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拉美现代化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争鸣。本文试图对以下5个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如何认识各种理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如何认识外部环境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如何认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如何认识拉美现代化道路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认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

一 如何认识各种理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了多种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自由主义、实证主义、职团主义、民众主义、结构主义（又称发展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90]毋庸置疑，理论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如何评判这些理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却是异常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缺乏一种公认的评判标准。诚然，能否推动现代化进程或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成为这样的评判标准，但在现实中，如何确定某种理论是否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或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易事。

第二，不同理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的程度、范围及持续时间是各不相同的。换言之，有些理论的影响昙花一现，而有些理论的影响则是长期性的。例如，官僚威权主义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拉美，但它在80年代军政府实现“还政于民”后就风光不再。相比之下，民众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拉美的影响则是长期而持久的。

第三，有些理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双重性的，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委实难以将其区分。例如，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所以，结构主义大力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了加快发展制造业，结构主义主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对本国“幼稚工业”加以保护。但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却遏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过度的市场保护则导致本国企业无法提高效益。

第四，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国家产生的影响不能相提并论，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其影响亦非一成不变。例如，经济民族主义对萨利纳斯总统当政时墨西哥的影响与对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新自由主义对“后皮诺切特”时期智利的影响与对梅内姆当政时期阿根廷的影响也有显著的差异。

第五，对理论的正确性（亦即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评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评判者自身的价值观、政治倾向、对各种信息的掌握程度或数据的不同来源，都会影响评判的结果和成效。例如，有人认为， 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梅内姆政府实施了“华盛顿共识”的10个政策建议；但也有人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华盛顿共识”，因为梅内姆政府并没有像“华盛顿共识”推崇的那样去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从而使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他们认为，如果梅内姆政府能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阿根廷金融危机或许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危机的“杀伤力”可能会有所减少。

就理论渊源而言，影响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各种理论可被归纳为外生和内生两大类。外生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内生的则来自拉美。[91]在外生的理论中，有些带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烙印，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基础的，并不适用于今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情与内外环境。但有些外生的理论经过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全盘否定外生理论是欠妥的。

在评判各种理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时，不能忽视人的因素，因为正确的理论还应该得到正确的实践。换言之，如果国家领导人不能将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是在教条主义的桎梏下盲目地照搬理论，那么，再好的理论也只能纸上谈兵。

普雷维什在鼓励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并没有要求拉美国家不顾一切地高筑贸易壁垒，更没有要求拉美国家以牺牲企业效益来抵御进口商品的竞争。他认为，“关税保护本身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反，如果保护变得过度，那么它就会减弱发展生产的刺激性”。[92]他还指出：“以非常严厉的进口限制（或禁止进口）为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已适得其反。”因此，降低或取消关税“将恢复竞争精神，并极大地有助于工业政策”。他认为，“拉美经济中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就是：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减少脆弱性的（拉美）国家已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新的脆弱。这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进口）替代政策是在一个滴水不漏的密封箱中实施的。在拉丁美洲的最发达国家，进口替代已达到这样的地步：进口被缩小到仅仅能维持经济活动的水平。因此，当出口收入的波动削弱了进口能力以后，由于能被限制进口的消费品所剩无几，能被限制的进口只能是那些必要的产品……在过去，经济在需求这一方是脆弱的；现在，供给这一方变得脆弱了”[93]。1964年普雷维什在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工作后，更为积极地鼓励拉美国家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他认为，“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工业化无疑能极大地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但是，由于它们没有采取一种将进口替代与工业品出口明智地结合起来的政策，因此，进口替代远未发挥其积极作用……过度保护使本国市场与外部竞争隔离开，从而削弱、甚至丧失了对提高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来说必不可少的积极性”[94]。

由此可见，由于实践出现了人为的偏差，有些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无法发挥作用，有些理论的缺陷会被放大。而一种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会在实践中出现偏差，与人这一重要因素密不可分。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认为，“拉美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很少有耐心或技能来引导他们的人民走完改革进程。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领导人应该像校长那样，善意地回答各种疑问和问题，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增加一门新的课程，增加这一课程的好处在哪里。但在拉美，领导人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我就是这样说的’”[95]。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外生的理论还是内生的理论，没有一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依附论过于强调外部因素的副作用，将拉美国家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跨国公司的剥削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主义片面地倡导政府干预，从而制约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则错误地认为市场是万能的，鼓吹政府的作用应该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二 如何认识外部环境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拉美国家亦然。

