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绍兴堕民

明清时期，绍兴分设山阴县和会稽县，以绍兴城区府河为界，以南为会稽县，以北则为山阴县。明代贬堕民为“丐户”，故万历绍兴府志引南宋《嘉泰会稽志》云：“丐户以立夏日出，鲜衣鼓笛相娱，非此类则以为耻。”[12]嘉靖《山阴县志》云：“四民之外有丐户者，例不得与良民相婚姻，处世又远，不知其所从始，或曰有宋罪俘之遗也，名曰‘堕民’，其男子率习污贱无赖，每岁时或良家婚丧呼群类丐酒食，遇其家之单弱者，辄相索无厌，极好诬讦良民，竭党倾赀以相取胜。妇人尤贪黠而佞邪，往来良人家作媒保，贸衣妆多鬼窃而阴攘之，尤能以流言间骨肉，罔是非，根连株结，为害多端，盖越之一戾种也。”[13]万历《会稽县志》将堕民即丐户称为俗之瘤，“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男子每候婚丧家或正旦则群索酒食，妇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妇，又为妇贸便见窃攘，尤善为流言，乱是非，间人骨肉），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男业捕蛙、卖饧、拗竹灯檠、编机扣、塑土牛土偶、打夜胡，方言跳鬼；女则为人家拗髻，梳发为髢，群走市巷，兼便所就），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籍曰丐户，即有产，不充粮里长，亦禁其学）；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辱别之者也（旧志帽以狗头，裙以横布，不长衫，扁其门以丐）。而籍与业，至于今不乱，服则稍僭而乱矣。丐以民摈己若是甚也，竟盟其党以相讼，侥必胜于民，官兹土者知之则右民，偶不及知则亦时左民，民耻之，务以所沿之俗闻，必右而后已。于是，丐之盟其党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虽然瘤卒自外于常肤也，则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药且图自化为常肤，乌用必瘤而决之哉，经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14]。明代会稽和山阴县志对堕民的叙述，为以后绍兴和浙东各县志所转述。康熙《山阴县志》提到堕民的起源和职业，康熙《会稽县志》则作了几乎同样的表述。嘉庆《山阴县志》仍称堕民为“瘤俗”，而道光《会稽县志》则转述《嘉泰会稽县志》立夏日丐户“鲜衣鼓笛相娱”。

郑公盾也考察了绍兴城外的部分堕民聚居区。“在绍兴城外的堕民则多庙居野处，偏门外的牛角湾到止水巷前，昌安门外的念一堡，东关区的中天花，皋埠区的玉带桥，马山的夹里村，斗门的榆林，汤浦区的寺山，南池区的雾露桥，漓渚区的九板桥，柯桥区的蔡堰，啸唫镇的韩浜，安昌区的彭家溇，长寿寺东的七市村，齐贤乡的洋石岸等地，全是堕民住居的所在。”[15]东关今已属上虞。绍兴市志也开列了详细的堕民聚居区清单，“绍兴城郊，堕民主要聚居昌安门外廿一堡、偏门外市后街。绍兴乡下，堕民主要聚居皋埠玉带桥、陶堰瓜山村、漓渚九坂桥、柯桥蔡堰、马山后桥头、南池雾露桥、安昌彭家溇、稽江陈后山与偏门外米行街背后等地”[16]。陈顺泰也提供了一份不完全的绍兴堕民分布地点。

三埭街是绍兴“堕民”的集居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堕民”分散居住在城郊各地，如昌安门外的廿一堡、西郭门外菜湾、凤仙桥头、偏门后街、牛角弯头；离城较远的东首有皋埠堰下渡村、小皋埠、玉带桥、樊江后庄溇、陶堰瓜山、道墟；南面有南池雾露桥、上灶弄口、稽东陈后山、王坛王城；西首有安昌彭家溇、漓渚九板桥、柯桥蔡堰、柯山下、南钱清三里塘、夏履桥下宅、杨汛桥江塘、塌树下、兰亭谢家桥；北面有马山后桥头、方里、宁双、马鞍夹渎、柘林、齐贤东江、羊石、韩弄等。这种堕民“支脉”都与三埭街人有着连亲带眷的宗族关系：有的是同胞兄弟姐妹，有的是堂表兄弟、连襟、姻亲等等。虽说大家分居各地，都有自己的“主顾”，忙于各自的服务对象，但时常在相互联系信息，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走动得比较热络。[17]

