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陇右自然环境与陇右文化

对陇右地理位置的介绍以及本选题主要涉及的研究范围，因在绪论部分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赘述。本节将主要说明陇右的地理环境与陇右文化的关系。

一 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论述。

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已开始注意人与气候的关系。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气候决定。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接受了古希腊学者关于人与气候关系的思想，以气候的威力是世界上最高威力的观点为指导，提出应根据气候修改法律，以便使它适合气候所造成的人们的性格。在该书中他认为，不同的气候产生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人们的不同需要。热带民族的怯弱常常使他们成为奴隶，寒冷民族的刚强常常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山地的人坚决主张平民政治，平原的人要求上层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主张二者的综合。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在他所著的《文化史》一书中认为，气候、土地、食物等是影响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认定印度的贫穷落后是气候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1844—1904）在《人类地理学》中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该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直接的生理影响；第二，心理影响；第三，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的影响；第四，支配人类迁徙及其最后分布。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把拉采尔的观点介绍到美国，夸大和突出了环境的决定作用。其后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他的《文明与气候》一书中，特别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19世纪，人类改变地球面貌的作用几乎未受注意。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环境决定论取得了优势。进入20世纪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是环境变化的作用者。于是，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地关系论学说，对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异议或否定。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决定论并未消失。澳大利亚地理学家G.泰勒批评老式的决定论，认为孟德斯鸠和巴克尔等人把气候对人类的影响说得过分了，他提出一种决定行止论（又称有限决定论），认为人类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但如果不顾自然的限制，就一定会遭受灾难。其实，在中国古代，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也早有论述，如《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管子·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此类论述，均看到了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但是，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不能决定社会的更替，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不能说明显著变动的社会生活。相反，地理环境的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必然受到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和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不能把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那就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

另外，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受时空要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既表现为其在时间坐标上的变异与衍化，又表现为文化要素的空间差异。所谓空间差异，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探讨和研究陇右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不能漠视地理环境的影响。当然，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又要抛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文化演变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

二 陇右自然地理环境对陇右文化的影响

（一）自然条件与陇右文化（气候条件另说）

陇右地区，就地形地貌而言，完全是一块山地型高原，是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主要山脉大都是西北—东南走向。而本书所言的陇右地区，为典型的黄土高原，黄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越陇中高原，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地形，陇东高原经泾河及马莲河等水流切割冲积，形成了梁、峁、沟、壑、山、岔等典型的黄土地貌。就气候而言，陇右地区由于深居我国内陆，远离海洋，加之高山阻隔，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属于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光热条件适宜，年降水量500—700毫米，是黄土高原区降水较多的地区。

在此自然条件下，农牧业经济成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农业就在陇右一些河谷台地出现。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是以农作物的培植驯化为其标志的。距今8300—7800年的前仰韶时代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出土了炭化的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表明陇中高原最晚在距今8000年前粮食栽培已经起源。畜牧业作为农业的补充，在陇中高原很早就产生了，大地湾一期文化层有猪骨的发现，这是家畜饲养业产生的标志。陇右地区发达而又稳定的农业生产，为当地先民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手工业生产中名闻遐迩的彩陶、高超的房屋建筑技术、我国最早的铜器铸造等，都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连的纺织业亦渊源甚早。天水一带曾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陶纺轮，据认为“是全国最早的、出土极少的早期纺轮之一，表明这个地区纺织技术很早就发明了。”[1]

陇中农牧业自前仰韶时代兴起之后，曾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齐家文化时期，畜牧业虽有明显发展，但仍不占重要地位。可是继之兴起的约与中原殷周同期的辛店、寺洼文化，畜牧经济占据主体，农业经济反而衰退。这种经济转换，可能是距今4000年前受寒冷气候的影响，定居农业经济解体，导致齐家文化消亡（气候对陇右地区经济形态的影响，下文将另外说明）。因而，代之而起的辛店、寺洼文化的遗址遗物体现了普遍盛行的半游动性质的畜牧经济，而且规模也比较小，以养羊业为主要经营方式。人们一般认为，甘肃马家窑、齐家文化与西周遗址，是汉民族先民在陇右相继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辛店文化与河西一带的火烧沟文化，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两个分支，寺洼文化多见于陇中西南部，可能是氐族的遗留。氐、羌曾是先秦时代长期活动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商代时羌人即商人周围举足轻重的“四邦方”之一，双方因频繁交战而发生密切的联系。羌人又是古今公认的以畜牧为主，尤以养羊著称的民族，这在甲骨卜辞与先秦文献中均有大量确凿的记载。西周时期，羌、氐等西北诸多民族被统称为“西戎”。西戎诸族在西北的兴起，促进了陇中原始经济形态的变化，畜牧经济比重增大，并上升为经济的主体。

西周初年，秦人祖先被贬斥西迁到天水一带，长期与西戎杂处，以至被中原诸侯以夷狄相待，排斥于华夏族之外。自周初至战国间，秦人世居“西垂”，与西戎长期交战，不惜失地亡君，誓死保卫西周的西部门户，以求跻身诸侯国行列并回归华夏文化。为此，他们一方面“入乡随俗”，接受西戎游牧文化，并以善养马而名噪一时；另一方面又能主动从华夏农耕文明中吸收养料，故而惨淡经营，几度荣衰，在群戎包围的环境中由弱到强，脱颖而出。秦穆公大规模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至秦献公时，已经兵临渭首，灭狄獂戎。于是，活动于陇中一带见于记载的邽戎、冀戎、獂戎、绵诸戎、绲戎、襄戎、义渠戎等渐次为秦人所征服。秦人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兼取西戎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长。秦人占有陇中，也促使当地经济由畜牧为主发展为农牧兼营。从此，陇中高原半农牧经济区便确立起来。