外部环境既有全球化趋势、世界范围内的科技进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等中长期因素，也有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涨跌、外资流入量的增减等短期因素；既有与生产、贸易、资金有关的多方面的经济因素，也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多极世界格局的形成、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反恐”战略、大国关系的“溢出效应”等。由此可见，有些外部环境是有利的；有些是不利的；有些则是时好时坏。

拉美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应该指出的是，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同的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它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业绩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在20世纪60—80年代期间，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市场不断扩大，这为发展中国家增加出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拉美国家却长期恪守内向发展模式，未能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则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有利条件，积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奉行外向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东亚奇迹”，在现代化道路上超过了拉美。

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使世界各国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引起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并超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实施重大科技计划，以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追赶科技潮流的过程中，拉美国家似乎落伍了。拉美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并不多。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计算，虽然这一经费从1995年的95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110亿美元，但仍然少于韩国。而且，拉美的这一经费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三国（占整个拉美地区总额的73%，巴西为42%，阿根廷和墨西哥分别为20%和11%）。[96]

有人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拉美，律师、经济学家和医生比工程师多。这意味着，拉美人更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较少关注自然科学的重要作用。此外，在世界上200所最佳高等院校中，拉美只有3所。[97]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利于提高拉美竞争力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计算，在133个国家中，竞争力排名前50位的拉美国家只有智利和巴巴多斯两个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的排名均在50位之后。[98]

除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不足以外，拉美国家还面临着人才外流的问题。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到海外谋生。有人认为，在移居国外的拉美人中，约18%的移民拥有高等学历。[99]据估计，在1990—2005年期间，约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拉美人离开拉美。虽然美国向拉美人发放的H1-B类签证的数额已减少了80%，但其他发达国家则依然在努力吸引那些拉美人。[100]

但拉美国家在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也有成功之处。例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拉美国家及时降低贸易壁垒，开放市场，有效地利用了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机遇，使拉美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这种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努力与其他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拉美国家走出了“失去的十年”的阴影。

进入21世纪后不久，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快速上升。不少拉美国家利用这一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扩大了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获取了大量外汇收入。拉美经济之所以在2003—2008年期间能连续6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与这一有利的外部环境不无关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拉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这些反危机措施主要包括：（1）在货币与金融政策领域，通过直接提供资金或回购票据和债券等形式向国民经济注资；降低利率；限制资金外流；使央行在接管或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时拥有更大的权力；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2）在财政政策领域，为企业减税或向其提供补贴；在基础设施部门和社会发展领域扩大公共开支。（3）在外贸和外汇领域，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在鼓励出口的同时限制进口。（4）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领域，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提高最低工资；对低收入阶层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提供价格补贴；向企业提供资金援助，鼓励其雇用更多的工人；为失业工人提供技术培训。（5）积极寻求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101]

关于外部环境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的观点是颇为引人深思的。2009年4月19日，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加勒比海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会议的议程之一是与会者发言。这也是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与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见面。在阿里亚斯发言之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已作了或长或短的发言。他们在讲话中都提到了美国，并将拉美独立以来的近两个世纪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归咎于美国。在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发言时，他说：“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每次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时，我们总是把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美国。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他说：“哈佛大学和威廉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创建的大学。我们不能忘记，早在美国建立这两所大学以前，拉美就已经有了大学。我们也不能忘记，在1750年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很贫穷。”他说：“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时，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都搭上了这列火车。但工业革命像流星一样掠过了拉美，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我们肯定失去了一个机会。”

阿里亚斯总统说：“50年前，墨西哥比葡萄牙富有。195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60年前，洪都拉斯的人均收入高于新加坡……我们拉美人肯定做错了什么。我们错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拉美人的受教育时间平均只有7年，拉美的征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而拉美的军费开支则高达每年500亿美元。他说：“这些错误不是人家的错误，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经常问我自己：谁是我们的敌人？正如科雷亚总统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不公正，是缺少教育，是文盲，是我们没有把钱花在人民的健康上。”[102]