俞婉君对绍兴堕民作了长期的跟踪调查，也列出了详细的堕民聚居区清单。鉴湖镇偏门外牛角湾、昌安门廿一堡、施家桥；安昌镇彭家溇、外彭家溇，柯桥镇蔡堰（部分）、三家自然村、柯下山村，杨汛桥镇坍石下村，华舍镇韩弄，马山镇后桥头，斗门镇戚墅、柳树下村，漓渚镇九板桥（部分），皋埠镇堰下渡村、玉带桥樊江后庄溇，陶堰镇瓜山村，平水镇上灶行政村弄口自然村、平江村横山自然村，马鞍镇夹渎村，稽东镇陈后山村，齐贤镇大庆村东江村、沃家楼村羊石岸头，钱清镇三里塘，王坛镇王城行政村（部分）、肇湖（部分），夏履镇夏履桥村，湖塘镇夏泽行政村施家自然村，兰亭镇谢家桥。[18]这是迄今为止，绍兴最为详细的堕民聚居区。尽管这份绍兴堕民聚居区已极为详尽，但仍不免有所遗漏，平水大桥村的下道地自然村也是堕民聚居村，齐贤堕民村还有柘林村行里、迎驾桥村韩弄。钱清堕民还聚居墅后的后蒋、堰头的八角亭。

图2-4 堕民聚居的绍兴安昌彭家溇

杨汛桥六柱山中部，有宽约50米的坡状岩石裸露，寸草不生，称为“坍石”，因形似坍下来的岩石而闻名，为杨汛桥通往江塘的必经之路，为陆路古道。“元季元军在此设关驻军，盘查过往行人，收取商贾捐税。明统天下后，洪武下旨，将元兵不愿降者，贬为堕民。六柱山之元兵亦属此列，故也难逃厄运，被限住在坍石之下，因名‘坍石下堕民村’。”[19]安昌彭家溇堕民大部分分布在塘内（即小彭家溇），小部分居住在塘外（即大彭家溇），多以唱戏为业，信奉“祠山大帝”，又称“老郎菩萨”。有的从事挑换糖担，拣破布、打棕绳、做发袜，女的十之八九做“老嫚”。漓渚九板桥呈狭长的带状，分为上堡、中堡和下堡，上堡人大都种田，称为“田桩头”，有田地人家为“上等人家”；中堡大都挑脚，即做生意，称为“扁担头”，地位较低；下堡人没有田地，也不做生意，只能干些下贱的行当，乃是堕民聚居区。“其中有一种专门由女性做的活儿——‘老嫚’。在下堡由于大部分女性都从事这一行当，所以把下堡这一地方称为‘老嫚窠’。”[20]陶堰人称瓜山村堕民为“大贫”，不能插足平民行业，只能从事贱业。平时为主顾服务，男的暇时收旧货、废铜烂铁、鸡毛、鸭毛，女的处理收集的杂货，理乱头发，捡洗破布，搓绳，将换来的钱贴补家用。平水镇大桥村下道地自然村堕民在喜庆场合提供约定俗成的服务。稽东镇车头村陈后山自然村也是堕民聚居村，堕民从事的“贱业”有挑换糖担、分送《春牛图》、收旧货、卖鸡毛、鸭毛，喜庆婚事做轿夫，抬新娘，做唱班，女的则做“老嫚”，其产业是特殊的“人头产业”，即“主顾”。齐贤迎驾桥南边有堕民村韩弄，以前称为“金家溇”。男的在婚寿喜事上吹吹打打，唱唱戏文，暇时则脚踏草鞋，肩挑箩筐走街串巷，以收破布头、头发兑针线，旧铜烂铁兑扯白糖为业。女的则做“老嫚”，“主顾”有婚寿喜事则前往帮忙，暇时在家打棕绳，挑发袜，以此维持家庭生计。钱清堕民从事的“贱业”有做饴糖、扎“阁富”、买卖破布、收头发、禽毛、钓田鸡、鼓吹演唱、开棕绳店、贴年签与跳灶王、做喜娘。夏履镇堕民当吹鼓手、制售饴糖、挑换糖担、打棕绳、钓田鸡、拗“阁富”、做喜娘，地位极其卑贱。斗门镇万安桥与花浦桥之间，有个称为“柚树下”的地方，也有几户堕民。后来，房子倒了，人也走了。但斗门将能说会道的人，蔑称为“柚树下出来的”。

