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田野调研概貌

第一节 关中

一 历史变迁与自然条件

长安，两个字听上去就很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承载了全世界青年学子的梦想。古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今有卞之琳“我正对一本历史书/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关中，不论是从经度还是从纬度上看，都正好处在中国的正中间。关中平原，或称渭河平原、渭河盆地、关中盆地，指的是处于中国腹地陕西省的中部，秦岭北麓的渭河冲积平原，北枕黄土高原，南倚秦岭。“东西长300多公里，宽30—80公里，一般海拔325—800米，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号称‘八百里秦川’。基本地貌类型是河流阶地和黄土台塬。”《史记·索隐》记载：“西以散关（今宝鸡市南郊）为限，东以函谷（今河南灵宝县）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春秋战国时，关中为秦国故地，因土地平整肥沃，水利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战国时期的苏秦就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多饶”，被称为“天府之国”。中国历史上，十余个朝代和农民革命政权都曾建都长安，长期以来，关中作为京畿重地，在交通、商业、文教方面也得到了优先考虑和较快发展，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的关中，从行政区划上看，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5市及杨凌区。从地域上划分，按南北计，以渭河为界，可分为渭南、渭北（农民常常称为“河南”“河北”）；按东西计，以长安城为界，可分为东府、西府。

东府的华县（今属渭南市）是我的主要田野点，但我的调研不止于华县，而是整个关中平原。选择华县，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地理与自然条件。

华县，“地理坐标为北纬34°12'27″至34°36'27″，东经109°36’至110°2' 48″。北与大荔县隔渭河相望，东与华阴县（现在的华阴市）接壤，南、东南部与洛南县交界，西南一隅与蓝田县相接，西、西北与渭南市为邻。陇海铁路与西（安）潼（关）公路东西向横贯县境”[1]。“西至长安180里，东至潼关120里，东北渡渭至同州（今大荔县）80里，南至商州（今商州市）山路270里。”[2]可谓交通发达。自古以来，华县沃野千里，引渭河水灌溉农田，水分充足，产量丰富，盛产小麦、玉米、花生、大葱等。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四通八达的交通和富庶的农业经济在华县民间传播活动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华县地势南高北低……南部高耸着逶迤不断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59.9%……北部陡直而降，为渭河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平远沃野，一望无际……山外西南部高亢的黄土台塬，塬面破碎，沟壑纵横。”[3]地形地貌特征是我选择田野点的重要依据：王什字村（平原）、吕塬村（台塬）和梁堡村（山地）。有意思的是这三种地形恰恰对应了皮影戏生存与繁荣的三种不同阶段，代表着皮影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是什么样的内因和外因，导致农民历时性地选择不同的地势作为皮影戏的“老家”，这一过程又表达出什么样的信息？这就要求研究者能从实践出发，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中探寻农民表达的属性和特征。

第二，历史与社会变迁。

“西周时，今县境属于畿内，称为‘郑’……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周宣王封其弟姬友（郑桓公）于郑地，即郑国。春秋时的秦武公十一年（前687），秦国在此设郑县，这是本县设县之始。……西魏时，于废帝三年（554）改东雍州为华州。……中华民国时，于民国2年（1913）2月，改华州为华县。1949年5月华县解放后，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渭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6年10月，专员公署撤销，本县直隶陕西省。1959年1月，本县与渭南、华阴、潼关合并，称渭南县，原华县分设华州、高塘、金堆三个人民公社。1961年9月，恢复华县建制，属复设的渭南专员公署。1968年，隶渭南地区革命委员会。1980年属渭南地区行政公署。”[4]1994年起属渭南市。在历史上看，“华州府”长期以来作为长安的东大门，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占有重要地位，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

《汉书》中记载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有了皮影戏的雏形。两千多年来，皮影戏见证并参与了关中，乃至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变迁。20世纪以来，华县（清末民初）“演唱者达二三十家，20世纪30年代发展到48台之多”[5]。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县民间有20—30个皮影草台戏班。[6]老艺人回忆的数字不一，但均超过40个，如雷全印记得有42个，[7]可见民间皮影戏的繁荣。1953年之后，华县逐渐成立了4个吃商品粮的班社，号称“四大班社”：光明社（在西安成立，后转到华县）、光华社、合作社（后更名为光艺社）、民乐社（后改为光庆社），曾多次赴西安、北京演出。华县农民对于皮影戏的喜爱，以及欣赏水平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华县这个地方看戏的人水平高的人相当的高。他们都不看怎么演，都靠在椅子上，专门听。你一个字唱错了；爱操作的，皮影人儿换错了头，他都知道，哪里哪里唱错了，一针见血，告诉你。[8]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皮影普遍没落，但华县皮影是幸运的，1987年遇到了杨先让、靳之林等专家，得到工艺美术界的肯定，由艺术家牵头，进行传播与抢救。1993年又遇到了张艺谋，潘京乐、郝炳黎、刘华等被邀请到《活着》剧组，最终电影《活着》1994年在第四十七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奖。21世纪初，又率先走上产业化之路。耄耋之年的农民艺人们纷纷离开乡村，在城市谋生。因此，可以说华县皮影的传播实践在近30年间，引领着关中，甚至全国皮影的方向。

