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德国浪漫派文学研究
歌德与德国浪漫派[1]
——张黎在1983年北京歌德讨论会上的发言
提起对德国浪漫派的评价，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歌德，因为正是他同席勒二人最先发起了关于古典文学与浪漫派文学之间区别的讨论。而《温克尔曼》一文历来被文学史家视为他同浪漫派决裂和进行论战的檄文。浪漫派作家及其辩护者，也充分意识到这是歌德用古典派反对浪漫派的第一个信号。在这篇论文里，歌德提出了重视现实生活的古典艺术与重视幻想的浪漫艺术相对立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格言、感想录和与艾克曼的谈话中，又对这一观点作了反复的发挥。他的这些言论，无疑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对德国浪漫派的评价。不要说海涅、勃兰兑斯，就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如梅林、普列汉诺夫，也大体上都在歌德提出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德国浪漫派进行评价。卢卡契关于“反动浪漫派”的提法，实际上也是从歌德关于“倒退和衰亡的时代的艺术”的观点引申出来的。这个提法，在当前重新评价浪漫派的潮流中遭到了挑战。德国和苏联学者，根据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德国浪漫派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观点，对卢卡契提出了强有力的异议。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评价浪漫派，成了德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这种讨论目前正在各国的德国文学研究者中间进行深入发展。在我国文学研究者中，自海涅《论浪漫派》、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德国浪漫派》和斯太尔夫人的《德国的文学与艺术》出版以来，也出现了重新研究浪漫派的苗头。例如，绿原同志的《浪漫主义故乡的浪漫派》一文，已经引起人们的注目。今天借讨论歌德的机会，去重新认识他对浪漫派的论述，这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关于浪漫派文学的研究，或许不无益处。
歌德批评浪漫派文学，最主要的一点是说它推崇脱离现实的主观艺术。他在1826年1月29日同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和上升的时代，都有一个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他是一个主观的时代……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2]
在这段话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歌德提出了主观的艺术与客观的艺术的对立；二是提出了衰亡的时代与上升的时代的对立，他认为这是德国浪漫派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这些话表达了歌德对德国浪漫派的性质的认识，同时也透露了他自己的艺术观的特殊性。
歌德在与席勒讨论创作方法时，就明确表示，他推崇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原则，而不同意席勒从主观出发的原则。当时这一对文坛密友，尽管各执己见，但都是互相尊重艺术主张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的。互相之间所采取的态度，是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殊途同归。[3]这不同于歌德后来对浪漫派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如果说前者是取长补短，后者则是取而代之，即用客观的原则来克服主观的原则。
关于客观的创作原则，歌德在《温克尔曼》一文中，援引古希腊诗人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常常令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他们能在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局部现实中，找到倾注他们激情的对象，因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也能够同自己的命运、同祖国亲人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并产生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歌德认为，对于古希腊诗人的创作来说，唯一有价值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都紧紧抓住身边的东西，实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甚至就是他们的幻想也都是有血有肉的。”[4]
面对浪漫派文学的新浪潮，歌德通过援引古代希腊来证明他的客观性原则的正确性，不免有“法古而后于时”之虞。其实也不尽然，歌德向古希腊诗人学习，自有他的标准。他在晚年说明得十分透彻。他说，向古人学习，“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说，要面向现实世界，设法把它表现出来，因为古人也是写他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5]。
歌德在“格言与感想”中，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为例，又一次论证了这个观点。他说奥维德晚年的诗歌，之所以坚持健康的古典的创作方法，而未陷入病态的浪漫主义情调，是因为他并不是在自己身上去寻找因被流放异乡而感到的孤独、痛苦等不幸，他之所以感到不幸，是因为他离开了故乡罗马，失去了生活与创作的源泉。[6]
歌德的这些观点，无疑是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如果说沃尔夫冈·门采尔在当时把“唯物主义”作为一个贬义词加在歌德头上，那么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用同一个词来说明歌德文艺观的进步性。歌德之所以能在当时登上欧洲文坛的顶峰，恐怕也正是得力于他在长期社会实践、文艺实践和多种自然科学研究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门采尔所说的“唯物主义”，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带有小市民气味的“物质主义”。若是我们抛开歌德作为人的鄙俗的一面不谈，那么显然，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是歌德所推崇的客观创作方法的哲学基础。歌德之所以反对浪漫派的主观艺术，是因为他担心，按照这条路子进行创作，势必要陷入矫揉造作的风格。对此，他在一次听了汉堡一位即席演唱家沃尔夫的表演之后，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文学中的主观性比作歌唱家自然音域以内的音，而把客观性比作自然音域以外的音。他认为一个学唱歌的人掌握他的自然音域以内的音，是非常容易的，要掌握他的自然音域以外的那些音，一开始可能很困难。但是他既想成为一个歌手，就必须学会驾驭它们。他说：“就诗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么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那一点材料用光，而后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7]他的结论是，诗人应该面向现实世界，并设法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就能克服主观性艺术这种“时代的通病”。
