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村传播学

一 作为发展传播学的乡村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研究农村文化变迁与农民的表达，与之最为相关的方向是乡村传播。因此，在本书开篇之初，有必要简单爬梳乡村传播这条学术脉络。

郭建斌2002年在《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18]一文中认为，大陆乡村传播研究受到台湾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与现代化”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出三个阶段的特征，第一为“早期研究”，即乡村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从1982年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开始，相继出现几项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介在农村地区的受众调查；第二为1988—1995年，乡村作为“现代化影子”下的效果与受众研究的场域，如陈崇山、孙五三关于媒介、人和现代化的研究。[19]第三为1995—2003年，互联网等新媒体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力，乡村传播研究遭遇冷落。

此后，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可以视为乡村传播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研究者开始重新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的视角思考城乡关系，并取得丰硕成果，如《中国乡村传播学》（谢咏才，2005）、《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李红艳，2007）、《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传播模式论》（仇学英，2011）、《农村发展传播学》（王德海，2012）等。但遗憾的是，这一阶段的发展传播学呈现出两大明显特征。第一，延续第二、三阶段的受众调查模式，研究现代大众媒介（报纸、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传播，并以量化方法为主；第二，以发展为预设视角，或者研究农民对现代媒介的接受程度、接受方式；或者研究现代媒介对农村关系网络、文化心理、社会结构的冲击与建构；或者将民间宗教、音乐、舞蹈、婚丧民俗、戏曲、教育等直接置于发展传播学研究视野之下。

那么，什么是发展传播学？为什么乡村传播研究与发展传播学“剪不断、理还乱”？

“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出现激进的社会运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阶层担心这些国家会由于贫穷与落后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倒向共产主义。发展传播学应运而生，希望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媒介和传播规律，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和进步。[20]因此赵月枝指出，发展传播学所关心的是“有可能作为共产主义根源地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其中隐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认为需要“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把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进而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进而拒绝“革命的蛊惑”。[21]胡翼青等也认为，发展传播学有着“强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冷战的思维方式。[22]并且他感到困惑：“一个充满着美国学者关于世界的想象的后殖民理论，怎么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呢？”[23]

谢咏才和李红艳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认为，“乡村传播学可以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24]。随即，他们发现上述论点的不合理性，公开发表了关于发展传播学和乡村传播的辨析作为自我修正，认为两者不仅理论基础不同，前者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后者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方式”；而且研究视角也不同，前者希望借助大众传播及其他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而后者是“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实现城乡之间理想的沟通状态。[25]

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自19世纪以来，有志于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志士仁人，便奔走于东西方之间，从新技术、新制度到新文化，寻找使中国现代化之道路，成为近代中国迫切不二的历史选择。梁任公曾振聋发聩地问道，中国是“老大帝国”，还是“少年中国”？是腐朽颓废、积贫积弱的古老帝国、传统文明，还是朝气蓬勃、百废待兴的现代中国？因此，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得人心，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具体到乡村语境，乡村代表着落后。王维佳认为，中国是通过告别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方式来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和底层世界始终是一个远远落在现代文明身后的他者。”[26]王铭铭亦认为，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乡村是被“拒绝”的，理由在于“这种农民小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理想的实现”[27]。

在这样一个历史困境中，“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有意思的是，至20世纪末，经过100多年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似乎历史又回到了原点。1988年《河殇》热播，农民是一个跪在神佛面前磕头的形象，解说员嗤之以鼻地讲述：“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农民和农村再次成为现代化的负担。农村土地抛荒，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变成廉价劳动力。

恰恰是这个时候，传播学进入中国。在“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宏观政策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用什么样的传播理论来研究中国乡村？经济上通过传播技术、提供信息推动农村发展，如“创新扩散”理论；文化上推广城市的消费和娱乐方式，如“消费主义”兴起。发展传播学的这些基本理念迅速被认同和推广，成为世纪之交乡村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

与此同时，尤其是21世纪以来，发展范式及发展传播学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中，看不到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人的主体性，导致农民表达的失声，或被斥为落后，或被建构成一种想象，或被定义为被改造、被施舍的对象……张旭东批判了发展范式中对乡村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研究者不应以西方的“他者”框架来分析距离自己很近的乡村世界。[28]赵世瑜批判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带着某种优越感……眼光向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29]的发展范式，他提出回到“历史事件”和具体实践中，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分析问题。[30]胡翼青的观点则更为直接，他认为发展传播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传播研究主体主观能动性的缺失。若是一味地用美国经验和东部都市经验“发展和改造”中西部乡村，“在实践中只会造成更多的断裂与矛盾，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失序”[31]。