阿里亚斯的话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对影响拉美发展进程的外因与内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外部环境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笼而统之地说外部环境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第二，因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能否正确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拉美国家采取的政策有关。第三，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将继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应对外部环境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三 如何认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不容低估。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能影响政府领导人和企业家的思维和行为（尤其是创新能力），也能影响民众的消费行为及其对工作的态度。此外，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的反映，文化体现了民众的价值取向、观念、信仰和风俗习惯。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的行为又必然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生于圣卢西亚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1955年）一书中指出，文化的影响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与经济增长所需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有关，与文化密切相连的储蓄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诚实度和理性等因素，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儿育女、发明、陌生人以及风险等方面的姿态。所有这些姿态都来自人的心灵深处”。[103]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亚洲戏剧：探寻贫穷国家的根源》（1968）一书中指出，落后的文化因素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为它不仅影响了企业家的活动，而且渗入和主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使其变得僵化。此外，文化因素甚至还制约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生活的社区。[104]

许多人将拉美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归咎于文化。例如，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在其《欠发达是一种精神状态》（1985）一书中，他指出，拉美文化的特点是“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创新以及反劳动（反劳动这一特点至少在上层社会中是可以找到的）”。[105]在《谁繁荣？文化价值是如何决定经济和政治成就的》（1992）一书中，哈里森再次指出，正是文化，才能解释为什么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着不稳定和不公正。他说他在拉美工作和生活的多年使他体会到，拉美文化是该地区不能实现多元化、社会公正和经济繁荣的根源。[106]在《泛美之梦——拉美文化是如何使它难以与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的？》（1997年）一书中，哈里森分析了同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和加拿大早已成为发达国家，而拉美却仍然是第三世界的原因。他认为，尽管资源禀赋、气候、政策、体制、历史、甚至运气，都是南、北美洲差异的根源，但最为重要的根源则与文化的差异有关，即与两种文化对工作、节俭、教育、功绩、社区和公正性的不同态度有关。在哈里森看来，深受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影响的拉美人轻视上述价值观。拉美决策者制定的错误政策以及采纳的软弱体制，也与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的影响有关。拉美文化仅仅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甘愿牺牲未来。因此，这样的文化鄙视劳动，轻视创造力，忽视储蓄。“正是拉美文化，才能说明为什么当我们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拉美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而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功则主要是因为盎格鲁新教文化有着与拉美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立场和体制。”他问道，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国的邻国，而且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墨西哥的发展为什么不如加拿大？他的答案依然是文化因素。[107]

但也有人认为，除了厄尔尼诺现象以外，哈利森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文化，这种“文化决定论”是不足取的。[108]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双重性的，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因此，将拉美文化贬为一无是处显然是不应该的。

拉美是一个由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组成的“民族熔炉”。这一熔炉练就的拉美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多源性特点。在这一文化的熏陶下，拉美人具有一种勤于思考、敢于接受新思想的特点。尤其是拉美的知识分子，更是具有这一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拉美学者提出了依附论和发展主义理论，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舶来品”在拉美很有市场。此外，拉美文化的这一特点还为拉美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动力。无怪乎有多位拉美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09]

拉美文化崇尚助人为乐，鼓励人们交际。这或许与历史上欧洲人为在陌生的新大陆尽快获得谋生之道而需要相互帮助的传统有关。拉美文化的这一特点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就是拉美国家成了发展中国家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加强南南合作的先驱。发展中国家最早成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美洲共同市场。

拉美人崇拜“克里斯玛型”领袖，因此庇隆和查韦斯等人以超强的个人魅力构筑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但拉美人也厌恶强势，反对霸权，敢于向权威挑战。无怪乎反美情绪在拉美始终十分高涨。