表2-1 绍兴县堕民的分布

续表

明代诸暨就有堕民，称为“乐户”“丐户”。“相传前明陋习，婚嫁沿用乐户，凡嫁女必须说利市，曰‘起发’，男家出之，否则婚夕不厌其欲，舆不得行。”[21]相传诸暨陈郭两家交情甚佳，陈女嫁郭男，郭家意图节省。谁知迎娶当晚，尽管男方不断催促，但乐户颇不情愿发轿，延至破晓，且逢下雨，俱感无奈。陈女得知，乃偷偷下楼，头戴斗笠出门，步行至夫家成亲。乐户始垂头丧气而去。其后，郭家兴旺，子孙繁盛，世世以“箬帽太婆”称之。清初，方孝标撰有《丐户叹》。

暨阳有民百余户，老死不齿齐民职。

路逢负担亦侧让，岂屑婚姻连比室。

弱者生理唯渔竿，鼓吹舆台强有力。

问之耆老云固然，考之志册亦莫识。

或云宋时降北人，大定归俘正朝律。

子孙世坠皂隶流，数百余年无恩。

我思宋畏金如虎，招来不遑敢过疾。

或云明初诛顽民，重谴元族张朕圣。

又云再兴从叛者，越公立法深且密。

呜呼覆载无不同，况径易世沧桑习。

贫贱升沉凡几更，斯民何独无矜恻。

即使当孥亦太远，自新岂少兴王式。

必因会典乡饮篇，乞丐不与至贫立。

兹为游堕警廉隅，岂锢残黎遵帝则。

草木亦荷圣朝慈，沉渊谁向君门悉。

习俗宜更不一端，此辈应先仁者恤。[22]

诸暨男堕民称为“班首”，又称“轿佬”，女堕民称为“老妈”（“妈”读音“瞒”），也称“轿婆”。“诸暨惰贫始来自绍兴城”。诸暨堕民与绍兴堕民一样，“积有赀财，收理破布，或业有骨董；次则置冠服、衣饰，贳与伶人，下者为俳优，习鼓吹，唱平调；候民家婚丧，女为伴妇，取男女两家之钱，论妆奁多寡计利，有至百数十元者；又取其食余梁肉枣果以归；岁以四节入男家，男家给予果饼饵及银二角。”诸暨堕民稍异之处，还以“卖饧、抬轿为业”[23]。光绪《诸暨县志》记载诸暨堕民，叙述堕民的起源，所从事的职业，以及被平民所歧视。堕民被视为“瘤”，必欲除之而后快。1924年，《诸暨民报》社对诸暨堕民作了系统的调查，并列出诸暨堕民分布的详细清单，其中诸暨城区有菱塘头、上横街；大东区有枫桥大部弄、尖小弄；小东区有毛家、西坑口子、小兼溪、王头高坞、硬头、下车坞、李家、道马岑脚、许村、山桥坞、上岩口、斯宅、王村、西山下、吴宅；南区有两头门、寺前、祝家埂、张家园、曹家、大地塔头；小西有上王、上史坂、溪北、下杨、羊大山、泉水井；大西有后塔、塔溪（一部分）、金家桥头；下北有吴家、长澜（一部分）、横路、杨神殿；上北有吴家、谢家山头。[24]诸暨堕民从事抬轿行当，民间又称为“轿佬”，同山镇临江村陈根木回忆“轿佬拜年”习俗，“解放前，正月初一不走亲戚，只有轿老拜年，一早轿老吹起喇叭挨户在门口吹，家中主人早就准备好粽子、年糕等这类食品给他。解放后，这种习俗已废，再也不会有了”[25]。应店街镇的紫阆村也有“轿佬”。[26]“轿佬”负责抬送新娘的轿子，吹奏乐曲的“轿佬”一边吃一边吹打，只能坐在廊下吃饭。枫桥的大部弄、尖小弄（亦称箭筱弄）均是堕民聚居区，男性俗称“轿佬”，女性俗称“轿婆”。“轿佬”在平民婚丧喜庆时专事抬轿、吹奏、做媒等服务，也制售饴糖、夏时捕捉青蛙出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轿佬”因有制售糖果的技艺而招入糖果厂。安华镇曹家、张家园不少以抬轿为生的“轿佬”。同山的解放村，均是“轿佬村”。[2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楼家村、毛阳村多残疾人，沿山人非常苦，上王村人以抬轿为职业。故民谣曰：“楼家跷佬多；毛阳癞子多；沿山后金鸡，吃格荞麦糊；上王轿佬多，肩膀当大路，狗肉当豆腐。”[28]诸暨的斯宅，斯姓乃“大姓”，还有称为“小姓”的堕民，二者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

