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宗教和当代世界
当人们拉开21世纪的序幕、走进当代世界时，充满着对现实的焦虑、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公民已有着同住“地球村”的亲切，相遇和交往亦前所未有。作为有限的人类存在，大家共有着对困苦的担忧、对幸福的期盼。但“全球化”的“共聚”能否带来“全人类”的“共同”，这一直是困扰着当代人们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中国人民终于在“百年梦寻”后于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向世界发出了善意的呼唤，表达了在新的时期“求同”的愿望。然而，在这前前后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人们在认知上和实践中如此大的差异与分歧，各种鸿沟造成的陌生感和距离感，使不少人再次从梦幻中惊醒，不得不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之中。这一现实告诉我们的确已生存在“同一个世界”，却不能轻言我们能够真正享有“同一个梦想”。多梦的人类仍使我们在“同一个世界”的经历复杂、艰巨。那么，在这一客观现实的世界和仍似遥远的“梦幻”之间，“宗教”能为我们当代存在与发展提供什么、做些什么呢？
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宗教的多元存在毫无疑问乃对整个国际形势、社会走向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全球化”的现实，宗教与世界有着复杂交织，并会使其历史的积淀在现实问题上得到浓缩的反映，因此可能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宗教的当代走向和现实社会功能更是将直接影响到这个世界能否“可持续发展”，而现代社会对宗教的态度和与宗教共在的方式，也决定着二者之间会如何互动。当20世纪下半叶“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的风行使人们过于关注宗教的矛盾及纷争，一时间整个舆论都似乎觉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会让位或转向宗教、文化信仰方面的冲突。这种不利的引导和重新“制造敌情”已使我们深受其害，并也引起人们对宗教的观望、猜忌和怀疑。有这么多的顾虑和担忧，人类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过渡并不轻松，其千年之交的转型也没能令人太多兴奋。可以说，在以往政治风云时代被淡化或边缘化的“宗教”问题已重新成为焦点，宗教事态的发展演进又回到了当代历史舞台的中心，受人瞩目、被人谈论。
与此同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在中国大陆亦出现了“复兴”，在过去三十多年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应该说，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生活画卷中，宗教也添上了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宗教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一方面与“全球化”的世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受到国际上各种宗教思潮运动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宗教已不可避免地会“与国际接轨”，在多元、纷繁中体悟所谓“全球”性、“普世”性、“整合”性、“统一”性的人类意义、价值和精神，及其共在的底线之所在；而另一方面，这种“复兴”与“发展”绝非凭空而起，显然反映出中国宗教问题的长期积淀，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曾颇为认真地讨论“中国有无宗教”的问题，而到了20世纪末，这一问题已完全被对中国宗教“怎么看”“怎么办”的讨论所扬弃。从人类迄今的历史发展来看，世界不可能有任何单一的、达到全球统摄作用的宗教，任何世界性的大宗教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的宗教，不应该奢求全人类的皈依；但在这种多元宗教的共存中，有着古老、悠久文化、精神传统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无宗教”，不会是与人类精神生活迥异的“另类”，而乃共享着其灵性生命、闪现出信仰的火花。在当代世界，中国已有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积极参与，因而其宗教问题也已经很难言说其“国内”“国际”之别，由此而形成的“全球视域”“通盘考量”在认知宗教上正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在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时，人们则会对自己的精神家园有更深刻、更通透的体认。
宗教与当代世界的关系，至少可以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来展开探讨。宗教以其独特方式，再现了人的共在社会及其精神生活。宗教以其神话、象征、梦幻、玄奥折射出人们的生存之本、终极追求和超越向往，其核心、精髓故能解释人对真理的询问、人的真实存在处境。尽管有人对宗教的历史存在及其社会功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但其共同的见解则是：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这个存有宗教，或者说充满宗教的世界又是怎样一种状况，以及应该成为什么状况呢？对此，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的人士都应该认真思考、客观对答。
