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国浪漫派的功绩和影响

由于历史造成的种种偏见和误解，人们在评论浪漫派时往往片面强调它消极保守的因素（宗教神秘，荒诞不经等），忽视或低估它积极有益的贡献和影响。

德国浪漫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方面。

（一）改变了德国小说创作的落后状态

长期以来，德国的小说比较贫乏，内容比较枯燥乏味，在国内外影响不大。浪漫派，主要是克莱斯特和霍夫曼，他们对传统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革新。他们以各具特色、数量众多的小说（主要是中篇小说），使德国小说的落后面貌有所改观。克莱斯特的作品，情节曲折紧张，人物形象生动，语言明晰。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米夏埃尔·科哈斯》《智利地震》《Ο地的侯爵夫人》《圣多明各的婚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霍夫曼的小说以风格怪诞著称，以洞察力锐利、讽刺辛辣、技巧精湛、风趣幽默见长。这些优点使他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他被誉为德国“浪漫派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小说艺术家、小说大师”。他是从歌德到海涅之间唯一具有国际影响的德国作家。

（二）搜集和整理出版民间文学

拿破仑的掠夺战争和统治，置德意志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民族的危难，以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为代表的年轻浪漫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向民间文学，借以为解决民族问题做出贡献。他们深入人民，搜集童话、民间故事，整理出版。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合编的《男童的神奇号角》和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的童话》，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杰出成就。他们“从中古德国文学的宝库中，从民间童话和民歌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中”吸收了营养，为德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梅林语），丰富了德国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培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反抗拿破仑期间，在《号角》的鼓舞下，弗·施莱格尔（《献给奥地利战士的诗歌》，1809）、阿恩特（《献给德国人的诗歌》，1812）、克尔纳和马科斯·封·申肯多夫等都写了满腔热情地赞颂自由和士兵的诗歌。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努力，也受到了歌德和海涅的赞赏。

（三）翻译和介绍外国名著

德国浪漫派，主要是早期浪漫派，非常重视译介外国（包括英、法、意、西等国）优秀文学。奥·威·施莱格尔致力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长达十三年（1797—1810）之久。他以无韵诗的体裁，翻译了莎翁的十七个剧作。后来，在蒂克的指导下，多拉苔娅（蒂克的女儿）和鲍狄辛伯爵共同继承奥·威·施莱格尔未竟之业（又翻译了19个剧作）。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编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于1825—1833年间完成。在译介西班牙文学方面，蒂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堂·吉诃德》德译本既忠于原作精神，又顾及其独特的风格。他和奥·威·施莱格尔高水平、高质量的名译，备受人们称赞。它们开阔了德国读者的视野，丰富并充实了德国文学。

（四）发掘、搜集和整理出版历代许多为人们（包括古典作家歌德和席勒）所忽视的文艺宝藏

诸如中世纪的《尼伯龙根之歌》，宫廷抒情诗，以及中古的建筑艺术和十六世纪的绘画。

（五）德国语言的系统研究和整理

格林兄弟除合作搜集整理民间童话和传说，研究民间文学外，还共同探索德国语言。他们合编了《德国语法》（1819—1837）、《德国语言史》（1848）等著作，并着手编纂《德语大辞典》^[3]（仅完成数卷），对德语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被称为日尔曼语言学的奠基人。

德国浪漫派存在的历史不长，但它的影响深远，从魏玛古典主义和以海涅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批判现实主义，以至现当代的现代派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不留下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其范围甚至超越了德国的国界，遍及欧美许多国家。

德国浪漫派对外的影响首先是从文艺理论开始的。早在浪漫主义风行欧美之时，它的美学理论就已对欧洲各国（特别是英、法）及美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在英国，“湖畔派”诗人们，主要是柯尔律治（1772—1834），力图把德国浪漫派的美学经验运用到英国文学中去。1798年，柯尔律治与“湖畔派”另一著名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一起去德国游历。不久二人分手，柯尔律治进入了哥廷根大学，研究他所醉心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后来他接受德国浪漫派的美学，将其介绍给英国读者，引起巨大反响。

德国浪漫派美学对法国一些浪漫主义者的影响更为深刻。这主要归因于法国著名女作家斯塔尔夫人（1766—1817）。这位法国名流曾两次游历德国：第一次在1803—1804年，第二次在1807—1808年，由奥·威·施莱格尔陪伴。她根据旅行见闻写成的巨著《论德国》（1810，第二部分论述德国文学）在法国、在国际上都引起广泛重视。过去，法国人惯于以法国为中心看欧洲和世界，心目中只有他们的拉辛、高乃依、布瓦洛等。现在他们从斯塔尔夫人的书中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耳目为之一新。

通过英国的“湖畔派”、评论家卡莱尔（1795—1881）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美国的“先验论者”接触到德国浪漫派的美学和哲学，并认真钻研了德国浪漫派的经验。从他们和爱伦·坡的创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浪漫派对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

浪漫派的遗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沙米索和霍夫曼等后期浪漫派作家的创作，加强了对丑恶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显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色，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巴尔扎克、果戈理、赫尔岑、托马斯·曼、葛特弗里特·凯勒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都曾从霍夫曼的作品里获得教益。可见，把浪漫派与批判现实主义完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两者也有一种继承关系。当然，后者所继承的，不限于浪漫派的传统。

