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与新的生态审美观
我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开始了我国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重要的转型,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文艺学与美学的变化与转型,出现了诸如网络文艺学、消费文化文艺学、生态美学等一系列新的文艺学与美学的理论形态。我这里着重谈一下新时期之“新”与当代生态审美观之“新”的必然联系。
首先,新时期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时代的需要。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6]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经济社会与时代的需要。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具体地讲,就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新时期30年,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发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尽管对于这种转型如何理解与阐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已经由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新的生态文明,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2004年4月,我国学者又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社会转型的标志,而且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原则与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指导原则将逐步地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整体,由“战天斗地”转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到发展与环保的双赢,等等。正是这种重要的经济社会与理论原则转型的背景,才使得传统的以“人化的自然”为其特点的美学观愈加显示其局限性,从而促使新的生态审美观得以应运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建设在内涵上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新时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创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理论观念。十分重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突破一切“左”的禁锢开辟了道路,为我们的包括美学与文艺学在内的学术领域的创新与借鉴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界的同仁共同努力,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和更新生态审美观的内涵。事实证明,生态审美观的确具有不同于以往美学观的崭新内容。其最基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理论”,以此区别于传统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美学理论。事实证明,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在认识上的突破与调整必将导致包括美学在内的其他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生态美学的突破与创新,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哲学观上,实现了由机械认识论到现代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生态美学深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实践论中的生态内涵并对其进行唯物实践存在论的阐释,并借鉴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论哲学家有关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在世关系的理论,代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在世关系理论,以此克服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绝对的“人化自然”的理论对美学的束缚。第二,在美学的研究对象上,克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将自然审美排除在外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传统观念,而将“生态系统”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充满生命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整体”。这样的研究对象既不同于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也与传统的“自然美”不同。同时,又与西方环境美学中有可能外在于人的“环境”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运用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对自然过渡掠夺的物欲加以“悬搁”,回到人的精神的自然基础这个事情本身,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理性关系,并强调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适度承认,从而走向人与万物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的审美境界。而且,这种生态现象学方法强调了人的主体的能动的构成作用,在生态审美中力主人的所有感觉系统都参与审美的“参与美学”,与古典的“静观美学”相区别。第四,在美学观念上,明确提出生态审美本性论,一改完全从认识的角度对审美的阐释,认为人对自然的亲和与审美是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它包括:人的生态本源性,正视人来自自然并最终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以及人有亲近自然的天性这样的事实;人的生态环链性,说明人只有在生态环链中才得以生存,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环链须臾难分;人的生态自觉性,也就是人是生态环链中唯一有自觉意识的物种,人应该具有维护生态环链平衡与稳定的自觉意识。而且,也只有人类具有破坏与保持生态环链平衡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人文主义。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的人文主义,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得以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并长期美好生存的法宝。第五,在美学内涵上,与传统的“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相对,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美学观念。诸如,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美学批评,生态审美教育等。这些美学观念的特点在于:主要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而是从生态存在论的角度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不是以认识的完善而是以人的美好生存来界定审美,因而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所以,在美学范畴上是富有新意的。第六,生态美学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所有的现代生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绝不是离开实际的坐而论道。这是生态美学区别于传统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品格首先表现在它将生态审美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认为生态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人们的文化立场,使人们确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观念,确立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身的观念。诚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伊所说,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态度问题。因而,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环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环境教育是1972年联合国确认的具有国际法律地位的教育形式,由此彰显生态审美教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同时,生态美学吸收环境美学的某些内容,努力对于人类的生产实际,特别是在城乡生存环境的建设方面积极提出某些有价值的理念。
新时期使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逐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国的生态美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于21世纪,目前仍然处于建设发展阶段。它尽管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资源,但总体上还是产生于中国自己的土地之上,因而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最近,美国著名环境美学家伯林特指出,生态美学主要是中国学者所使用的学术话语。当然,生态美学具有国际对话的通约性,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通约性与特色性的共存正是生态美学的特色和我们的努力方向。其特色性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生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通常所说的“硬道理”。而且,我国也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十分有限。因此,我国的生态美学建设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为此,我们在生态美学建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整体观的指导,力求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与环境以及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双赢。我们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放弃“战天斗地”与“人定胜天”的口号,走环境友好之路。同时,我们也不同意生态中心主义,不同意无限制地夸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对待西方的“荒野哲学”的态度上,我们承认它的价值意义,力争“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但具体到中国环境资源空前紧缺的情况下,“荒野哲学”一般只具有哲学理论的借鉴意义,难以指导现实。在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中,我们认为,“生态美学”的提法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因而,一般不使用西方盛行的“环境美学”的提法。因为,“生态美学”更加强调其研究对象为人与自然万物共存的“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有可能外在于人并与人对立的“自然”或“环境”。事实证明,环境美学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比较复杂的美学理论形态,既对西方当代美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资源。但它也有值得推敲之处。首先,“环境”一词的模糊性容易产生其外在于人的主客对立的理解。而且,“环境美学”也有“如画风景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自然全美”论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美学理论都是理论上不完善的,也是不适合于我国的国情的。“如画风景论”,完全将自然环境看作人观赏与游玩的对象,甚至可以任意破坏。目前,国内许多著名景点在所谓“度假黄金周”所遭到的难以修复的破坏,就是明证。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自然全美论”从任何自然存在物(包括艾滋病菌)都是合理的着眼,论证自然的都是美的。这当然是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全面肯定,但自然全美与内在价值都应该置于保持生态环链稳定平衡的前提之下,并非是无条件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共生理论,否则,就将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即使如此,这种“自然全美论”在已经完成现代化并且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或许还可以付诸实践,在我国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立场是生态整体论。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自然万物只有在维持生态环链稳定平衡的意义上才有可能是合理的与美的。
