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前几天，眼看此书即将出版，丈夫好奇地问我，最早研究太仓库的人是谁。给他解答后，我头脑中涌现出此书的选题和成书过程，想起这么多年来帮助我的师友，随撰成此文，权作书序。
有关太仓库的研究成果中，至今影响较大的首推20世纪70年代香港学者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两篇文章。大约同一时间，黄仁宇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对太仓库进行了非常简短的初步考察。80 年代，我的导师赵轶峰教授在其硕士论文的附录《明后期太仓收支数字考》中，对全氏二文进行专门考察，指出它们存在未区分太仓库实际收支与预算收支等根本问题。90 年代，我的博士后导师南炳文先生在其《明史》中对包括太仓库在内的明代晚期中央库藏体系进行过简要但重要的考察。他们，是太仓库研究的核心开拓者。
2007年，已经跟随赵老师读博三年的我，突然萌发了对明代经济史的浓厚兴趣，各种问题如排山倒海一般，一波又一波地在我头脑中不断涌现。但是，这么多问题，哪些是核心问题？又有哪一个能够成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呢？困苦之际，赵老师抛出他长期珍藏的太仓问题，推荐我关注“明代万历时期的太仓收支”。自从他的硕士论文以来，赵老师一直想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但分身乏术，久久未能如愿。
我如释重负，立即着手搜集明代太仓的相关史料，但很快发现，不从其成立源头上考察，根本就无法理解万历时期的“太仓”。听了我的反馈，赵老师为之一动，接着一字一顿地郑重说道：“《明代太仓研究》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我当场傻眼，要研究整个明代的太仓吗？太难了吧？可是，不这样做，又怎能理解“太仓”到底是什么呢？
于是，我从早到晚，从周一到周日，从寒假到暑假，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在《明实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史籍中苦搜“太仓”的史料。可是，一二百万字史料到手后，我仍然一头雾水。时间所限，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分类整理和排比这些史料，撰写大纲由此而成。渐渐地，我明白了，明代的“太仓”有两重基本含义：一是指专门存储户部漕粮的粮仓，即京仓、通州仓及临清等地的各水次仓，二是指专门存储户部白银的银库，全称“太仓库”或者“太仓银库”。就此，我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明代太仓库研究》。
赵老师说过：“博士论文不仅是一个多年学习、研究的成果，而且是一个学者一生学术成长、建树的关键环节。”一路走来，我越来越信服导师此语。本书最核心的基础，当然首推我的博士论文。除此之外，紧紧围绕太仓库研究，其他层面的学习，要么其成果被逐一纳入此书，要么在思想上对此书产生了无形影响或熏陶。
第一个层面是我的博士后研究。2010 年，我来到南开大学，在南炳文先生指导下开展博士后研究。进站后，我摘取博士论文中的核心创新点，修改完善成小论文予以发表。记得我把《明代太仓库称谓考》的论文初稿送交南先生审阅后，南先生说：“此文功力甚厚。”哈哈，不管是否纯属客套，这句话还是让我很受鼓舞，记忆至今。不久，我的另一篇小文《明代双轨盐法体制研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这让我非常意外和感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编辑和匿名审稿者顿生敬佩之情，毕竟我只是一名尚未出站的无名博士后而已啊。2012年，我完成《明代财政史料与〈明史〉校勘》，顺利出站。
第二个层面是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2012 年，在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的基础上，我以《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为题，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记得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刘晓东老师问我一个问题：“你的研究显示，明代中后期的大部分年份，户部太仓库一直收不抵支，处于赤字状态。那么，明朝为何还能继续生存上百年的时间呢？”此后多年，这个问题时时萦绕脑际。同时，我也好奇，明朝建立74年后，即正统七年，太仓库才告成立。那么，在它之前，明中央政府的核心库藏是怎样的呢？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的目光越过太仓库，继续向前搜索，聚焦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的内库制度上，相继发表《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明代洪武时期内库财政收支特点及历史影响》。之后，又顺着明初内库，一路追踪内库和太仓库的互动演变，直至明末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时期，并相继发表《明万历时期内库财政运行中的公与私》《明代的内府十库》。2013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台湾邱澎生老师读了我的参会论文《明代内库的皇室财政专属化演变》，对我说，他的一位学生早就在研究明代内库，但这篇论文才让他有真正理解之感。会后，他将此文推荐给了台湾《明代研究》。台湾《明代研究》的投稿经历，甚为愉悦。该刊把三篇审稿意见全文匿名转发给我，其实等于给了我一次直接接受三位老师一对一指点的机会；从文字和排版方面，该刊编辑的细心和耐心，让我印象深刻，深为感动。
