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写作的缘起及研究对象
魏晋至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动荡时期，也是封建社会高潮时期——隋唐的前夜。其发展经过三个基本阶段：三国西晋时期相对平和的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在西方、北方、南方广阔区域东奔西突、南北纵横，形成了人口规模宏大、参与民族众多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内迁各民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展现民族风采。他们或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在边地进行封建割据，各民族交流与交融的频率与方式不断增加。于是，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建立与更替，各民族之间的对流、交融以及杂居相处，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有利条件。
在北方，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这些民族纷纷涌入中原，先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各自的民族政权。匈奴族原居蒙古草原，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汾河流域。学界对于“羯”的身份有不同的看法，在此予以说明。谭其骧认为，“羯人是中亚康居人统治下的索格底亚那人。”[1]20世纪70年代以来，童超经过多方考证，认为羯人是中亚康居人，但羯人不是被康居人所征服的南部农业居民——索格底亚那人，而是康居（羌渠）游牧人，两汉时期，康居属匈奴，因而可能有一部分人随匈奴东来，转战于蒙古草原，其后又随之南迁，逐渐内徙至上党武乡一带，因为他们既是康居人，又是匈奴的附庸，故称：“匈奴别部，羌渠之胄。”[2]王仲荦认为：“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崇奉祆教，和匈奴显然不是同一个部族。后人认为《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于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中原后，遂以石为姓。”[3]陈寅恪主张羯人是月氏人：“故安禄山父系之为羯胡，即中亚月氏种可无疑矣。”[4]《魏书》卷九五《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唐长孺先生指出：“当时称为别部，本来表示其非一族。《世说新语·识鉴篇》称石勒为匈奴苗裔，恐怕不符事实。至于称为羯胡之故，按照《魏书》的解释是由于居于羯室之故，可是晋人称羯常常泛指杂胡，并非专指羯室之胡。”“羯胡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即是羯胡之主要成分，但所占比重相当大。”[5]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再后分裂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本书碑铭涉及的主要少数民族迁居陇右的过程，将在第一章中予以说明）。不管当时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这些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大都采取多种形式，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北方民族不断徙居中原，并纷纷建立政权的一个最为直接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比如到了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鲜见，柔然、吐谷浑、敕勒等少数民族也与汉族逐渐融合。等到了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之时，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与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地区的汉族人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选择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三国时期蜀汉对南中少数民族采取的安抚和怀柔政策最高明，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荆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巴氐。于是，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总之，这一时期是我国民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活跃在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古老民族，大体上都在这个时期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行程，融合到汉族中了。同时，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也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各类政权持续近三个世纪，其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战争不断，政权林立，替代频繁。各族间的关系，特别是各族与汉族间的关系，也在相互结合又相互斗争的矛盾中更加紧密了，最后完成了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可见，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单向的，必然要在与其他民族发生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中实现自我的发展。
陇右地区作为北方各民族活动频繁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在上演着各民族的大流动、大碰撞、大融合，民族交往不断加深，民族文化不断融合，这对陇右地域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推荐下，笔者认真拜读了马长寿先生所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并阅读了相关碑铭材料书籍，对马长寿先生历史考据学功底深为佩服。在该书中，他收集了25种碑铭，从人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亲属关系等方面，阐明了关中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及其他关于北朝官制和地理沿革的问题。在两个附录中，包括了《关中北魏北周隋初著录的羌村十种造像碑铭》和《关于关中羌村羌姓的札记》。广为引证古代诗人及其他文献，尤其是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大荔、洛川、富县、宜君、同官、耀县、富平和三原等县的县志，对雷姓、党姓、井姓、蒙姓、和姓等姓氏的考证，见解独到、新颖，富有说服力。虽然自欧阳修以来，以碑铭证史、补史者何止百家，但如马长寿先生这样独辟蹊径、锲而不舍，对民族史、地方史作出贡献的，为数不多。基于此，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建议和指导下，着手本内容资料的收集与文本的撰写。
决定此题目，还有一个考虑。对陇右地区碑铭材料较为集中收录的有张维的《陇右金石录》及《陇右金石录补录》，还有散见于相关碑铭类书籍及学者论文的其他碑铭材料。但对于该时期陇右地区反映少数民族的碑铭材料还没有单独地汇集过，而陇右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是少数民族交流交汇非常频繁的区域，相关史料记载非常丰富，所以笔者想通过本书对此类碑铭予以收集汇总，并加以研究，也希望通过碑铭材料对这一时期陇右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现象予以论述，从而展现这一时期陇右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面貌。但囿于才疏学浅及碑铭材料不足，虽经几番努力，所收集的碑铭材料数量仍旧有限，而且地域分布不均、时间分布不均，因此甚为遗憾。