现代主义（即现代派）是浪漫派的嫡系流派。它们之间的关系早已为人所共知。从它们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悲观失望的情调，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文艺观点（如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强调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内向性；在内容与形式关系上，突出形式的重要性）、艺术手法（如内心独白、梦幻、多层次结构等）以及艺术风格（怪诞）等方面来看，它们确有渊源关系。可以说，浪漫派的代表人物霍夫曼是现代主义的鼻祖。波德莱尔、兰波、雨斯芒、内瓦尔、诺地埃、缪塞等都拜这位德国作家为师。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他推崇备至。内瓦尔称德国为“歌德、席勒和霍夫曼的国家”。诺地埃甚至毫不迟疑地把霍夫曼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它说明某些现代派作家对霍夫曼的倾倒。

从思想倾向、艺术观点、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诸方面来看，浪漫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差别很大。前者能对后者产生影响吗？或者说，前者的传统能为后者所继承吗？答案是肯定的。从安娜·西格斯、克里斯塔·沃尔夫，尤里·布莱昌、埃里希·克勒尔和克劳斯·施莱辛格等的创作以及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里，都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有机的联系。

例如安娜·西格斯，她早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就已着手研究浪漫派。小说《纯蓝》（1967）和《奇遇》（1972），就是这位德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在批判地继承传统、“古为今用”方面做出的引人注目的贡献。《纯蓝》写一个名叫本尼托·古阿雷罗的墨西哥农村陶工为其陶器获得一种所谓纯真的蓝颜色而奋斗的故事。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前的墨西哥。本尼托因自己的瓷器上有绝妙的蓝色图案而遐迩闻名。由于欧洲战争关系，原料供应中断了，为了摆脱困境，他遵照姑母欧塞比亚的建议，千里迢迢去向会制作此颜料的表兄鲁本取经。后来终于知道颜料的来源，不再受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操纵和盘剥。——本尼托的故事带有童话色彩，同时又具有象征意义。这个陶工去寻找纯蓝，如诺瓦利斯小说的主人公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寻找其梦中的兰花一样。兰花是浪漫派理想的象征。在诺瓦利斯的小说里，现实化为理想，理想化为象征，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而西格斯笔下的本尼托寻找“纯蓝”的努力，象征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才能、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寻找“纯蓝”，就是争取做纯粹的人的比喻。《奇遇》写三位时代不同、国别迥异的著名作家——德国的霍夫曼（1776—1822）、俄国的果戈理（1809—1852）和出生在布拉格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在20世纪20年代布拉格一家咖啡馆里的会见。他们的会见，本是异想天开的事，但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使不能实现的事实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奇遇。这三位作家各自介绍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经验。话题集中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这并非一个想入非非、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作者着眼于从三位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中，为当代文学创作问题获得借鉴。

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以她的小说集《在菩提树下》表明她对浪漫派传统的重视。这个产生于1965年至1973年间的集子，包括三篇中短篇小说《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自我实验》和《在菩提树下》。《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书名源出于霍夫曼的代表作《公猫摩尔的人生观》（后面论及），是一篇讽刺性的科幻小说，写一个教授竭力发明一种使身体和精神极度健康的学说，嘲弄技术主义者对电子计算机的迷信。《在菩提树下》揭示一个妇女的精神危机。小说里梦幻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互相转换、影响。这使我们联想起作者早先的长篇《忆克里斯塔·T》。作品写一个叫克里斯塔·T的年轻妇女的生活经历。童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的逃亡——农村劳动——深造——因患白血病早亡。中心主题为现实与个性发展的冲突。写法上既有浪漫派突出主观幻想性的特征，又有现实主义混淆时空概念的特点，抛弃了环境描写、人物外貌特征、性格刻画、符合逻辑的情节发展等一套传统习惯。

此外，浪漫派的美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理论也有过影响。据称，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同弗·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讽刺理论有一定的关系。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前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要随之发展。它需要不断吸收其他流派的积极因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丰富和充实对不断发展变化、斑驳陆离的生活的表现力。只有这样，现实主义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如果故步自封，排斥其他流派的有益成分，拘泥于那一套，现实主义就会僵化。另外，如果离开社会主义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其他流派的东西都拿过来，不论积极或消极的因素都据为己有，那就变成所谓“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也是不可取的。安娜·西格斯等作家在挖掘浪漫派文学遗产中产生的作品，丰富和充实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能称之为“新浪漫派”。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方法。上面提到，霍夫曼作品中有不少现实主义因素，我们不能因此就称他为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总的倾向是浪漫主义的。再说，德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一个“新浪漫派”^[4]，现在把那些在重新评价浪漫派时产生的作品又称为“新浪漫派”，这在概念上易引起混乱。

如前面所述，一百五十多年来，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是深远的。总的说来，由于种种原因（如自身的复杂性、矛盾性、人们的误解、偏见等），浪漫派的影响呈现两种倾向和特点：其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影响时强时弱，时断时续；其二，它在国外的影响比在自己的故乡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