陇右地区虽然曾长期是半农半牧经济区，但在历史上却以畜牧业发达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关注。秦汉时期陇右是国家重要的养马基地，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东汉中期以来，羌人大量入居陇右，他们以畜牧见长，及至魏晋北朝时期，氐、羌等族及其政权相继控制陇右，畜牧业上升为经济的主体。如北魏“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3]陇右畜牧业空前兴盛。隋唐时期陇右地区仍然是国家的畜牧重地，隋设有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驴骡牧和苑川十三马牧，养马十余万匹。唐代自贞观至麟德的四十余年间，在“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的陇右中部“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的广大地区遍设监牧，“马至七十万六千匹”[4]。唐玄宗时，“自长安至陇西，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膏腴田，皆属七马坊”[5]。出现“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6]的繁荣景象。安史之乱以后，陇右国家监牧衰落，大片牧地被开垦，虽然北宋也曾在陇右一带设有牧监，但已不可与汉唐同日而语，代之而起的是中原通过与吐蕃等族的“茶马互市”贸易，以此补充战马的不足。

陇右地区不仅农牧资源比较丰富，而且曾长期是林业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也盛产药材，富含矿产，如金、银、铜、煤，盐等，为陇右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陇右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又是多民族杂处交错地带，无论是陇右地区自身，还是内地与陇右、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济的互补性都很强，在历史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商活动之外，尤以民族商贸活动著称。陇右一带少数民族如宕昌羌多次向南朝贡奉甘草、当归；邓至羌向南朝贡马、黄芪；氐族仇池政权用盐与内地交换生产、生活与军需品，其政权迁都武兴（今陕西略阳县）后，又以所产绸绢、精布、漆、蜡、花椒等与中原通贡。可见，当地民族商贸活动在南北时期政权林立、战乱频仍之际，仍很兴盛。

陇右的自然条件，为各民族生存、发展、交流、交往、融合提供了自然基础。为陇右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二）气候条件、地理位置与陇右文化

就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而言，该地区的气候呈现一定的特点。1973年2月发表于《中国科学》的竺可桢先生撰写的《中国五千年以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从整体上揭示了我国古代气候变化的规律。即温暖和湿润同期、寒冷和干燥同期，而且冷暖和干湿在不断交替变化着。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我国气候基本上处于寒冷期（约公元初至公元600年）和温暖期（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虽然竺可桢的文章主要是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动植物分布和气象观测记录等资料，对中国历史气候变迁做了系统的研究，“但其揭示的气候变迁规律，同样也适用于陇右地区的气候变迁规律。”[7]

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魏晋时期至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因为生计而不断向东部和东南部迁徙，从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各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斗争激烈，政权不断更迭。

其实所有的民族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彼此实力的不断消长变化中，客观上实现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使得陇右地区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在隋唐时期，随着该地区气候由寒冷期进入温暖期，民族迁徙和流动的规模与速度都得到减缓，于是中原政权也得以稳定地发展，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的高峰期，陇右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逐渐稳定发展起来，陇右地区的文化也得以不断地融合和发展，陇右文化得以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模块。

当然，这一历史时期陇右地区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并不仅限于气候原因，还缘于陇右地区当时重要的交通位置，这也是该时期少数民族在陇右地区得以交汇交融的重要条件之一，如因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到来的异域民族粟特。甘肃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所经的黄金路段和枢纽地带。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的最重要的通道，数千年来曾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世界文化的大运河”,“推动古代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轴”。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其中经过陇右的主要路段有：南回中道（西安—宝鸡—陇县—平凉—萧关—固原—靖远—景泰—武威及其以远）、北回中道（西安溯泾河而上，经泾川、平凉与前道合）、陇关道（西安—陇县—大震关—秦安—通渭—兰州及其以远）、秦陇南道（西安—大震关—天水—陇西—陇西—临洮—临夏—西宁或兰州以远）等。“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陇原各地得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如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两汉之际经河西、陇右传入我国内地，在陇右地区留下了丰富的佛教艺术形式，如石窟、壁画、寺院及其丰富的民间佛教遗存，如麦积山、北石窟、南石窟等。”[8]很多少数民族的碑铭材料都有佛教内容。此外，也有中亚的一些民族借此通道来到陇右地区，如前面提到的粟特。

（三）战略位置与陇右文化

陇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地理梯级地势的特征非常明显：自东往西，地势逐渐增高。关中往西，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地势更是一级比一级高。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山地区，即陇右，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关中腹地的几条主要河流如渭水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此，呈向心状汇流至关中平原腹地。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区与关中腹地之间的通道。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陇右在明代为巩昌府。《读史方舆纪要》称其“翼蔽秦陇，控扼羌戎。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歧之肩背疏；南下阶（今武都）成（成县），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兰州）、会（会宁），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也。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在古代，军事家们有一个共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陇右，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核心区域。由此可见，陇右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倚重，也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不断争夺的区域，从而使该地区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成为各少数民族纵横驰骋，创造历史之地，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盛况，出现了各民族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际遇，为陇右地域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从总体上看，陇右文化既有中国文化、又有域外文化特点。进一步说，在中国文化中既有中原传统文化，又有西域文化、吐蕃文化，在域外文化中则有中亚、西亚的胡文化。各种文化相互浸染，相互融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了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优势互补和发展进步。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与陇右的自然地理环境、当时的气候条件、陇右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军事意义上的战略地位均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