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绿色发展视域下长江上游流域治理的战略意义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长江上游流域治理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常态，处于重要的战略抉择期。加强长江上游流域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战略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览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和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坚持生态优先，将实现流域内“人和自然共生”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任务和伟大工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流域综合开发和治理问题。

国家将流域综合开发和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流域的绿色发展是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加强长江上游流域治理工作，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流域开发治理之间的矛盾，打造生态流域绿色发展体系，加快开展流域生态建设文明工作，是贯彻“五位一体”总体战略部署、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恢复和维系流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紧迫任务和重要举措。

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

尽管我国长江上游流域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流域整体性保护不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关系紧张，部分地区资源环境超载，环境质量不高，生态受损较大，环境风险较高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流域开发与治理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和短板。加强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强化问题导向，从经济结构、机制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入手，把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提出完善法律保障、调整管理机制、转型开发生产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循环发展等多项具体政策措施，强化流域开发治理考核，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是突破瓶颈的必然之举。

生态环境优美宜居是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增加社会和谐度，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质量，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的作用。落实长江上游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的工作任务，坚定不移地强化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统筹生态资源环境，严守资源开发利用上线；以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为目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力量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资源开发与环境问题。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善民生的要求，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流域资源开发不当，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符合老百姓需求和愿望的现实目标，让长江上游流域治理的效果更加贴合百姓感受，为实现高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三 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于2019年11月5日举行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出了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的长远部署，提出“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完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和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由此可见，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制度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但也要看到，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适应、不全面、不深化、不到位的问题。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针对存在的问题，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兼顾、抓住重点、远近结合、综合施策。

加强长江上游流域环境综合治理，这是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充分调动发挥生态环境、发改委、科技、工信、财政、自然资源、交通、住建、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力量，开创“九龙”治水合力、系统治理的新气象。坚决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各项要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实施系统治理。明确环境质量目标导向，把环境质量状况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终极标准，稳步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各项工作；根据质量目标要求，确定污染减排目标，尽快让排污总量降下来、让生态环境质量好起来。

四 适应经济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迫切需要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期。中央在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后，作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新常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的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进入新常态，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打造我国经济升级版，就要改革创新，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端到高端、加快结构调整速度。

加强长江上游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以合理开发与流域环境保护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以环保产业发展腾出环境容量，以生态资源节约拓展生态空间，以生态系统保护创造绿色财富，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经济带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五 坚持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可持续发展是包括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体系。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绿色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生态资源过度无序开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作为一个资源并不丰富，又经常遭受严重污染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强我国重点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加强长江上游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坚持以“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观念重新审视流域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以生态优先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采用多样性、针对性的先进开发与治理技术，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流域环境，对国家总体战略发展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长远保障性。

六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流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

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协调反映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良性互动关系，也是对区域内部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格局进行统一考虑，求大同，存小异，找到同等的区域利益目标，要求各群体目标、行为一致，从而共同完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流域是人类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因此其发展决定了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类生活、生产的质量水平。由于流域经济开发给各级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各种利益冲突频发，表现在产业结构布局趋同，土地利用不合理、不协调，忽视隐形成本和剥夺上游地区发展权力等方面。

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是我国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举措之一是“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多样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鼓励流域上下游之间开展资金、人才、产业等多种补偿，有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强长江上游流域治理，是协调我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举措，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

七 助推长江经济带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与成渝双城经济圈部署的有效手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所做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着力点。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与成渝双城经济圈部署从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化格局出发，倡导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理念开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新征程，推动传统中华文明的转型和近代人类文明的创新。而响应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倡议号召的基础与关键即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的绿色发展，必须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是开发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优化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决策，是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优化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保护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要推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发展，正确把握长江流域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而长江上游流域在长江流域中具有重要生态地位，是重要生态屏障所在；具有重要经济地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即第四增长极。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下，针对长江上游的流域治理战略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