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类哲学
——试探高清海先生的哲学创新逻辑
元永浩[1]
高清海先生（1930—2004）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创新意识和思想洞见的哲学家。在大多数人看来，高先生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先锋，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来推动我国马哲界“实践转向”的著名学者。应该说，这种评价简明扼要概括出了高先生在马哲界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没什么出格的问题；不过，这种说法过于关注高先生的那些显现在表面的贡献，而忽略了他的思想深层的逻辑和潜在价值。不要忘记，高先生强调实践观点不仅是为了确立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更是为了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整理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并开拓和创立自己的类哲学。于是我们必须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高清海先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他所提出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类哲学之间的关系？
高清海先生在晚年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说，自己有长久以来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的方向：一要走出苏联模式的哲学体系，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体系；二要通过哲学观念和理论的更新，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2]只要我们结合先生终生的学术成果而仔细品味这段话就不难发现，他的哲学研究存在着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两条主线：一是从德国哲学传统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二是从马克思哲学入手建构当代的中国哲学。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的研究中心在于实现第一个目标，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一直致力于实现第二个目标。当然这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实际上先生哲学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第二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不过是通往第二个终极目标的一个阶段。如果把高先生的思想历程比作一次飞机的飞行，那么可以说实践观点是机场上的跑道，其思维方式是飞行的轨道，而类哲学是飞行的终点。当然先生的这种努力和尝试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拥有如此的胆识和智慧。应该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高清海先生创立类哲学的建构原则。
一 从苏联模式的唯物论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我国哲学界对传统马克思的哲学的反思，是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正酣之际开始的。那时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们的兴趣逐渐转向现实的物质利益，从而开始远离极“左”的思想和理念；其次，人们不再崇拜那些领袖人物，不再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包含绝对真理的神圣的东西；再次，人们不再以市场和资本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以两极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伴随这种新的时代风尚，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也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的局限性。尤其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思想内容抽象化、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深受学者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
根据高先生的考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雏形，是斯大林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二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部后来发表成单行本的著作里，斯大林将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更值得关注的是，斯大林在这里概括出了辩证法的四个基本观点、唯物主义的三条基本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基本观点，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提供了基本观点和框架。当然只要我们进一步追本溯源就不难发现，斯大林的这一哲学体系和基本观点都来自于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在恩格斯看来，哲学是经验和科学发展综合的结果，并且历来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其主要缺陷只在于他们没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也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贯通唯物论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已经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剩下的任务在于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完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于是恩格斯试图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当中剥离出来，然后将它嫁接到唯物主义体系当中来。应该说，列宁的《哲学笔记》也是这样一种企图的产物。后来斯大林又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更加系统化和通俗化、教条化，从而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原型。
高先生说：“由苏联学者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体系，是经过他们的理解和消化而后改造过的理论。”[3]实际上，先生的这一说法不仅揭示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性；而且更进一步揭示了该理论体系与苏联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的关联性。恩格斯曾认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根据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把哲学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然而哲学的这一基本问题到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就演变成为与阶级斗争、党派斗争有关的“哲学的党性”问题。于是经过他们改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直接成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从而使之完全失去了学术性。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斯大林对内推行专制主义而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使共产主义思想演变成为一个维护新型帝国的保护伞。因此，这种经过苏联人“理解和消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也成为极“左”世界观和价值观依据。
冷战的终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意味着人类历史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尽管人们对这个转折的真实内容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的时代。哲学不能离开时代精神，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作为把握时代精神的哲学应该有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如果说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时代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么我们必须要摆脱长期以来人们对特定领袖任务的神化和崇拜，必然要同时清理他们的思想中具有局限性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源头去寻找新的起点和增长点。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不同于唯物论的另一种哲学出发点呢？当人们把眼光收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时不难发现，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存在一种与过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哲学世界观。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唯物论的基本观点，那么在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一种实践的观点。他在这里明确指出：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于，对对象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他的却跟他们不同，是从主体的和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4]这实际上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与传统的唯物论的观点存在天壤之别。于是我国哲学界力图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去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一种风尚，于是出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并形成了“实践唯物论派”“实践本体论派”等不同的派别。
