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朝佛寺及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与发掘对于汉唐都城考古及佛教考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都城考古而言，赵彭城和核桃园佛寺的发现首先为探索邺南城外郭城区的范围和里坊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次为了解北朝晚期大型塔殿的建筑结构、筑造技术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就佛教考古而言，赵彭城佛寺和核桃园佛寺的发掘对研究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建筑格局演变至关重要，塔基石函和砖函的发现也弥补了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缺环。北吴庄佛像埋藏坑的发现则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题材和组合提供了可靠的标本，也为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和佛像瘗埋方式提供了线索。结合文献记载及历年佛教考古的新发现，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当毋庸置疑。目前邺城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之中，有关赵彭城佛寺塔基后方是否存在大型佛殿，核桃园佛寺的外围界限和总体布局，北吴庄佛像埋藏坑附近是否存在佛教寺院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得以确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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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一》，《大正藏》卷50，第383—385页，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年。现存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金铜坐佛及邺城考古队1998年发掘出土的“大赵/光浮图”瓦当是十六国后赵时期佛教在邺城流传的实物证据。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36、161—162页。

[3]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一》，《大正藏》卷50。

[4] （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纪下》，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8页。

[5]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大正藏》卷51。

[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0《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一》，《大正藏》卷50。

[7]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8] 王振国：《关于河南省林州市洪谷寺千佛洞的造像与刻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9] 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年第5期。

[10] 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马忠理、张沅、程跃峰、江汉卿：《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文物》1995年第5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第3期。

[12] 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研究》，《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12期。

[15] （唐）道宣：《续高僧传》，“释灵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昼夜遵奉无寸阴，每入讲堂，想处天宫无异也”。《大正藏》卷50。

[16] 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동아시아고대사지비교연구Ⅱ—금당지편（東亞佛殿的比較研究）—國立扶餘文化財研究所學術研究叢書第54輯，2010年，第40、44、48、64、74、78、149、156、173、182頁。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12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核桃园北朝1号与5号建筑的发现与发掘》，《2015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隋仁寿宫唐九成宫37号殿址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20] 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发掘》，《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长安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455、533、609、651页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21] 何利群：《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究——以塔、殿、院关系的演变为中心》，《石窟寺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2]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六》，《大正藏》卷50。

[2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

[24] 徐苹芳：《唐宋塔基的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杨泓：《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杨泓：《中国古代和韩国古代的佛教舍利容器》，《考古》2009年第1期；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25] （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大正藏》卷52。

[26] 何利群：《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

[27] 何利群：《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及“邺城模式”》，《考古》2014年第5期。

[28]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9] 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考古》196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