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层面，宗教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联或交织。人类的漫长历史说明其既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人的社会存在这一层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其“政治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宗教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不过，宗教与政治所追求的并不是同一种境界，其生存意义和信仰意义乃本质有别，因而其真正关注、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领域仍然是不同的。不可否认，由于人的此世性和相对性，其对宗教的理解和把握并未达到完全超然、超脱之境。这样，政教关系在当代世界仍不十分明确，许多政治事件中有着宗教的因素，而不少宗教现象却也反映出政治的影响，尤其在国际交往中，政教的交织仍很明显、其利益关系也会通过政治或宗教而时隐时现。正因为如此，当一些人把相关问题作为宗教来看待时，另一些人却对之有着政治的审视，反之亦然。这种认知、话语的错位或分歧，在涉及政教关系的中国与国际交往中亦已体现出来。当然，政教之间的这种复杂交织既可能对当代世界起到积极作用，或许也会对之产生某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以偏概全。其实，在其中促进其积极作用的发挥，防范或减少其负面影响，当事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历史机遇有其或然性和不可复返性，相关的政教原则乃是相对的、受时空约束的，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发展的。历史乃在创造后才成为必然，所以说政教关系的参与者、处理者正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很难改变过去，却可以把握现实机遇，影响未来发展。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所共同把握并创造的历史现实或真实，既可能是以往的积淀、发展惯性使然，也可以是作为全新的、未知的“奇迹”出现。在今天由政治主宰的世界命运中，对政教关系的重视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发展哪一种政教关系，让宗教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哪一种角色，却仍是能动的、可为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政治仍是相对的，变化的。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并不是要让政治认知上的绝对性获得神圣化，而是给政治带来超越自我，超出其时空局限的更广远、更深邃的审视。因此，宗教的“政治性”本身也应包括对社会政治的衡量、监督、改善和促进。如果在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交往中将“坚持原则”视为一种“美德”的话，那么“学会让步”亦是一种“智慧”。宗教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中，为了“多元通和”则也应给人带来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启迪或思绪。否则，政治僵局则以其真实性而成为历史，陷于其中者将无所作为。反思过去，我们在宗教交往和以宗教为媒体的文化交流中曾有过太多的僵局，留下了众多的遗憾，这些教训已使人类历史发展偏离过其最佳轨迹，带来过种种曲折及反复，因而使我们面对各种“血与火”的往事而感叹不已。当代世界虽然也充满矛盾，冲突与纷争仍在此起彼伏，但从整体来看却可以说为历史上最为平稳、最为和谐的时期之一，“文化交流”“宗教对话”的呼声正在压倒“文明冲突”的断言。因此，促进人类的沟通，增多世界的和睦，这应是宗教在当代政治中的责任和贡献。
在当代世界的社会层面，宗教作为信仰社团、灵修社群，在当代社会中有其基本定位和重要构建。宗教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是人类社会身体的基本元素或细胞，因而对社会整体结构起着支撑和稳定作用。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随着政教分离而由直接、外在的社会构建转向为间接、内在的社会精神力量，但这种潜在的灵性动因仍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当代世界的现实存在中，宗教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服务功能对社会的良性运转有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以宗教提供的物质救济和精神慰藉所构成的信仰慈善事业乃是人类社会工作的重要构建，不可缺少。
回顾历史，宗教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构成密切相关。宗教曾为古代社会存在提供神授的依据、神化的象征，使其社会成员感受到神秘的意义、获得神圣的使命。近代至现代的社会转型曾以“世俗化”为标志，其特点即社会的“非神圣化”或“祛魅”。当美国社会学者彼得·贝格尔（Peter L.Berger）在1969年出版《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5]和《天使的传言》（A Rumor of Angels）,[6]宣称现代社会已在“祛魅”、人类正进入“世俗化”时代时，虽然他也希望“在世俗化的文化中，继续发现超自然的存在”[7]，却更多表达了他对宗教现代存在可能性的“绝望”，表露了他对宗教在工业化社会中之发展前景的悲观失望。然而，当人们仍随着贝格尔的思路认为“世俗化”已势不可当，宗教的社会前途渺茫时，贝格尔本人却峰回路转，于临近20世纪之末的1999年编辑出版了《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8]一书，以表示惊讶的“呀哈”经验来惊呼当代信息化社会的宗教“复魅”，在复兴的宗教和“世界的非世俗化”趋势面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在当今中国宗教亦迅速“复兴” “发展”的形势下，贝格尔于2008年5月访问了中国。对于这位在宗教社会影响之评价上“蓦然回首”“迷途知返”的著名学者，中国学术界显然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其“从善如流”的立场转变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尽管贝格尔等人重新认识到了宗教在当代社会的存在及作用，却并不能否认宗教从其社会建构意义上已明显地从“政治领域”中“退隐”。因此，宗教在当代世界的活动空间更多是在“社会领域”，是以其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来体现。因此，宗教在政治上的“淡出”会以其在社会工作上的“强化”来弥补，在当代社会慈善、社会福利事业中，宗教的参与和构成占有很大比重。在这些看似与“世俗”事功并不二致的行动中，却彰显出“非世俗”或“超世俗”的灵性意义，从而会给人带来充满信仰精神感染的独特温馨、畅快和感动。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宗教的这种社会服务工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府民政部门的作用、成为现代“公民社会”良性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开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服务、慈善、帮助、救济和减灾作用上，中国宗教应该“放眼世界”，向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