拉美文化倡导“今日有酒今日醉”。这种重消费、轻储蓄的价值观念固然能刺激内需，但同时也导致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得不到提高，资本积累能力无法增强。为克服资本短缺的“瓶颈”作用，拉美国家只能依赖外资（包括投机性极强的短期资本），从而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脆弱性。无怪乎拉美国家经常爆发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拉美文化崇尚勤奋，但也鼓励人们享受眼前的安逸和快乐。这种短期效应与长期战略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拉美国家较少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这一缺陷已对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拉美文化中的时间观念较为淡薄，因此，办事拖拉或不守时的现象十分普遍。秘鲁总统加西亚说，秘鲁人习以为常的“秘鲁时间” （hora peruana）不仅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引起了许多外国投资者的抱怨。[110]为此，秘鲁政府在2007年3月开展了一个名为“遵守时间” （la hora sin demora）的运动，要求政府、企业、学校和其他一些组织机构抛弃“秘鲁时间”，强化时间观念。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在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上的题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一文中指出，1820年，拉美的人均GDP比美国高出12.5%；今天，拉美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9%。他认为，拉美文化中的4个特征是阻碍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抵制改革、缺乏信心、民主准则脆弱、崇尚军事实力。他说，为了构建一种充满自由和进步的文化，拉美人应该抛弃政治上的僵化，对公民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对富人征税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作为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的政治家，阿里亚斯对拉美国家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尤为关切。他在这一文章中写道，“军事主义”是一种倒退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应该被“和平文化”（a culture of peace）取而代之。[111]

综上所述，我们反对“文化决定论”，但在考察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时，不能忽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大大小于经济政策的影响。

四 如何认识拉美现代化道路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令人遗憾的是，拉美似乎经常被视为现代化道路上不成功的“反面教材”。多年前，当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有人就指出，根据他国经验，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的发展趋势可分化为两类：一类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会继续发展，另一类国家（主要是拉美国家）则停滞不前，因为它们的比较优势降低了。不仅如此，拉美国家还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遇到了社会矛盾突出、两极分化加剧和社会震荡不断等困境。[112]

但是，上述判断与事实不符。大多数拉美国家是在20世纪中叶至70年代期间达到或超过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统计资料表明，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后，似乎并没有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只是在进入80年代后，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拉美才陷入了“失去的十年”，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不是导致“失去的十年”的直接原因。

近几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国内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借用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再次将拉美视为不成功的“榜样”。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认为，“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 ‘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 ‘起飞阶段’。但是，人均 GDP 接近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 GDP 为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 ‘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 ‘中等收入陷阱’”[113]。

还有人认为，“我们谈 ‘中等收入陷阱’经常以拉美国家为例，它们在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主要是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114]。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10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115]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116]。

其实，世界银行为“中等收入陷阱”给出的定义也是模糊不清的。如在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117]。在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118]

相比之下，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给出的定义似乎较为明确。2010年9月13日，他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但他又认为，“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119]

然而，将长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视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令人误入歧途的。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是否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不能仅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中东的产油国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的人均GDP早就超过1万美元，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吗？

此外，人口大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人口超过13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196美元为高收入。[12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足5万亿美元。从5万亿美元增加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不论高收入的指标是会“水涨船高”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忽视了发展的艰难性。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经过60年。[121]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很难想象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不利地位。

令人担忧的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强调的是人均收入的高低，因此它可能会鼓励我们去玩无聊的数字游戏。例如，世界银行将12196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为12196美元，这个国家算是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仍然在这个陷阱中？

如将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GDP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还应该指出的是，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贫困、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仅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不难找到。其次，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10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智利的人均GDP甚至已超过1万美元。

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又是一个伪命题。当然，我们抛弃以人均收入为基础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拉美国家的经历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民众的消费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环境面临的压力会上升，收入分配会更加不公，社会问题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参政意识会不断强化，政府治理的难度会增加，与外部世界接轨的程度会提高，等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换言之，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发展中国家不能沾沾自喜，而是要及时调整发展模式，积极应对内外条件的变化，大力推动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又是一个伪命题。

五 如何认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

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第一，必须确保政局稳定。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很难想象外国投资者会进入政局动荡不安的国家，本国资本也会千方百计地外逃。此外，政府的政策也无法在缺乏政局稳定的条件下得到有效的实施。