当然这些诸多实践派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不仅如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两个主流对实践观点的理解也都尚未达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高度。例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唯物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而“实践唯物论派”还忽略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主体性，而片面地强调规律性和客观性；这实际上还是把实践归结为物质的属性，因而根本上没能摆脱唯物论哲学。又如“实践本体论派”，尽管他们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对属人世界的基础意义，但他们又对实践赋予本体意义，因而也没能走出传统哲学的老路子。
从马克思实践观点看，传统教科书当中的唯物论的观点是不懂得人的主体性的旧观点，而唯物史观当中的许多观点又都是未经反思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观点。因此当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重要性，力图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诸多观点中加入实践观点的时候，高清海先生却并不关注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而关注他的哲学思维方法。“举出一些具体的观点，哪怕是很基本的观点，都很难确切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是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的最高本质是集中表现在思维方式里面的。”[5]
二 实践观点：超越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
在高清海先生看来，马克思提出实践观点的意义不在于建立合理的本体论哲学，而是“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去改造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6]，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纵观西方哲学史，不管是古代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和奥古斯丁，还是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他们都力图寻找一个世界最终的本原，或试图找到一个世界之所以如此这般的终极解释原则，这一最终的本原或终极的解释原则就是西方哲学意义上所谓的“本体”。例如，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哲学，他们分别从始原性的“物”与超越性的“心”的角度去理解宇宙的本质；或者把“心”完全归结为“物”，或者把“物”完全归结为“心”。这在最抽象的意义上充分体现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特征，即，在始原性与超越性的对立关系中，这两种哲学都立足于一极并把另一极归结到这一极。凡是传统的本体论都有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
因此想要超越传统本体论哲学，就必须要破除立足于一极并把另一极归结到这一极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超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就是黑格尔所运用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而德国古典哲学真正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人与世界的主客关系包括差异性与统一性两个方面的问题。从差异性的角度看，人之主体性意味着他对对象世界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由性，而对象世界的客体性意味着它的被动性、被给予性和规定性。但从统一性的角度看，一方面人是自然界演化出来的东西，因而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主体又是客体的目的，人以自己的力量去不断地改变对象世界，使之成为属人的世界。为了理解主体与客体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统一性关系，就必须抛弃非此即彼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于是黑格尔激活被两千多年的本体论思维所凝固了的概念，在逻辑的层面上打通了主体通往客体的道路，这就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概念运动的否定性原理，表达了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具有的普遍原则[7]，从而开创的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尽管超越本体论和还原论的思维而创立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但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并不了解实现主客体统一的是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8]，因而没能意识到人的实践活动是辩证法的现实基础。高先生说：“在研究中我发现，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他与先前的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首先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而在于他提出的‘实践观点’。先前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上，这构成那时所谓的‘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人们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实践’，所以近代以来陷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观点的争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理论，在我看来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基础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并把纯理论性的哲学引向现实生活。马克思所具有的‘辩证法’思想也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实践理论。”[9]
马克思不仅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去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高清海先生看来，这一点恰好说明马克思发现辩证法的真正奥秘，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革。按照高先生的解释，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导致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分离、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它又使这些对立的双方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从而实现这两者的统一。传统本体论哲学因为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无法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这一本质特征。尽管黑格尔发现了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新的思维方式，但同样由于不理解矛盾的产生与解决都依赖实践，从而辩证法引向了逻辑的抽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他明确揭示出实践对人的存在的基础意义，从而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基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可以说，“是否贯彻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应该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10]。这无疑是高先生长期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不断地去追问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过程中得出的结论。
三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建构类哲学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提供了超越苏联模式唯物论的新的世界观，也提供了超越本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不过高先生所强调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没有内容的抽象方法，而是为了创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类哲学思想体系。