小姓从事小手工业和苦力，而且在遇上喜丧以及其他村落内部重大事件时，有作“轿佬”奏乐、抬轿子的义务，社戏的优伶也由小姓担任。据说在日常生活中大姓几乎与小姓没有什么交往，与小姓来往的大姓会受他人蔑视。解放前，大小姓间互不通婚。总而言之，大姓根本无视小姓的存在。小姓即使在雨天也不能打伞，不能穿雨靴，只被允许戴一顶竹笠。甚至在荷重时也不能请求大姓为其让路。相传小姓的祖先是元朝时由北方派遣来统治南方人的官吏，作恶多端；农民起义促成明王朝建立，许多官吏被杀，而人缘好的得于侥幸生存下来。可是他们必须从事卑贱的职业，并且从姓氏上被区别开来。其后代便繁衍成了后来的小姓。[29]

表2-2 民国时期的诸暨堕民[30]

续表

光绪《上虞县志》称堕民为“丐户”，提到堕民的称呼、起源、职业、除籍。“四民之外有户，以丐称者，例不得与良民等，其男女业非四民所业，而四民亦耻为其业，至于通良家婚姻之情，善为联合，巧于奉迎，女家用丐户伴送，婚家亦用于迎娶。相传宋南迁，将卒背叛，乘机肆毒，及渠魁以剿捕就戮，余党焦光赞等贬为堕民。散处浙东之宁绍，其类有二，一曰丐户，一曰郎户，良家吉凶之事，男女皆来供役，衣服居处特异，其制狗头帽、横布裙、低屋小房，子孙不得考取入学仕进，良民不通婚姻。”[31]上虞堕民“以集中聚居为主，如郎桥、彭家堰、西方、五婆岭、应家山头、羊角沥、徐项、何家汊等地”[32]。上虞堕民聚居中天花、寺山、郎桥、彭家堰、港口、西方、阴山、下对、湾头、五婆岭、应家山头、羊角沥、陈巷、跃进桥、徐项、何家汊、蟒忙桥、东西夹笆、洞桥头、黎明、坊里、谢家楼、章家桥、横汀村、茅洋、横山弄、篡风、王家堡等。[33]“堕民村落分布全县各地，便于堕民就近就地服务。”[34]上虞堕民遍及各个乡镇。作家徐懋庸曾是堕民的“主子”，其故乡下管有二个为徐氏服务的堕民村，一个是“西夹笆”，另一个是“东夹笆”，均住有“惰民”。东西两个堕民村，犹如两道屏障，护卫下管的徐氏家族。徐懋庸并不讳言东西夹笆的堕民是徐氏家族的“公共奴隶”。但徐氏不得买卖和任意虐待堕民，比起奴隶制度下的“奴隶”，已经相当“自由”。[35]

上虞松厦镇先锋村跃进桥社区，解放前称为“坊里”，属于十三保，也是松厦堕民聚居区，“菊花老人”徐家林如是说：“他们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旧时他们的地位卑贱，生活艰辛，真是令人唏嘘再三，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给堕民定了十条苛刻禁忌。”[36]百官老人记忆中的镇上堕民聚居区位于下市头横山弄，就是今天的青春路西首青春花园，每当过年过节，或是有红白喜事，总能看见穿得整整齐齐，打扮清清爽爽的女人，百官人称之为“老嫚”，倚在大门外的“摇门”旁，滔滔不绝地说着道喜的祝贺语，或者说着表示哀悼的致词，讲话时一套又一套。看到主人家忙得团团转，她会主动上前帮忙。她与主人讲话既熟悉又亲热，与客人讲话像是唱莲花落，常常逗得客人捧腹大笑。新婚宴席上，新娘背后总是跟着称为“老嫚”的中年女人，也是客人寻开心的对象。酒喝得高的客人轻狂地开她的玩笑，甚至动手动脚，而她总是不恼不怒，笑嘻嘻地替新娘子打圆场。百官人在街上很容易识别堕民的身份，因为“老嫚”出门时，总会带着一把雨伞，肩背蓝布包袱的“搭肩袋”，以盛放东家的赏赐物品。