闪光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在歌德关于客观艺术的精辟论述中，显然也含有机械唯物论的成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然是客观现实在文艺家头脑中的反映，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它的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文艺家是不会纯客观地描述事物的，这样的产品不是艺术，可能是科学。艺术家描绘世界、塑造人物，讲必然表现出他们的主观因素。拿演戏来说，一个哈姆雷特由不同的演员表演成不同的样子，都可能取得成功，这不就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吗？所谓艺术家的个性，不就是这种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观性吗？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席勒的看法更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他说：“对于审美的判断，不以智力处理的客体，和没有客体的智力，都同样是不存在的。”[8]这样看来，歌德对于“主观的艺术”这种“时代的通病”的指责，反倒是值得讨论的了。
歌德认为浪漫派的主观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过于崇尚梦幻一般的艺术幻想。他在《温克尔曼》一文中，一方面称赞古希腊诗人的幻想是有血有肉的，另一方面也指责现代的浪漫派诗人，几乎在进行每一次观察时，都是“漫无边际的”。这篇文章发表三年以后，歌德在1808年8月28日同里默尔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浪漫派文学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说它“借助幻想只能反映一幅现实的假象”，说它像借助魔术灯光显现出来的影像一般，能够混淆真伪，起到骗人的作用。[9]不过歌德并不一般地反对艺术幻想，也不反对艺术家有幻想的权利，只是他主张艺术的幻想要有现实依据；他说那位汉堡歌唱家并不缺乏想象力，但如果他能牢牢地抓住客观真相，对客观事物鞭辟入里，他就得救了。他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要求艺术家在描写生活的梦幻时，自身应该是清醒的，艺术家的意识和神志不应是云遮雾罩的。
歌德这些主张无疑是对的，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言论，至今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辉。但如果说德国浪漫派从理论家到诗人无例外地都沉湎于“漫无边际”的幻想，似乎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德国浪漫派是一个派中有派、人各不同的复杂的文学现象，歌德在当时显然还未能对它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的一些言论不可避免地失之片面。就拿德国浪漫派理论家弗·施莱格尔来说，他虽然主张“诗歌是幻想的游戏”，但他也认为如果仅仅看重游戏的一面，也会产生幼稚无力的作品，降低诗歌的价值。他甚至提出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把幻想跟悲剧性的伟大英雄气概，跟人生和世界历史的深刻严肃意义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充实、最完备的浪漫主义诗歌。[10]
恩·泰·阿·霍夫曼的许多小说，可以说充满异想天开的幻想，但他也未“漫无边际”到脱离现实生活的地步，相反，他正是通过那些离奇怪诞的故事情节，尖锐地揭露和讽刺了德国病态的社会现实，发展了他那独具特色的、轻快的讽刺风格。他那独创性的驾驭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方法，不但影响了艾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明显地影响了安娜·西格斯和克莉斯塔·沃尔夫。有的批评家称他为现代颓废文学的鼻祖，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歌德在批评浪漫派的主观艺术时，常常同理想主义联系起来。他援引古希腊文学为例，说它所反映的是“理想化的现实”，是以崇高的感情和趣味描写的现实，因而给人以立体感、真实感和现实感。[11]威廉·吉尔努斯认为，这是理解歌德全部艺术观的一把钥匙。人们在称赞歌德执着于现实生活的艺术观的同时，不能忘记他在《浮士德》《威廉·迈斯特》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成分，更不能认为歌德的理论与他的创作实践是矛盾的。因为在歌德看来，理想的现实与生活的现实，不应该是矛盾的。人们在研究歌德文艺思想时，不但要重视他指责德国人爱好思辨、爱好从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的那些言论，更要重视他关于艺术家与现实具有双重关系的那些真知灼见。在歌德看来，艺术家既是现实的奴隶，又是现实的主宰。他之所以是现实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进行创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现实的主宰，因为他要用这种人世间的材料，为他的较高的意旨服务。[12]这个“较高的意旨”，按朱光潜先生的解释，就是艺术家的理想。而艺术家借人世间的材料，所表达出来的这个观念，难道不是具有真实的内容和符合生活现实的吗？
德国浪漫派某些诗人的理想主义，明显带有面向过去的特点，这是引来歌德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通过美化中世纪牧歌生活和骑士制度，赞扬天主教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用人人和睦知足的理想化的中世纪社会，来对抗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所引起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有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如卢卡契，便据此断定德国浪漫派是德国文学史上一股“反动”潮流。尤其是鉴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曾利用浪漫派某些倾向，鼓吹日耳曼民族主义，似乎更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如果对德国浪漫派采用微分数学的方法，做一些更细致的分析，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诚然，把理想寄托在过去和寄托在未来，是有本质差别的，前者体现了一种消极怯懦的处世态度，后者则体现了一种积极大胆的进取精神。由于对现实生活中的弊端不满，采取面向过去的方式，对现实表示消极反抗，和由于抗拒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念念不忘旧日的好时光，也是本质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是逃避现实的倾向，但前者表现了一种时代的不肖叛逆的精神，后者表现了一种为时代所抛弃的遗老遗少的哀怨。