在撰写方面，因为本文主要是基于碑铭材料开展研究，所以本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什么碑铭材料就论述什么问题，材料丰富就多论述，材料单薄就少论述，不会为了求全而有所敷衍。所以本书在内容编排上，似乎有所欠妥，但基于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必须如此。笔者期望以后能够发现或收集更多的相关材料，再予以补充完善。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 本选题在国内研究情况综述
（一）陇右主要少数民族研究成果综述
本选题研究，必然要借助陇右地区丰富的史料及研究成果，对本选题所参阅的主要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关于氐、羌少数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甘肃的东南部，汉武都郡一带。晋江统的《徙戎论》认为，晋初现在属于陇右的安定（治临泾，甘肃镇原县）郡就有大量羌人，马长寿根据《史书》《汉书》，认为古代羌人分布在河西走廊以南，洮岷二州之西。马长寿在其著作《氐与羌》中认为，不仅氐、羌的分布中心区如白龙江、西汉水流域，黄河上游及湟河、洮河流域的土地是氐人、羌人开辟出来的，就连他们迁徙所至的土地，例如关中渭河以北的陕北、宁夏南部、河西走廊等地的一部或全部，也是由氐、羌劳动人民所开拓，或与其他民族共同开拓出来的。所以，必须认识到西北地区和一部分中原地区是由氐、羌劳动人民开拓的，其中许多文化是由氐、羌人民创造的。关于以仇池为中心由氐族杨氏所建的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史料均有较为丰富的记载和研究。在该书中，马长寿对魏、晋、十六国，以及北朝时秦州地区的羌族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氐族基本上融入汉族当中，羌族的大部分也融入汉族，而现今几百万人口的藏族中，也有一部分是由原来羌族融合而来的，例如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就是如此。当然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氐族，虽然我们说他融合于汉族是在隋唐时期，但事实上，唐代以后，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仍然有聚居的氐族部落存在，如《续资治通鉴》卷六四，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记：在今甘肃庄浪南水洛镇一带，“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至于羌族，最后融合于汉、藏，时间更为长久，直到明代，仍见文献或碑石上有许多关于羌族的记载，如洮河流域的岷县有明万历年间张益谦撰《洮岷边备道题名碑》，内记成化四年（1468年）和正德六年（1511年），该地均发生过“羌叛”事件。可见在历史上，氐、羌民族长期在陇右地区活动。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由冉光荣、周锡银、李绍明等主编的《羌族史》，是我国一部研究羌族史的专著，是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对羌族源流、发展、习俗、宗教、生活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尤其对羌族的各支系的介绍细致而全面。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杨铭所著的《氐族史》，论述了氐族的起源、形成、分布、迁徙，与汉、羌等民族的关系，介绍了历代王朝对氐族的统治过程，及前秦、后凉、仇池诸政权的兴亡史，尤其对氐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与羌、汉等族的融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使读者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氐族的历史及其在中国民族史中的地位，该书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亚备要》丛书中的一部，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氐族历史的专著。
赵向群、刘光华著的《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描述了羌、氐东迁的历程，并认为，经过汉末到魏初氐人的数次内迁，截至晋初，除武都、阴平、仇池等地仍有氐人居住外，天水郡（治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区西南）、南安郡（治豲道，今陇西县东南）、扶风郡（治池阳，今陕西三原县西南）等关陇诸郡也都遍布氐人。同时期，陇右的安定、陇西、略阳诸郡，都有为数众多的羌人存在。
关于匈奴在陇右的历史，马长寿的著作《北狄与匈奴》，认为南匈奴于公元49年降汉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得到东汉政府的允许，分散所部匈奴部众分居于西河（当时治美稷）、北地（治富平，甘肃庆阳县）等八郡之地，匈奴从此开始在陇右地区与汉民错居，繁衍生息并不断地汉化。马长寿认为，匈奴迁入内地，姓氏也发生改变，如贺赖氏改为贺氏或贺兰氏，独孤氏改为刘氏，须卜氏改为卜氏，丘林氏改为林氏，……到隋唐以后这些姓氏与汉族的姓氏无别了。最后不管匈奴也好，铁弗、独孤部也好，拓跋、秃发部也好，卢水胡也好，稽胡也好，都在不同时期与汉族同化了。大约在隋唐时期，中国境内除了少数尚成聚落的稽胡外，其余与匈奴有关的上述诸族都汉化了。据《魏书》记载，在五世纪中叶，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在杏城（在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了两次以卢水胡酋为首的各族人民的反魏运动，第一次在三月，首领是卢水胡郝温，第二次在同年九月，领导者便是著名的卢水胡盖吴，这次参加起义的部民包括汉族、卢水胡、屠各匈奴、氐、羌等族以及住在新平（邠州）、安定（镇远）的其他各杂夷。范围东至河东，西至金城、略阳、天水，南至长安、盩厔以及南山中各地。《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德四年（621年），宏化（甘肃庆阳县）稽胡帅刘仙城拥众数万，与唐军对垒。马长寿认为，稽胡应为以匈奴后裔为主，不能说都是杂胡。
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对鲜卑的历史作了全面的阐释，对他们的源流、迁徙、民族融合、生活习俗等进行了论述。其中写道，公元523年沃野镇爆发了破六韩拔陵起义，次年四月在高平镇（今甘肃镇原县西二里）跟着发生了以敕勒酋长胡琛为首的镇民起义，与六镇起义相呼应。高平镇起义的镇民有匈奴人，如郝连恩、宿勤明达等；有敕勒人，如胡琛等；也有鲜卑人，如万俟丑奴等。胡琛死后，万俟丑奴继之，于公元529年称天子，建元神兽，占有原州（治高平城，今镇原县西二里），泾州（治临泾，今镇原县东十里），豳州（今甘肃宁县），秦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县）等地。《魏书·尔朱天光传》谓由泾、豳、二夏，北至灵州并是丑奴党类的结聚之所。而赵向群、刘光华著的《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对鲜卑在魏晋时期在河陇的活动迁徙情况进行了梳理，介绍了“陇西鲜卑”这一群体。
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对于粟特人在各地分布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唐长孺论述了魏晋时期卢水胡、羯胡中粟特人的成分，以及他们在秦陇、巴蜀等地的分布。尹伟先、杨富学、魏明孔著的《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对粟特在甘肃的活动进行了梳理。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对唐代昭武九姓聚落的分布、迁徙、延续情况作了一些介绍，认为其中对唐代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分布在灵、夏二州南境六胡州的粟特人。