上虞永和镇何家汊自然村，也是一个堕民聚居区，三面是小山，西面乃一条小溪，仅仅十多户人家，既没有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像样的道路。男性堕民称为“大贫”，从事吹鼓手、抬花轿、剃头、货郎担等行当。女性堕民称为“老嫚”，逢年过节以及红白喜事，在划定的范围内为平民服务，每户堕民“主顾”有百余户。“服务时低三下四，进门口要甜，脚要轻，手要勤，脸带笑，要看主人的脸色行事。特别是办喜事，更要小心谨慎，不可乱说话，要讲好话、吉利话，不可碰破碗，不可筷子落地，不可茶水溅到别人衣服。如果失手，那就得罚跪，不给饭吃，更没有好看钱，带班的还要赔礼道歉。开口说话要以主仆相称，叫相公、老爷、小姐、夫人、太太，以赚取好看钱。回家时得到米每人一升，拿点吃剩的小菜，遇上大户人家或善心人家，多给点剩菜，那他们就千恩万谢。”“老嫚”平时要为主人理发，理发时不得乱讲话，以免口水溅到主人头上，更不得理出血来。一年服务下来，主人会给上一二斗谷子。“堕民自己内部也很复杂，因为都是被镇压后分遣到偏远山村小角，丰惠东门外有三个堕民居住点，洞桥头施家为老大，主姓施，是余姚方桥大施行来的；郎桥为老二，主姓许、吴，是小越来的；何家汊主姓陈，是嵊县来的。他们本身也有等级观念，大户人家办喜事要老大到场，何家汊的堕民不够资格，只能做下手之类行当。吹梅花、敲锣是上等行当，抬轿，是下等行当；陪新郎新娘是上等行当，洗碗抹桌是下等行当。”[37]堕民内部也有等级尊卑。

上虞小越镇堕民主要聚居于羊角、陈巷两个自然村。男姓堕民除少数从事抬花轿、吹打器乐、拎箱上门剃头以外，大多从事货郎业、鸡毛换糖、收旧货等行当。成年堕民女性称为“堕民嫂”，也称“老嫚”。除了操持家务外，常手挽篾篮，内放有关工具，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到划定范围内的主顾家为主人服务，以赚取工钱或“好看钱”。“如为待婚的姑娘‘开面’——即用线绞除脸上的汗毛；为结婚户充当‘喜娘’；为满月婴儿剃头等。正月十五以前，她们上门为其服务的对象‘拜岁’，称呼户主为‘老太爷’、‘老相公’、‘太太’、‘小相公’、‘大小姐’等。”[38]因此，民间对说话过于肉麻的人戏称为“堕民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村堕民分得土地，但仍有部分堕民利用农闲挑货郎担下乡收购废品，部分“堕民嫂”上门为红白喜事服务的习惯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堕民重操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旧业，成为最早致富的群体之一。

清代嵊州县志也称堕民为“丐户”，涉及堕民的起源、职业与除籍。“邑有丐户，不知所始，或以为宋罪俘之遗，男女污贱无行，皆为民门下厮役，民不与同籍，不与同业，□□别服色，与民不同服，或与民讦讼，则盟其党，冀以必胜于民，八邑皆有，郡城独盛。”堕民虽除籍，但收效甚微，“宜许令自新，彼盖何难自新哉，其先则惰而贫，心甘下贱，今不无富厚者，使走他方以徙业，其谁禁之，乃卒罕概见，大都皆安其居，乐其业，亦鲜克振拔，习之囿人锢矣哉”[39]。民国《嵊县志》作了同样的叙述，涉及堕民起源、职业与除籍。“雍正元年，御史噶尔泰题准照山陕乐户削除其籍，俾其改业自新，与民同例，毋得习为污贱，乃籍虽削除，而业终未改。”[40]雍正颁布堕民除籍令，对嵊州堕民并无多大影响。

