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际冲突话语研究

人际冲突话语研究始于1967年Watzlawick、Beavin和Jackson的夫妻冲突话语研究（Bavelas et al.，1985：9-26）。Watzlawick等人认为，人际冲突不是混乱的行为，而是有型式、有结构的言语事件（Bavelas et al.，1985：15）。他们通过分析Albee的戏剧《谁怕弗吉尼亚·沃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中的夫妻口角，证明在夫妻间激烈的“吵嘴话语”（verbal battles）中，存在着整齐的“人际系统”（interpersonal system），种种人际关系是通过人物间的话语互动建构和实现的。此后发展起来的人际冲突话语研究，在话语素材的选择上，大都选择有型式的甚至有意设计的对话语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际冲突话语研究的话语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儿童冲突话语（Camras 1977；Brenneis & Lein 1977；Lein & Brenneis 1978；Boggs 1978），第二种是青少年冲突话语（Labov 1972），第三种是夫妻冲突话语（Watzlawick，Beavin & Jackson 1967；Rogers & Farace 1975；Gottman 1979）；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录音法、访谈法和摄影法；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人际系统、话语范畴、序列类型、论辩话语的跨文化考察和避免冲突的策略。

（一）儿童冲突话语研究

Brenneis & Lein、Lein & Brenneis、Camras对儿童之间的人际冲突进行了研究。

Brenneis和 Lein（1977）通过让儿童进行“角色扮演”，来观察儿童冲突话语的特点。他们发现，儿童冲突话语可以从内容范畴和语体范畴两个方面进行描写，根据这两种范畴，他们总结了儿童冲突话语的三种序列类型：重复（repetition）、反向（inversion）和递进（escalation）。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Lein和Brenneis（1978）对儿童冲突话语的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考察。他们以美国白人儿童、黑人儿童和印第安儿童作为考察对象，发现三个言语社会的儿童“论辩”（arguments）话语在话语的组织方面存在差异。“重叠谈话”现象，在印第安儿童的冲突话语中经常出现，在白人儿童的冲突话语中偶尔出现，在黑人儿童的冲突话语中则几乎不出现。但除此之外，三个言语社会的儿童论辩话语没有显著的差异。

Camras（1977）对美国中产阶层幼儿园儿童的冲突话语进行了探究。他通过有意的话语设计，使儿童之间发生“自然的冲突”，进而描写、总结了儿童冲突话语中的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

Boggs（1978）采用录制自然会话的方法，对夏威夷幼儿园的儿童和小学生的“口头争论”进行了研究，指出儿童争论中普遍存在的模式是以“not”开始的直接反对形式，他称之为“反驳常规”，并指出在12岁孩子的争论中，还使用“情景玩笑”。

儿童冲突话语，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际冲突话语研究的主要内容，学者们对儿童冲突话语的内容、语体、序列、跨文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受会话分析学派的影响，开始对自然的话语冲突予以关注，开始采用录音法研究冲突话语。

（二）青少年冲突话语研究

Labov（1972）在研究黑人英语方言的过程中，对9—19岁黑人青少年群体的“规约性辱骂”（或“仪式辱骂”）——sounding产生了兴趣，为此撰写长篇论文《仪式辱骂的规则》（“Rules for Ritual Insults”），对sounding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其具体内容包括：节奏性（或偶对性）、话语模式和语法结构、话题和对象、第三方评价、互动活动、规约性原则、组合序列。根据Labov的研究，sounding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协调一致的、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有观众的“言语竞赛”。

与同时代大多数社会学学者不同，Labov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互动的一般性原则进行形式描写，而社会学学者们主张的是，研究具体的、微观的社会互动。Labov强调，语言学家应该把技术和实践用于话语分析研究中，在话语分析中不应该回避范畴模型和形式化。但需要说明的是，Labov的“形式”研究和Harris的“描写主义”研究并不相同。Labov认为，话语研究不应该限定在“句子”（sentence）范围内，而Harris则把sentence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此外，Harris的“话语分析”是指在任何离散的线性单位的组接中寻找话语的完整结构，这种话语分析是排除语义的，而Labov主张“不仅要分析说了什么，还要分析做了什么”^[1]，这种话语分析并不排除语义和语境。

（三）夫妻冲突话语研究

Watzlawick et al.、Rogers & Farace、Gottman、Wiener & Mehrabian对夫妻冲突话语中的话语结构、人际关系、互动系统和冲突策略进行了研究。

Watzlawick et al.（1967）指出，冲突话语并不是混乱的，而是像“游戏”一样，讲究规则、讲究协调一致，有自己的型式和结构，冲突是通过互动得以显现的。

Rogers & Farace（1975）在Bateson（1958）、Sluzki & Beavin（1965，1977）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话语不仅传递信息，也定义或重新定义交际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他们设计了一套编码方案——“关系交流控制系统”（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rol System），从说话人、语法形式、回应功能三个层面对话语进行数字编码，用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话语特征，然后用数字的组合形式描写夫妻争论中的两种人际关系——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

Gottman（1979）则对较长的夫妻争论话语进行了分析，设计了一个“夫妻互动评分系统”，这个系统对夫妻争论中的话题内容和非言语形式进行编码，从积极、中性、消极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Wiener & Mehrabian（1968）的研究涉及了冲突策略的问题。他们提出，语言具有直接性和非直接性，人们对有负面感觉的人进行描述时，会增加非直接性语言的使用，可以缓和人际冲突。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冲突话语研究，大多把“冲突”作为研究的焦点，研究人际冲突话语大多是为了解释人际冲突中的人际关系、身份和交际策略等社会问题。对于冲突的解释，偏重于规则化、结构化和系统化，把冲突对话和语言游戏类比，试图揭示冲突话语背后的范畴模型或结构模型。对于冲突和话语的关系，倾向于淡化“话语”、突出“冲突事件”。Bavelas，J.B.et al.（1985：19）认为，在作为言语事件的冲突中，冲突就是话语，话语就是冲突。这种话语观反映出当时的冲突话语研究比较偏向于冲突研究。但是显然，冲突话语并不等于冲突，冲突话语是冲突的手段，手段和目标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