢违背，不满而不敢非议，所以严厉管教是教民向善的最好办法。秦王朝建立之后，有儒学博士建议秦始皇恢复西周的封建制，其初衷是为了缓和社会上的尖锐矛盾，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宰相李斯认为儒家所主张的封建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坚持秦朝立国的郡县制原则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正确的主张。但是他进而主张：“‘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记·李斯列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化方法，表面看来实现了全国思想上的统一，人民在严刑峻法面前噤若寒蝉，缄口不言。但是须知，法律制裁与道德教化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法律对于罪犯只能“禁之于后”，但是却不能“预之于前”。以法律代替教化，实际上是不要教化。没有精神内核的“以法为教”使秦王朝丧失了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这是其致命的缺失。[1]

汉高祖刘邦从反抗秦王朝暴政的农民起义中起家，又经过几年的楚汉战争，终于建立了汉王朝。汉王朝继承了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另一方面也在治国方法上采取了一些调整。汉初自惠帝至武帝之间约70年时间，黄老思想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惠帝时宰相曹参曾请教道家学者盖公如何治国：“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关于黄老之术的性质，其实质是一种道家与法家相结合的“黄老刑名之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道家的“无为而治”和法家的“严刑峻法”貌似统治手段的两个极端，但是从思想发展的过程看，其内部又有本质的关联性。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者，基本都是用道家的“天道自然”思想来否定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为自己的变法主张进行论证，韩非的《解老》和《喻老》就是典型。

当代学者金春峰曾经指出：“黄老思想，正如帛书所表明，本身就是一种法家思想。它对政治、人生、社会、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情谊；不乞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唯有法律、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2]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汉初的政治家吸取了秦王暴政亡国的教训，减轻了对民众的压迫，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通过教化，进行政治合法性建设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汉王朝建立，自高祖皇帝始，时时以秦朝前车之鉴为训，不断调整自己的治国政策。从秦至汉，最根本的转折就表现为以法立国经过黄老无为而治，最终实现了以儒立国。汉初几位著名儒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教化”就是其中讨论的重点问题。汉初儒生陆贾认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贾谊也认为，秦朝的覆亡在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新书·过秦中》）秦王朝法网不可谓不严，官吏不可谓不强，但是短短十几年就亡国了，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那么王国如何行德政呢？其根本方法就是推行教化。陆贾认为：“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故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新语·无为》）再严苛的“法教”也不能使人产生孝悌之心、廉洁之行，因为道德是靠教化培养出来的，不是靠法律惩罚出来的。所以教化是推行仁政必不可少的措施，甚至是根本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