德国浪漫派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它把一个黑暗的中世纪描绘成一个虔诚的中世纪，并由此把它转变成一个美好的童话。浪漫派诗人借这个美好的旧时代童话，同当前这个经历着中世纪不曾有过的深刻痛苦的、邪恶的新时代对比。[13]
科尔夫称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这种处世态度的本质特征是，对这个新时代及其生存条件和价值的批判。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德国浪漫派还有前期与后期之别，考虑到浪漫派与“狂飙突进”传统在意识形态上的渊源关系，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提倡民族的历史意识、反对古典主义的美学束缚、重视发掘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等，几乎可以说，称德国浪漫派是“反动的”，未免失之片面和武断。即使只是称早期浪漫派是“反动的”，那么又如何理解弗·施莱格尔和蒂克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态度呢？施莱格尔不是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标志之一吗？而且还说谁不同意这个看法，便是没有提升到全人类历史的广阔眼界。[14]
在当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试金石。当然，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取得的进步，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反映在浪漫派诗人的世界观和艺术创作中，便表现为一系列的危机，这正是在经济落后、封建势力顽强、资产阶级软弱的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土壤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梦想的理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王国，同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或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王国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15]这种矛盾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也决定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浪漫派诗人们的处世态度和艺术倾向。不妨说，就连歌德晚年的处世态度和艺术实践，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矛盾。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那察尔斯基称歌德是普鲁士式资本主义德国的一个牺牲品。[16]歌德一方面在《浮士德》中表现了超越本阶级利益界限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指责雨果对封建教会的丑恶事物的批判，称贝朗瑞因反对国王而入狱是罪有应得，甚至连拜伦揭露和批评教会与政府的行动，都被他斥之为“不自量力”“狂热”。这不正是复杂的德国现实，在歌德美学思想与政治态度中的必然反映吗？
歌德并不完全否定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成就，这是事实，但他所提出的客观艺术与主观艺术的对立，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的对立，却为后世评论浪漫派文学，从方法论方面提供了一个很不公正的武器。卢卡契沿着这个方向，把歌德的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的对立，发展为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最后归结为进步与反动的对立。这样一来，德国浪漫派文学自身的价值、历史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创新，都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因此，我们在研究歌德的过程中，重新探讨歌德评论浪漫派的得失及其影响，对于澄清历来关于德国浪漫派文学评论中的偏见和片面性，给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肯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原载《克山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2]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3] [德]赫伯特·斯库拉编：《诚与爱的结合》，柏林国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616页。
[4]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译文略有改动。
[5]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6]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7]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8]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
[9] [德]歌德：《论艺术与文学》，柏林，1953年，第90页。
[10]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11] 歌德：《论艺术与文学》，柏林，1953年，第90页。
[12]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13] 见[德]赫·奥·科尔夫《歌德时代精神》第一卷，莱比锡，1955年，第60页。
[14]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15] 《反杜林论》引言草稿。
[16] [德]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