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秋战国政教关系的嬗变

一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

1949年，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斯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在对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对比之后，雅斯贝斯发现：“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1]广义地讲，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狭义地讲，就是公元前500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了一大批影响后来几千年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思想家，因此他将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如果从中国历史看，正好是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列国纷争、诸侯争霸的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华大地再一次进入大一统时代。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仅仅因战乱而著名，关键在于那个时代诞生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家，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雅斯贝斯接着论证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 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2]雅斯贝斯所列举的名字，是人类历史上闪烁最灿烂光芒的思想明星，这是任何学习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并不新鲜。但是难能可贵的是，雅斯贝斯发现了这些思想伟人之间的联系，即他们都生活在大致相近的500年中，但却分布在当时看来距离遥远、互不相关的三个独立地区，就显得有点新颖和神秘。

更为神奇之处还在于：“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3]“轴心”的概念取自于车，车轮滚滚，但是其转动始终离不开轴心的规定。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无论后世经过了怎样的发展，人们总是在重复思考、论证着轴心时代先哲们发现、思考的问题，并用轴心时代思想家们提供的精神动力，解决每一个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比如西方中世纪末期，面临基督教政教合一统治的黑暗时代，15世纪之后的启蒙思想家们展开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运动——文艺复兴。为什么不叫文艺解放而叫文艺复兴？就是因为那个时代锁定的目标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人性解放、人本主义精神。而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社会价值崩溃、道德状态每况愈下的局面，人们也只能到古圣先贤那里去汲取营养，出现了持续的、自下而上的“国学复兴”局面。

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思想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4]也就是说，在轴心时代人们认识到了个人的局限性与社会整体的存在，开始寻找自我的定位，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目标。雅斯贝斯所说“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就是指在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几乎同时建构了自己文化体系的终极价值，并以此指引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得出的结论，即使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5]孔子、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以赛亚、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已经将人的思想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为此后的人们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找到了可通之途。轴心时代贤哲对于政教关系的理解，同样也成为中西方社会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