在当代世界的文化层面，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对人的自我存在和社会意义起着价值保障、精神支撑的作用。可以说，宗教作为人的灵性表述和信仰见证在当代世界仍能体现其深蕴意义和对社会文化构建的奠基作用。以其历史的积淀和传统的厚重，宗教仍可以为相关的民族、社群、团体、国家提供价值意义和文化自知，从而为当代世界的文化发展和文明推进起着灵魂、核心作用。宗教所起的“价值协调”作用不可忽视，因为“价值的协调是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就是说，某一社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所希望、所同意的那些共同目的和原则，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价值体系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最稳固的因素”[9]。宗教在许多民族、社会群体的发展中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给人在艰难的人世生活中带来内心的抚慰和精神的超脱。对其而言，宗教实际上代表着其社会生活中的神圣结合，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乃以一种神圣象征或身份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整个社会的作用。宗教乃人类文化生活的精神层面，它使文化获得灵魂，人们得以安身立命。在相关民族的文化自知、自觉、自立、自信中，其表述往往是宗教，或者说，只能以宗教来代表。在这一意义上，宗教使这些民族和文化获得了“神圣的存在”。
然而，文化发展从来就不是封闭性的，文化的构成亦有着相互影响，乃是交融互渗的产物。这在当代世界尤其如此。目前，宗教正体现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之中，世界宗教的广泛传播、普世影响也正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构成。由此可见，宗教在表达文化时同样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其持守的原初特点也只能是在一种整体开放之中的个性保留。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宗教寻源仅有相对意义，宗教在当代世界所提倡或提供的，按其信仰理解也主要是一种“普世价值”，因而欢迎在宗教交流中出现“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交织局面。在当代世界“多元求同”“多中达一”的局势中，宗教应以其开阔视野和超越境界来鼓励相关文化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态，在相互交流、学习中充实自己、开放自己、由此亦扩大自己。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网络文化中，宗教应使“信息”中有“信仰”,“网络”中有“精神”，以去除现代社会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沮丧和失望，使人们有生存的勇气，存发展的希望，能保持其象征鲜活生命力的“梦想”。当今人类必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全球化”已将大家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其面对的是共命运、共呼吸、共患难、共欢乐。因此，宗教所倡导、带动的这种精神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对话乃至融合，将是当代世界稳定、平安、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
总之，当代世界已使“我和你在一起，同住地球村”，应为“一家人”；而人类社会的复杂与多元又使彼此很难真正成为“一家”，于是就有了“接近”却并不“亲近”的尴尬。大家都在呼吁“求同存异”，但“求同”的确很难，谁的“同”、与谁“同”等问题仍在困扰我们。大家都有“梦”，但并不一定是“同一个梦”;“共在”却“异梦”就是人类的现代困境。其实“梦”可以寻，但不一定能真正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求同”不易则可力争“和而不同”。“和”乃基于“平等”的共处和交流，人的宗教在此乃相对的、平等的，因各自都有着“阳光”与“阴影”的并存而需要自我升华和彼此互补，这样才能形成“和谐”所意蕴的相对完善与圆满，以各自的差异和独特来构成多样统一之美。人类各国家各民族的信仰不可能搞“单一”，更不应行“霸道”，其追求真理所达到的“唯一”应是百川归海、海纳百川的“融合”与“统一”，即一种“和合共融”。“排他性”“排外性”则根本不可能达到“和”的理想。在此，中国文化向世界呈现、提供的是“和”的文化，而不是强求相“同”。对于“和”的呼吁，我们期盼着回应、响应和呼应，等待着用“和”的话语和基调来形成的交流与对话。如果“和者甚寡”，世界则没有希望。宗教以其超越的境界，超然的审视而希望“在地上有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并争取当代世界的和平。正如孔汉思（Hans Küng）等所言，“没有信徒与非信徒在相互尊重中的合作，便不会有民主”,“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没有一种世界伦理，便没有新的世界秩序”[10]。同理，没有对各宗教的研究，也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用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展开这一研究，以真诚、耐心来推动这一对话，并在当今已彼此相依、不再远离的人类“地球村”中力争取得对话的丰硕成果。
（本文为相关报告和论文的综合）
[1].[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余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余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英]蒂莫西·威廉森：《哲学是怎样炼成的：从普通常识到逻辑推理》，胡传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
[4].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11月27日第B4版。
[7].[美]贝格尔：《天使的传言》,Doubleday 1970年英文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