涉及陇右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还有慕寿祺的《甘宁青史略》，该书由广文书局分十册印行，堪称一部西北百科全书，记载了自伏羲氏以来4000多年间甘宁青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地理等情况，是研究西北地区史的重要资料。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对陇右地区活动过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氐、羌、鲜卑、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分历史段进行了论述。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高路加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王钟翰的《中国民族史》（增订本），徐杰舜的《中国民族史新编》，周伟洲的《西北民族史研究》，田继洲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翁独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江应梁的《中国民族史》等书，均不同程度对陇右地区的少数民族有所论述。
2009年出版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是目前最为完整的一部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通史丛书。这一丛书共13卷，600余万字，由十多位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专家历时六年共同完成。丛书时间上起先秦，下至公元2000年，涵盖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古代、近代、现代全部历史。这一丛书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内容涉及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族源、文化渊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地域涉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西部和西藏等地。丛书主编杨建新说：“过去，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的史书多按民族分类叙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则按时代划分，将西北各少数民族放在同一时期的平台上进行研究，脉络更加清晰，可充分展示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全貌。”这一丛书还列有详细的大事年表和相关研究书目以及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光华主编的《甘肃通史》一套八卷中，对甘肃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轨迹在不同分册中也进行了集中介绍。
对陇右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以论文形式发表的很多，如李清凌的《汉唐陇右少数民族》，认为陇右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汉唐之际是陇右民族交融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活动于陇右的主要少数民族至少有十多个，它们以自己创造的卓越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与汉民族一起为汉唐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其他的研究还有钱传仓的《我国少数民族姓氏初探》，杜林渊等的《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常雁的《中华姓氏文化中的少数民族融合因素探究》，吴洪琳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张元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汉化的历史必然性》，樊翔的《仇池政权民族关系考述》，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二）陇右碑铭研究成果综述
对本选题所涉及的碑铭研究的主要书籍有：1.王昶：《金石萃编》，共一百六十卷，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年）; 2.张维：《陇右金石录》民国三十二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3.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4.岑仲勉：《金石论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5.（宋）赵明诚：《金石录》（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7.《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共30册，1977年）、第二辑（共20册，1979年）、第三辑（共40册，1986年）、第四辑（共10册，2006年），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8.章群：《唐代蕃将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9.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0.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1.《历代碑帖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12.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吴景山：《西北民族碑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4.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组编：《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1—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15.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16.毛远明：《汉魏六朝石刻校注》，线装书局2006年版；17.唐晓军：《甘肃古代石刻艺术》，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18.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19.王静芬：《中国石碑—— 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20.（明）都穆：《金薤琳琅》（学古斋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21.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中国金石总录》（电子试运行版），等等。