嵊县有的地方称堕民为“小姓”，因从事抬轿工作，男的又称“轿夫”，女为“轿夫婆”。长乐有长乐、太平和沃基三个堕民聚居区，男堕民从事婚丧喜庆抬轿和吹鼓行当，女堕民则习媒和伴娘以及绞脸等行当。位于嵊州、上虞和绍兴三县交界区的三界镇割鸡山村也是堕民聚居区，石璜镇赵家坟堂也有堕民居住。[41]黄泽镇地弄自然村也是一个堕民聚居区，据黄泽镇甲青村的汪银苗老人回忆，“大洋村的北面有个自然村叫地弄，人们叫这个村的人为‘轿夫’。低人一等。他们善于乐器吹打，能说会道，又叫‘轿夫嘴’。周围村庄办婚丧喜事都会主动免费来干活。相传，‘轿夫’这个名称是明太祖朱元璋定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为元朝蒙古族干了许多工作，对民族对人民不利的事，朱元璋就把他们贬为下等人，其子孙世世代代为大众服务，以赎罪恶，这个‘轿夫’的名字直到解放了才消除”[42]。作家刘金是嵊州石璜镇三溪村人，他回忆家乡的下徐坂是一个堕民村。“离我家不足五里的山脚下，有个‘轿夫村’，名叫下徐坂。”[43]该村现已没入坂头水库。下徐坂的“轿夫”所从事的贱业，与鲁迅所言大体相似，“轿夫”以“堕民糖”换旧货，捕捉青蛙，冬天“抲灶王”，春节送《春牛图》。东乡浦口开发区上江村八组的孙氏也是“轿夫”，又称“小百姓”。“轿夫”与平民有不同的习俗，端午节平民用艾头和蒲剑挂于门上，“轿夫”则无此习俗。“轿夫”可捕蛇捉青蛙，平民则不允许，“轿夫”夏天将捕捉的青蛙宰杀剥皮后用炭火烤干收藏常年食用。平民不可玩弄乐器，唯有“轿夫”才可以吹奏。平民虽与轿夫毗邻而处，但习俗殊异，地位不平等，平民自以为高人一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轿夫”获得新生，平民与轿夫地位才完全平等。[44]

明代成化《新昌县志》载：“土人为乐户，有隶教坊者，凡十余家，自相婚配。富家婚姻，则用以为行礼扶掖之助，或平居宴饮，亦用之歌舞，或遇晚留宿，亦不拒焉。”[45]万历《新昌县志》仍记载新昌有堕民十余姓。“有乐户十余姓，业鼓吹歌舞役，自相婚配。男妇多听大家使令，凡饮宴率用之行酒，游侠之徒多聚饮于其家，使其女供歌唱，或宿卧于其房，不拒也。不如意则唾骂鞭挞之，不敢逆。近亦有盟其党以犯良者。其俗唯衣食于歌唱，遇庆贺则需酒食，遇收成则求米谷。”[46]万历六年新昌有7350户，其中“乐户”12户[47]。民国新昌县志也有关于堕民起源和职业的记载，堕民有“乐户”“丐户”“小百姓”“轿夫”“轿夫婆”诸多称呼。据1994年版的新昌县志记载，堕民聚居区有县城的县后台门，乡间散居大村祠堂空屋，镜屏下潘村也有堕民。堕民服饰特殊，男戴狗头帽，穿短衣，不着长衫；女穿短袄，外着玄色背褡，忌用红绳束发，出门带一只有盖的圆柱形竹篮。堕民从事低贱工作，如唱班做吹鼓手、剃头、绞面、做戏、钓卖田鸡、养公猪、制作“搁富”，沿门收鸡鸭毛、破布、头发，割稻时分糖果，也称“堕民糖”，讹称“大冰（贫）糖”。嵊县属于山区，抬轿乃其主业，故有“轿夫”“轿夫婆”的称呼。“轿夫婆”参与平民婚丧嫁娶，能说会道，被称为“轿夫婆嘴”。

新昌民间也称堕民为“轿头佬”，新昌县沙溪镇竺家坑村的陈慧良老人回忆：“‘轿头佬’在旧社会历来是一个很小的弱势族群。是被贬称为‘小百姓’的，他们的子孙是不能进考场的，就是读书，也与他们无缘，被歧视为‘下等人’。”[48]“轿头佬”专门为平民的红白喜事提供服务，获得赏金和食物作为报酬。“轿头佬”也参加“求雨”“庙会”等无报酬的活动。儒岙有三四户堕民，称为“轿头佬”“小百姓”，每当稻谷登场，儒岙的“轿头佬”就会挑上酒和饼干，到田畈去换“稻桶头”。到了春节，则三五人一伙，走村串户唱“小唱”，以换取年糕或粽子。回山乡宅下丁村的大家族杨姓和丁姓豢养有“小姓”，乃主家购买或收留的外地人，随主家姓氏，因无人下嫁而成了绝户。[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