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
一 引言
国际分工地位（即第一章所指的经济地位）反映了一国的出口获益能力，因此测度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成为一项很重要的研究主题。但遗憾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目前测度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并不完善，很难准确测度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本章的目的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能更加准确测度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指标，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分析一国如何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并重新评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与出口结构相关的各类指标可以评估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比如，以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大类作为出口构成，那么，一般认为，一国拥有较多农业出口则国际分工地位较低，服务业出口比重高则意味着占据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以此进行分析，虽然中国出口结构尚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但是强大的制造业却足以保证中国出口地位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995—2009年，中国货物和制造业出口占自身出口的比重基本呈现上升趋势。比如，对于制造业出口而言，1995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自身出口的比重是81.78%，2009年该比重上升到89.10%，上升7.32个百分点[1]。
此外，国际分工地位也可以采用出口的各类要素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或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Balassa，1965）来衡量[2]。这一衡量方法基于李嘉图的相对技术差异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一般用来评估制造业出口。一国出口较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则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以此分析，2012年中国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57.6%（苏庆义，2013），表明中国已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
另外一种常用的测度国际分工地位和评估出口结构的指标是出口技术复杂度（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3]，该指标由Hausmann等（2007）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首先计算各产品的技术复杂度，然后根据各产品的出口比重计算各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
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暗含高收入水平国家更倾向于、也更有能力生产高技术复杂度（技术含量高）产品的假设，Hausmann等（2007）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反过来，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也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如果抛开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方法也可以理解为高收入水平国家生产的产品更加高端，是低收入国家出口结构优化的方向。Rodrik（2006）依据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与比自身收入高三倍的国家的出口结构相似[4]。
也就是说，基于传统的出口结构指标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的出口地位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并不完全由本国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了进口的中间品，仅仅分析出口结构并不足以完全理解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如果在考察出口结构时不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则会高估通过加工组装进行出口的国家的分工地位。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的兴起使得测算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更多考虑了这种分工形式。其中，一个普遍使用的指标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对于一国而言，出口总值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具有直接的福利含义（Koopman等，2014）。因此，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越高，表明该国单位出口创造GDP的能力越强，从而普遍便认为较高的DVAR意味着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张杰等（2013）、罗长远和张军（2014）均使用该指标评估了中国的出口状况。
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使得该指标在测度国际分工地位时存在偏差：（1）该指标没有考虑一国的开放度。一般来讲，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更加开放的国家更多依赖进口中间品来生产出口品，从而拥有更低的DVAR。比如，在极端情形下，如果一国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品的生产完全在国内完成，则该国的DVAR是1，但是并不表明该国拥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该指标没有考虑产品属性。如果L国主要出口原材料或农产品等，则该国拥有较高的DVAR；如果E国家通过进口零部件来生产并出口计算机等高端产品，则该国的DVAR相对较低。很显然，对于这两国而言，拥有较高DVAR的L国并不一定拥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
事实上，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都只是部分地衡量了国际分工地位。在根据各产品的出口比重计算一国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时，暗含了各产品国内增加值率都相同的假设；在计算一国出口的总国内增加值率时，也是假设各产品技术复杂度相等。因此，现有文献并没有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研究国际分工地位。
姚洋和张晔（2008）考虑到生产过程需要投入国外中间品的事实，在Hausmann等（2007）构建的出口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剔除投入的国外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后构建了国内技术含量占总技术含量比重的指标，并以中国为例进行了研究。为此，姚洋和张晔（2008）根据产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投入比例构建了产品的复合技术含量，继而根据投入的国外中间品的比例计算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该研究首次考虑了中间品贸易对测算出口技术含量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如下方法上的不足：（1）产品复合技术含量的构建基于单国投入产出技术数据，使得不同国家的产品复合技术含量计算结果不同，从而不具有跨国可比性[5]。（2）考虑中间品贸易的目的是改进出口技术含量这一指标，属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研究出口技术含量，没有跳出出口技术含量的研究思路。
相比上述代表性文献，本章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1）构建同时考虑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的测度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指标，将两个概念真正并列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2）从理论和经验角度探讨了国家之间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来源；（3）相比已有文献主要基于货物出口进行的分析，本章不仅考虑货物出口，还考虑服务出口，研究中国整体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以窥全貌。
很显然，本章新指标的构建是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地位的基础。同时，本章研究也有助于中国认识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现状，评估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效果，以及从何处着手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
本章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构建更为合理的测度指标，并基于新构建的测度指标提出一个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投入产出框架；第三节是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第四节测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并研究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来源；第五节研究中国自身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演进；第六节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