相关碑铭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李洪智的《关于北魏 〈南石窟寺之碑〉的释文及书法艺术》，侯旭东的《北魏对待境内胡祖的政策——从 〈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 说起》和《〈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 所见史事考》，暨远志、宋文玉的《北朝豳宁地区部族石窟的分期与思考》，魏文斌、郑炳林的《甘肃正宁北周立佛像研究》，鲁西奇的《甘肃灵台、陕西长武所出北魏地券考释》，荣新江的《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和《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韩伟的《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孙武军的《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死亡观研究——以藏具图像的解读为主》，周伟洲的《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 试析》，马明达的《北魏 〈王真保墓志〉 补释》，刘卫鹏的《两方唐代镇墓石考记》，陕西省文物普查队的《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王素的《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族属初探》，吴怡如的《北周王令猥造像碑》，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撰写的《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秦明智、任步云的《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秦明智的《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曾小梅、吴明冉的《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碑铭所见羌族姓氏研究》，吴明冉的《南北朝至隋唐碑铭反映的羌人女性地位》，曾小梅、吴明冉、陈学志的《碑铭所见岷江上游羌人姓氏研究》等。
以上书籍和论文对该选题涉及的碑铭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研究，有些论文虽然与相关碑铭无直接关系，但在不同程度上有借鉴和印证作用。
（三）陇右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综述
对陇右地域文化的论述与研究，在《史记》《汉书》《魏略》《后汉书》《梁书》《南齐书》等史料中，均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记载和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在当代，当地域文化研究在国内兴盛之后，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研究陇右地域文化。如《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4日发表的雍际春、余粮才撰写的文章《陇右地域文化的基本特点》，认为陇右文化历经千百年来的流变整合和融通积淀，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它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主要特征有：第一，开放性与兼容性；第二，尚武精神和功利色彩浓厚；第三，质朴性；第四，保守性。徐芳的《陇右文化与唐传奇》认为，陇右地区位于西部边陲，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丝绸之路”在汉唐之际繁荣了近10个世纪，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会话、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唐朝宽松的文化政策与相关的政治制度，给外来文化的传入和域内文化的输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陇右地区则是必经之地。陇右文化依赖地域之便，东与中原文化接壤，吸收和发展了以儒家文化主导的汉文化传统；西与高原大漠的西域文化唇齿相依，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与汉文化交流荟萃于此，从而形成了充满生气活力、刚毅豪放的风格。陇右文化是从三秦文化到西域文化的整个西北文化带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两者又自成体系。它比西域文化具有更多的汉文化特征，而比三秦文化含有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成分。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又为三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养料。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中原文化与“胡”文化的相互渗透为陇右文化形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同时它也在域外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中重塑了陇右人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成为陇右地域文化中长期传习和内在积淀的一种文化基因。它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不同地区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在此相互交流与影响，相互认同和理解，使陇右文化的渗透和包容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所以，陇右文化又带着复杂的民族色彩和过渡性特征。多元融合的陇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熔炉，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
王锷的《陇右石刻》，认为陇右石刻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是古代陇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价值之高，亦足可嘉惠学界。陈正桃的《唐代西北民族吐蕃化现象略论》，徐芳的《陇右文化之精神特质》等研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陇右地域文化予以了阐释。其中雍际春主编的《陇右文化论丛》系列书籍，作为专门研究陇右文化的丛书，一直致力于对该地域文化的全面研究。王锷的《陇右文献的内容与研究现状》，对陇右文献的内容、数量、整理与研究成绩、陇右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论述，全面展示了陇右文献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邓慧君的《论陇右文化的源与流》，认为陇右文化是黄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本源价值十分突出，准确认识这一久远的地域文化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也是反思反省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何生海的《草原文化与陇右文化的亲和——以天水移民为研究视角》，探讨不同时期游牧民族与天水人口之间的移民状况，复现历史上草原文化与陇右文化的互动，分析由移民产生的两种文化类型的亲和表现。张玉璧的《论陇右民间美术的区域文化特征》，认为陇右民间美术受地理环境与民族因素影响，总体上呈现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与审美功能。晏波的《陇右地区端午旋鼓风俗的源与流——基于田野和文献的考查》，王四四的《陇右秧歌的文化解读》等对陇右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对了解陇右文化有所裨益。孙武军的博士学位论文《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首次将入华粟特人墓葬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将墓葬图像区分为图像内容和图像形式两大方面，并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