第二,努力吸收融合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首先应该对于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智慧给予足够的认识与充分的估价。应该说,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的文明古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农业大国,我国古代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生态审美的体悟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并逐步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美学形态。在我国古代,难以找到西方那样以“模仿”与“感性认识的完善”为其特点的美学的话,却独具以“天人之际”“生生之谓易”为其主要内涵的生存论与生命论美学,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审美资源。《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居位正体”之至美;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位育中和”;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法界缘起”“善待众生”等,都包含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内涵。这些可以作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当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生态审美智慧毕竟是前现代的产物,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需要现代的改造与扬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同时又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与国内的学术对话当中,生态美学的建设一定会更加健康,并逐步走向繁荣。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1][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2][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3][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4][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2页。
[5][美]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8页。
[6][美]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7][美]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8][美]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9][美]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10][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页。
[11][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312页。
[12]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3]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
[1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15][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16][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17]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鲁枢元主编《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4页。
[18][美]加布理尔·施瓦布:《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19]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
[20][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6页。
[21]转引自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
[22]转引自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3]转引自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24][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3页。
[25][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4页。
[26]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27]转引自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28]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29][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64页。
[30][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31][美]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32][美]J.B.科利考特:《罗尔斯顿内在价值:一种解构》,《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25页。
[33]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
[34][巴西]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经济全球化与环保科学》,黄凤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7页。
[35]转引自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36][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7页。
[37][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70页。
[38][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0页。
[39][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1页。
[40][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8页。
[41][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4页。
[42][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7页。
[43][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8—199页。
[44][美]但纳·菲利普:《生态批评,文学理论与生态学的真实性》,王宁编译《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45]转引自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8—289页。
[46]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7页。
[47]转引自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48]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49][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50]转引自鲁枢元《文艺生态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51]转引自弗兰克·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 续篇》,罗进德、薛励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52][巴西]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7—58页。
[53][美]R.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54]转引自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
[55]转引自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56][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隗仁莲等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版,中译本“导言”。
[57]参见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59]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60]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1]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62]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63]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64]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65]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6]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67]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68]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69]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70]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7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72]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8页。
[73]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74]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75]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76]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77]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78]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5页。
[79]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80]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81]彭锋:《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4页。
[82]彭锋:《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83]彭锋:《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4页。
[84]彭锋:《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