2017年，我的《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国家基金项目申请结项，并因此收到专家们的匿名评审意见。这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提升机会。针对专家们的意见，我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对明代军饷供应制度演变脉络的梳理，用力更多。因为自博士毕业后，我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明后期北边军镇的军饷供应对太仓库的白银依赖程度如此之深？这个问题的深入考察，让我对明代屯田制度、盐法制度、民运税粮、京运年例银，以及边镇军饷供应由粮布等实物演变为白银的重大影响，有了更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第三个层面是对国外学术界的观察和学习。2013 -2014 年，受工作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的资助，我到加拿大拉瓦尔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其间，我在该校李晟文教授的帮助下与该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进行交流，并能直接到老师们的课堂上现场学习。该校图书馆便捷的国际借阅系统，更是直接把遥远欧洲的相关藏书借来免费给我阅读。
大约在此前后，我通过网络集中观看了一批欧美国际著名大学的公开课。解读2008年金融危机的纪录片《监守自盗》，让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运作和财税制度的本质特征，有了初步印象。
2017年，因参加欧洲经济思想史年会的需要，我专门撰写了《张居正的财政思想研究》作为小组会议的宣读论文。此次经历，让我对财税制度背后的人及其思想予以关注。
所有这些，不但开阔了我的视野，还拓展了我对国际相关学术现状的了解，让我能够对明代和同时期的西方财政制度演变道路略做横向比较。
第四个层面是我在贵州财经大学期间的教学工作。自2011 年起，每次我教《中国财政史》和《中国税收史》课程时，我都有意选择不同作者的教材。十年下来，国内中国财税史的现行通史教材，大部分我都认真学习了一遍。这种通贯的纵向学习，让我有一种更宏大的观察视角来思考明代财税制度的基本特色。同时，教课过程中延展学习的当代经济学者吴敬琏、温铁军、吴晓波等人的著作及中央政府经济文件，让我在明代财政和当代经济之间略有体悟。
第五个层面是我在贵州省县级单位的挂职经历。2017 年9 月到2018年9月，贵州省统战部选派我到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挂职学习。这真的是一次奇妙的经历。长期以来，我只是一名学生、学者，工作范围仅限于学校、图书馆、书本和学生。此次挂职，让我得以亲自参与到县级行政体系的具体工作中，亲身经历贵州省的基层扶贫工作。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义龙新区管委会领导班子会议时，我的那份新鲜感和好奇感。作为一名研究明代财税制度的学者，能有这样一次机会现场学习国家制度和政治权力在县-镇-村层面的落实及运作，真的非常难得和宝贵。这次经历，让我在历史和现实、制度和施行之间略有链接。
第六个层面是我人生与学术的二元对立观。听说，好的作品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我的研究和我的生活似乎存在巨大鸿沟。我的人生困惑是通过业余学习来寻求答案，专业学术研究则是我在世上谋生立命的路径。自从1990年读本科以来，我长期持续地利用业余时间关注各类专业以外的书籍和信息，试图就此理解人生。一些困惑和问题解开了，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进入高校工作后，随着生命困惑的增加，我对太仓库和明代财税制度的研究热情渐渐冷却，对整个科学研究方法和体系日感失望。我试图躲避、逃离甚至放弃，并努力探寻其他路径和出口，但专业的力量像是风筝线，一次次又把我拽回。本书的缺陷和纰漏，乃至19年的定稿拖延至今年出版，都与此二元对立观不无关系。如何消融二者间的鸿沟，我至今没有答案。
自2007年从导师赵轶峰教授手中接过明代太仓库这一研究问题，到今年此书的出版，已经有15个年头。其间，我接受过太多师友的帮助。硕士、博士求学期间，赵老师除了在学术上孜孜教诲，还经常和师母许老师款待我们。与赵现海、王雪萍、陈超、谢进东、李媛、李佳、黄艳、陈玉芳等同门的探讨和交流经常会碰撞出火花、爆发出欢笑。梁曼容、刘喜涛、刘波、王延栋、王敏、曾斌、魏鹏扬等挤出很多时间帮我校对论文。从那时直至今日，师弟王伟经常帮我寻找重要史籍；胡克诚与我研究方向相近，我常常请他对我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而每次我都不会失望。博士论文答辩会及其前后，赵毅、罗冬阳、赵克生、刁书仁、赵中男、胡凡等老师先后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若干完善建议。博士后期间，南先生对学术的异乎寻常的坚韧追求，让我常常叹服。师母刘老师的开朗性格，让我每每怡然。何孝荣、庞乃明、张献忠、李小林、张丽敏等老师在生活上照顾我、在学术上激励我，让我在南开的时光愉悦而充实。加拿大访学期间，李晟文老师和张丽英老师，从学术、饮食、居住、交游等方方面面细致入微地予以关照，让我迅速适应并享受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贵州财经大学黄静院长、西南交通大学付志宇教授、河北省地税局李胜良研究员等，帮助我在中国财税通史的学习和交流方面逐步深入。《东北师大学报》《贵州社会科学》《古代文明》《财政监督》《故宫学刊》等刊物在论文发表方面给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渐有学术自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晓红编辑负责本书出版工作，也给我很多帮助。
该书的出版费用，除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外，贵州财经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的资助也非常重要，在此一并致谢。
苏新红
202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