当然，“陇右”尽管是一个具备了约定俗成和人为界定双重性质的历史区域，是一个较为精确的历史地理范围，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的代名词，其内涵则要宽泛、丰厚得多，其文化特征也极为复杂，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以上对陇右地区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为本选题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题在国外研究情况综述
国外与本选题的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比较少见，美国学者 David Crockett Grahan（汉译名葛维汉）《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中的部分文章对羌族的习俗与宗教进行了研究。对陇右地区碑铭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尚未发现。
三 结论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国外几乎没有。但是，从本选题所研究的角度来看，尚未发现通过对陇右地区反映少数民族的碑铭进行综合研究，进而展现这一历史时期陇右地区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现象的成果，这也是本选题的初衷所在。
第三节 选题的研究方法
学术问题的研究方法、研究逻辑取决于资料来源、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本书根据所收集的陇右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关的相关碑刻以及文献资料，来研究北朝隋唐时期陇右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具体包括陇右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迁徙状况、陇右地区所属政权建立情况、碑刻的类型、形制、书法艺术特点、各碑刻题名的姓氏分析、姓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碑刻中专有名词释义等。通过这些内容的整理与研究，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北朝至隋唐时期陇右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关问题。因此，本选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一 实地调查法
通过实地调查，尽可能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并对一些记载有误的地方进行澄清。同时，对一些记载缺漏的内容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之上，对所收集的碑刻进行整理与研究。
二 文献研究法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前人的各类研究成果，对陇右地区与少数民族的有关的碑刻进行综合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碑刻所涉及的这一历史时期陇右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方面。当然，凡是碑刻不能反映的文化问题，即使该问题比较重要，史料记载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本书也不予论及。
三 对比研究法
本书的核心是论述这一历史时期陇右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标题已经限定了研究的范围和研究对象。所以，在论述中，难免要于其他地区的相关内容有所比较。当然，这个比较并不是全方位的。其历史与文化，既有个性，又有共性。针对个性之处，通过对比研究，发现陇右地区特有的民族特性与文化特点，如碑刻的书法艺术，碑刻中少数民族姓名中体现的文化内涵等。
四 统计法和定量分析法
统计法、定量分析法是与中国传统的印象式评论法、研究法完全相反的一种研究方法。相比而言，前者具有费时费力、结论可靠、论证过程可逆的特点。本书为了清晰地说明某个问题，在相关章节列有统计表格，并在有关问题论述时，尽量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力图通过定量分析的基础工作，比较客观、准确地总结、概括出相关的结论。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地域范围
本选题中的“陇右”指黄河以东、陇山以西的甘肃东部地区。“陇右”一词由陕甘界山的陇山（六盘山）而来。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古时也称陇西。陇右地区位处黄土高原西部，位于青藏、内蒙、黄土三大高原结合部。唐太宗贞观元年（687年），分全国为十道，其中的陇右道包括了东起陇山、西达沙州的地域。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黄河为界东设陇右道，西设河西道。至此，“陇右”作为地域范围，就有了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陇右等同于“十道”时期的陇右道辖域，包括了今甘肃全境；狭义的陇右指今甘肃省黄河以东，陇山以西的地区，即甘肃东部地区。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二市，习称陇东，但就其隶属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与陇右地区颇多相似。考虑到区域历史文化的相近性和完整性，本选题把平凉、庆阳也纳入陇右范围。但囿于所搜集的碑铭材料所限，选题的研究范围将主要限定在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区域。当然，其他区域在论述中也会有所涉及。
二 少数民族碑铭范围
本选题研究的切入点是陇右地区陆续出土的能够反映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碑铭文献，包括墓表、墓志、造像碑、人物行传碑刻、碑石、塔铭、地券等，为论述方便起见，统称为碑铭。依据的碑铭资料主要来自张维的《陇右金石录—附补》，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罗新、叶炜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王壮弘、马成名的《六朝墓志检要》，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的《中国金石总录》，郝本性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此外考古学界在《文物》《考古与文物》《文史》《文博》等学术期刊上公布的与陇右地区碑刻相关的研究材料，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对相关碑铭的发现与研究多有启示。当然，马长寿先生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对该书写作启发良多。
三 时间范围
本书收集到的少数民族碑铭材料绝大多数是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所以本书题目中时间范围为“北朝至隋唐”，但由于历史的延续性，有些章节为了能够更全面地说明问题，会把时间范围前推至魏晋。
[1]谭其骧：《羯考》,《东南日报》副刊，1947年。
[2]《晋书》卷104,“石勒上”载：“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09页。
[3]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页。
[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