皮影戏的变迁既是农民的文化与表达的变迁，也是农民话语权的变迁。集体化时期，政治的力量是否会主导农民的文化与表达？产业化的时代，农民的文化与表达又是否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这都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二 人文与民间传播活动

关中，是都城长安的京畿之地，留下了不可计数的皇家宫殿、碑林石刻、寺庙道观等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如此，一方面“朝代的变更，使这里出现了频繁的军事活动，虽然给这里带来了灾难，但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技艺的交流、手工业的发展和文化艺术活动的交汇”[9]。出现如纸扎匠、皮匠、磨刀磨剪匠、箍桶匠、白铁匠、铜匠、银匠、钉碗匠、弹花匠、竹篾匠等品类繁多的民间手工艺。[10]另一方面，关中地区因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在整个农耕时代，农业就达到很高的水平，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农业贸易活动形式多样。基于历史与经济的基础，关中地区在千年实践中，民间传播活动丰富。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时间维度，民间传播活动与人生仪式息息相关。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结婚、生子、满月、贺寿、死亡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生过程，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生命的仪式，而这些仪式也由民间传播活动构成。比如请戏班在过寿的时候唱一出皮影《八仙上寿》《全家福》等；老人过世时，若是男性，多唱《刘备祭灵》，若是女性，多唱《雁塔寺祭灵》等。由此，皮影戏就和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从出生到死亡，类似于唱戏的传播活动贯穿始终，参与和见证了每一个仪式。

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还包括意义与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11]农民通过这些民间的传播活动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生活形态和情感方式、伦理状况和内在意义。首先，民间传播活动在一个人生命的时间轴上留下了很多的标记，根据这些标记来判断自己已经走过的时间和剩下的时间，从而表达农民对自己人生过去和未来的想象，并构成了自己的人生秩序。其次，表达一种分享，每个村民都会因看戏等活动参与到另一个人的人生仪式之中，村民们彼此相互分享自己人生的每一个印迹，从而表达“乡土”或“熟人社会”的认同。最后，表达对理想人生的憧憬，现实中不免有悲欢离合，而戏里的人生则是“全家福”，家族、村落之间相互宽容、忠诚、情义、仁爱和责任。简而言之，表达的是人生的内在价值和意义。

另一类是空间维度，民间传播活动与村落仪式联系紧密。关中的村庄有很多常规性的庆典，如庙会、麦后打醮[12]等；还有很多不常规的庆典，如还愿、驱邪、祈雨等。每一个庆典，都会有民俗活动，如社火（高跷、芯子、蹦鼓、旱船、走马、焰火等）、皮影戏、木偶、大戏[13]、秧歌等。伴随着民俗而来的是很多民间商贸活动，如玩具、土特产、饮食等，无论是信息的流动还是物资商品的流动，我都统称为民间传播活动。农民用这些行为表达出自己对于村落社区的种种期许和愿望。

如华县下庙乡的“西岳庙”庙会，清汪可诚修《乾隆再续华州志》卷十二记载：“州治之北十里，有西岳庙，历代有碑名曰，下庙，或曰下庙者，盖对华阴岳庙而名也，五社致祭，三月初八、八月初八两塞。”清代的志书用简简单单的“两塞”两个字概括了庙会的盛况。实际上，直到今天，村民们对此还津津乐道。如三月的庙会共六天，从初五到初十，其中初八是正会。前三天准备，摆摊，相场地，还会有争吵，后三天过会。[14]1992年版的县志记载，即便是20世纪50年代初，过会的人还有5000—10000。1932年出生的农民王水祥等，都说不止这个数字。一公里多的街道密密麻麻全都是人，挤都挤不过去。北门口是卖瓷器的，大路上有猪司、羊司、买卖布匹和食物的店，庙的东墙边，是卖竹器的，西墙边是耍把戏的。三月初二那天，要去华山接水，接24瓶水，圣水必须在初六那天进庙。当时热闹得很，整条街都是锣鼓喧天的。[15]当村民重新讲述往事的时候，表达的是村庄的集体记忆，社区认同和几代人的青春。

以村民的人生为经线，村落的空间为纬线，全部的表达织成了时空的经纬，也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时间点固定在经纬的网格之中，现实和想象一道随之变迁，形成地域的文化、时代的记忆和群体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