联合国在2004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在拉美独立以来的200年中，拉美一直有民主，但也多次被中断。虽然民主被写进了宪法，但在现实中它经常被破坏……在全球范围内，拉美是一个在过去200年中经常声称在捍卫民主的地区，尽管它有时也剥夺民主，而后又重新恢复民主”。[122]确实，长期以来，虽然军事政变、弹劾、罢免或总统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被迫辞职之类的政治事件时有发生，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能保持其政局的基本稳定。事实上，即便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政局稳定也能得到保障，尽管这种保障是军政府用牺牲人权的代价实现的。

有人认为，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的，因为这样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声望，因而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也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民主政权能更好地赢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权同样能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也能加快经济发展。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阻碍民主的障碍，因此，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国家越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但也有人认为，与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成功，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此外，威权主义政权在推行各种政策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政治上专制的政府能压制工会活动和降低工资水平，甚至还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能促进投资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与此相反，民主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在位时间，常常千方百计地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开支和扩大消费，等等。其结果是，国内资本积累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难以成为现实。[123]

上述论点与拉美的情况并非完全吻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经济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刺激下，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就是在那时，拉美的军事政变却接连不断，民主化进程出现了倒退。80年代，拉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是，就在这个“失去的十年”，拉美却迎来了民主化的高潮。由此可见，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而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拉美国家能否在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保持政局稳定，将取决于能否减缓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能否使军队成为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稳定器”，能否遏制腐败问题的恶化，能否确保外部因素对拉美民主化进程的约束力。[124]在可预见的将来，拉美政局将继续保持整体稳定而局部动荡的态势。

第二，必须减少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成本。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拉美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0年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排行榜中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划分成四个类别：极高、高、中等和低。巴巴多斯已跻身于“极高”的行列，另有15个国家的指数为“高”。[125]拉美人的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56岁提高到1975年的62岁，2007年已高达73.4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1960年的13岁缩短为2007年的6.7岁。[126]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也表明，所有拉美国家的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都在显著下降。[127]拉美国家实现“千年目标”的进展虽然不是非常乐观，但也不是很悲观。[128]盖洛普咨询公司在2006年和2007年对一些拉美国家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在一个0—10分的分值中，拉美的平均分值为5.8，略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但是，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也非常严重。在墨西哥和巴西等国，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已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社会问题甚至对政局稳定构成了威胁。因此，拉美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发展。

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收入分配状况，既与政府的发展理念有关，也与社会发展政策密切相连。因此，未来拉美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正确地应对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下述因素：能否使经济保持稳定而较快的发展，能否树立一种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理念，能否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社会发展政策，能否改善收入分配，能否将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提升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比较优势就是一国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形成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拉美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这是拉美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使拉美获得了大量出口收入，但其出口贸易却严重依赖初级产品。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表明，初级产品占拉美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将近50%。而且，自1995年以来，这一比重还在上升。[129]

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一种“恩赐”（blessing），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诅咒”（cursing），甚至会导致“荷兰病”。[130]曾在创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是（经济上的）毁灭”。[131]

林毅夫认为，“从工业角度讲，阿根廷的工业比澳大利亚强，但按比较优势讲，澳大利亚比阿根廷好，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阿根廷变成发展中国家”。[132]且不论这一判断是否属实，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拉美国家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拉美国家还必须大力推动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产业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拉美国家面临的难题。可喜的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在提升产业结构、发展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委内瑞拉等国则过度依赖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荷兰病”症状较为明显。

第四，必须重视农业发展。在拉美，虽然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7%，而且城市化程度很高，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仅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品，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从而缓解了“城市化病”。此外，农业还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

长期以来，拉美的农业发展始终遇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政府在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制定的价格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客观上是歧视农业发展的。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道路不畅，运输设备缺乏，农业机械陈旧，灌溉体系老化，仓储设施匮乏。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使在丰收年份，农民的收入并不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三是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而且偏低，从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国家的农业严重依赖少数几种农产品，因此价格波动的危害性更为明显。四是土地所有制不合理。少数大地主拥有万顷良田，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耕作技术较为先进；而大量小农则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土地上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

毫无疑问，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拉美的农业就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也无法加快。

（原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