乡村传播研究是否具有超越发展传播学范式的可能性？如果有，又有哪些可供利用的理论资源？

二 超越发展传播学的乡村传播

学者们意识到，发展传播学的乡村传播研究路径很难解释当下复杂的乡村社会现实，诸如农村主体劳动力流失、留守老人儿童的权益保护、二代农民工利用网络相约自杀……

近年来，沿着乡村传播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研究脉络，呈现出一种在发展话语体系之内批判发展、超越发展的新动向。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便开始进行内部反思，不再认为只要拥有现代媒介技术就能促进人的现代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1982年中期规划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式发展概念”成为基本战略，村民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地整合外来媒介与本地媒介等多种资源，用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目的。在这种反思的背景下，乡村传播的内涵也从关注媒介技术转变为关注媒介的赋权功能与行动传播研究。

比如2015年3月，在浙江缙云召开的批判传播学年会上，卜卫发表了《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主题演讲，在她的研究视域中，依然保留了发展作为研究取向，但她界定的发展，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技术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而是以“人”为视野，以社会和经济公正为方向的发展。发展应该是底层和边缘社会群体的权利，在研究中需要追问，发展是“谁的发展”，媒介是“谁的媒介”，研究者“为谁做研究”。

为了增加辨识度，卜卫将超越发展传播学的发展传播研究称为“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

这一类研究强调媒介赋权。丁未的《“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2014）便是一个媒介赋权的典型案例，手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介手段给的赋权，使他们能够在冰冷、陌生和被边缘的都市中移植乡土关系、维系某种团结，并以此在全球化、现代化和都市化社会中艰难地开辟生存空间。如果说丁未选择的是现代媒介，那么孟书强则选择用宗教的方式为城市农民工传播赋权，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充满风险与失去控制的陌生城市空间里的一种自救行为”，是“他们与资本、制度协商、抗争的工具”。[32]邱林川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2013）中，则将赋权与阶级文化和政治的再生结合起来，他认为全球技术变迁带来一个充满剥削与排斥的信息时代，在这样的语境中，新工人（农民工）一方面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手段赋权，另一方面也受到技术压迫、束缚。在这种矛盾中，新工人（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否有可能觉醒？

另一条重要线索是引入从诞生之初就站在了发展传播学对立面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试图揭露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剥削和不平等本质。同时关注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开始，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猛烈批判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但把信息文化传播领域集中发展为新的资本积累场域，而且通过全球扩张和“文化帝国主义”策略来克服制度性的危机。[33]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进而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34]

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到文化资本进入中国乡村并主导农民的文化传播与生活实践，以及农村出现种种文化危机，他们开始转向乡村，将乡村文化传播置于资本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研究诸多力量如农村文化传统、现代媒介、政治变迁、制度安排和市场经济等如何作用于农民的传播观念与文化行为，从而对农民的政治经济行为、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绘制一幅乡村传播的整体图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现乡村文化与传播的自觉。

目前，这一研究路径刚刚起步，较有影响的是几篇访谈。在访谈中，赵月枝追问发展是谁的发展，自由是谁的自由。她认为农民不是文化商人的工具，农民的文化不是资本的点缀，乡愁也不是文化产业增值的手段。乡村传播更不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源。提出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提炼农民文化主体性，激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遗产，达到文化、传播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35]在另一篇访谈中，她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提倡建立环境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勾连，从而超越环境传播的应用层面，思考重新定义人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传播形态。[36]吕新雨则认为以“乡村社会”为本，从自己的传统和实践出发，可以探索一条“另类”的发展路径。乡村传播对农民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应回到日常生产生活的维度，并且农民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农民相结合的产物。[37]这些问题讨论了乡村传播可以为超越资本主义的霸权文化逻辑提供一种新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传播研究批判的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范式，而不是发展本身。在更为复杂的时代与社会语境中，不是不要发展，但是相比于如何发展，他们更关注发展是谁的发展，按什么思路发展。随着农民流动进入城市务工，乡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研究乡村传播必须应对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以及农民工身份认同、社群心理等各种新情况。

综上所述，当下乡村传播研究已经出现一种新动向，从历史、传统、阶级、文化主体、生态、劳动、新媒体、技术、宗教、身体、性别等各个层面展开批判性反思，已经从简单的关注乡村，转向乡村的赋权和发声，其目的是抗争，针对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其中亦包含着一种新生的可能性，即在乡村传播的历史、实践等不同面向中，是否存在一种应对当下社会断裂、价值观“荒漠化”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