毋庸置疑，高先生的类哲学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遗产的过程中创立的。首先，“类”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的概念，而且这个类概念不同于阶级、资本等有限性概念，是一个表达人、社会与自然相统一[11]的全体性概念。其次，高先生在分析和综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过程中发现实践概念与类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而进一步将实践概念从对象性活动进一步解释为生成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另外，高先生还特别关注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发展三形态说[12]，并把它解释成为人类从“群主体”出发，经过“个人主体”再形成“类主体”的历史过程。实际上，高清海先生通过整理、分析和吸收马克思的哲学遗产，为类哲学思想体系勾勒出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应该说，高清海先生建立类哲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创造性过程，但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理解该过程的清晰的路径，那就是始终抓住实践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在高先生那里，实践首先是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高先生说：“实践，按其本性说，既是造成世界两重化矛盾性质的根源，又是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它们统一性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着自然物质的本原性作用，又体现着人及其精神的能动创造作用。既然实践是本原存在与超越形态的对立统一，自然关系本质与属人关系本质对立统一，那么，它就是理解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否定性统一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理解一切哲学问题、解决各种哲学纷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就意味着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单纯从脱离人的自然出发，也不是单纯从脱离自然的人出发，既不是单纯以本原存在为依据，也不是单纯以超越形态为依据，而是从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在现实活动中相互作用关系出发，以本原存在和超越形态在现实活动中的统一关系为依据，去观察各种事物、理解现实世界、回答两重化矛盾的思维。”[13]在这里，高清海先生将把人和自然、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叫作“否定性统一关系”。
进一步说，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统一关系”还表现在人的双重生命的关系之中。生命本来是自然的产物。不过在自然界出现生命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能动的自我活动中心并把自身与周围的存在区分开来了。尽管如此，自然界里的生命体本质上还是被环境决定的，即，任何一个生命体只有通过它与环境之间固定的能量交换和新陈代谢关系，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也有这种自然生命，高先生把它叫作人的种生命。然而对人而言，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环境不再是单方面地规定人的生命的力量，人同时也以强大的力量去改变环境；也正是通过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成为类的存在物，开始形成一种超越于种生命的类生命。
从高先生类哲学的角度看，人的实践活动不再仅仅是主体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控制来能动地改造客体的过程，也是通过“本质交换”生成类生命的过程。因而人的实践活动既是左右人类自己命运的活动，也是决定宇宙整体命运的活动。高先生说：“本来的生命只是面对它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命则是面向整个存在的，人的最终归宿是要使生命去融化宇宙，也要把生命融化于宇宙。也可以这样说，自然的潜在能量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现实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把宇宙变成了生命的活物，也就是赋予了自然存在以生命意义……可以说物质宇宙的奥秘集中在生命的本质中，生命的奥秘体现在人的本质中……人在宇宙中，宇宙在人中，应当从宇宙去理解人，从人去理解宇宙，这两者的统一，正是‘类哲学’应有的内容。”[14]这也就是说，人与人、人与世界都是互为客体和互为主体的一体关系，而类哲学是一种包含人学的宇宙论哲学。
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人最应有的自我意识。高先生说：“人愈是敞开自我，愈能涵容他我和他物，人的自我才能愈充实、愈丰满，人是在与他人、他物的一体关系中获得独立和自由的。这就是人的‘类本性’，也是人类文明——‘全球文明’的人性根基。”[15]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如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地影响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而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类生命，于是就出现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换句话说，尽管实践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和意义，为人的生存和类本质的生成提供基础；但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类意识，那么其实践活动也许对类生命起到否定性的作用，并且其破坏性作用与实践能力成正比。
如果仔细品味上述内容就可以发现，高先生在考察人与自然、种生命与类生命关系的过程中充分吸纳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通常在西方人的哲学思维中，人作为自然生命体跟其他动物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人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哲学所能理解的作为主体的类，至多是一种泛神论的“自我意识”或社会化的“大我”。只有在中国古人智慧中才有天人合一的大生命意识，也只有在宋明儒学家才充分的讨论过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之间否定性或统一性关系问题。当然由于中国儒家没能意识到实践对于人的生命的基础意义，从而没能理解贯通否定性与统一性的真正的根据。这也就是说，中国儒家的这种生命和存在意识需要一种走进当代语境的通道或方式，而高先生恰恰通过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把它提升到了当代哲学的高度，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真正的汇通和融合。可以说，他的类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话语当中的创造性表述，因而是属于凝聚着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自己的哲学理论。
毋庸置疑，人的类本质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人与社会、自然之统一的过程；不过这种统一性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个人所实现出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高清海先生指出：“与物的规定不同，类的统一体是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前提，内含自由个性差异的多样性、多元化的统一……个体愈是发挥独立性，类本性的内容愈丰富、愈充实。”[16]当然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交换价值或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唯当个人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根据自身特有的内在尺度进行生产时，才能真正成为创造类生命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一种要建立整齐划一帝国的企图都是背离人的类生命原则的；而真正面向人的类生命的实践活动一定也是个体的、自由的和审美的。
综上所述，高清海先生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去批判和消解苏联模式的唯物论及其意识形态，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并以此为基础融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最终建构了符合我们时代和未来的类哲学理论体系。应该说，高先生的类哲学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人应有的自我意识和存在意识。
（该文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 元永浩，吉林大学教授。
[2]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2。
[3]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5]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32页。
[6]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32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9]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0]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15页。
[1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13]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34—135页。
[14]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2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2页。
[15] 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的时代》，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16]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第258—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