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楚辞后语》篇目要点的考察

《楚辞后语》为未竟之作，书未修完，朱熹即已与世长辞，以致《楚辞后语》的篇目从荀况的《成相》《佹诗》以下，到息夫躬《绝命词》，皆有注释，而从张衡《思玄赋》以下，至于尾篇，都未注。这些未注作品中，又有不同，其中有直接引用晁氏序言者，有自作序者。朱熹曾告诫弟子：“古赋虽熟，看屈、宋、韩、柳所作，乃有进步处。入本朝来，骚学殆绝，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8]可见，他虽以晁补之的著作为底本，但对晁氏也颇多不满：“晁书新序多为义例，辩说纷拏而无所发于义理，殊不足以为此书之轻重。且复自谓尝为史官，古文国书，职当损益。不惟其学，而论其官，固已可笑，况其所谓笔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于其文字之同异得失，犹不能有所正也。浮华之习，徇名饰外，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9]他批评晁氏注重浮华习气，未能尽发于义理。故而，他才要著《楚辞后语》，其篇目选择总体情况虽已明晰，但其中尚有若干问题，需要专门探讨。

一 著录荀况的《成相》《佹诗》

《成相》《佹诗》为楚国兰陵令荀况所作。荀况，战国时赵国人，曾就学于孔子门人，对《礼》研究深刻，著述达数万言，年少时游学齐国，三次被任命为稷下祭酒，后遭谗人陷害，离开齐国到达楚国，被楚国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况之兰陵令亦废，后终老兰陵。据《史记》记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0]可见，荀况推崇儒家、墨家之学，对当时浊世之政治及学术之乱象颇为痛恨。晁补之作《变离骚》，认为荀况与屈原都是楚臣，其作虽非从屈原之意，但与屈原遭际相似，故而取其七篇，列在卷首。他说：“若荀卿者，非蹈原者，以其后原，皆为楚臣，遭谗为赋以风，故取七篇列之卷首，类《离骚》而少变也。”^[11]

朱熹虽从晁补之之意，但并未全部录入，而是从其所选七篇之中，节选《成相》《佹诗》录入。朱熹对荀况评价很高：“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12]认为其作品《成相》意义深切，语调铿锵，是兼得性情与义理之作，若君王能朝夕诵读，将有助于治国理政。他在《楚辞后语·序》中说：

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勤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13]

朱熹认为《成相》“本拟工诵箴谏之词，其言奸臣蔽主擅权，驯至移国之祸，千古一辙，可为流涕”^[14]，对其拳拳不能忘怀，读来尝流涕，主要是因为此词作于楚，并可“有补于治道”，他说：

此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凡三章，杂陈古今治乱兴亡之效，托声诗以风时君，若将以为工师之诵，旅贲之规者，其尊主爱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举重劝力之歌，史所谓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卿非屈原之徒，故刘向、王逸不录其篇。今以其词亦托于楚而作，又颇有补于治道，故录以附焉。^[15]

朱熹认为此篇陈述古今兴亡治乱，若是为百工匠师读诵、给商旅士兵以规劝，将对治理国家有所裨益。朱熹同时也对荀况其人其学给予批评，认为春申君乃乱人，荀况托身此人行道实乃错误选择，又认为荀况出入黄、老、申、商等道家、法家之间，为学不纯粹：

然黄歇乱人，卿乃以为托身行道之所，则已误矣。卿学要为不纯粹，其言精神相反为圣人，意乃近于黄老，而复后王、君论五者，或颇出入申、商间，此其所以传不一再，而为督责坑儒之祸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谨哉！可不谨哉！^[16]

朱熹还曾将荀况与隋末唐初之儒家学者王通相比较，认为荀况之学全是法家系列，学问不精细，“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懑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17]他指出，荀况的《成相》乃为告诫当时昏庸君王而作，其主旨不过为“明法制，执赏罚”，但学问做得粗，比不上文中子王通。朱熹对荀况其人其学颇不赞同，这也是他未将晁补之所录七篇全部著录之重要原因，他在篇目的选择上，始终不忘对“作文”者之道德品行及学问进行考察。另有资料可佐证，朱熹录入赋作《寄蔡氏女》，其序文中首先对作者的德行、学问加以评述：“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乱极矣。”^[18]朱熹认为，王安石道德品行颇高，但其行事汲汲于功利，排挤中正之士，以致流毒广远。对其德行加以褒贬介绍之后，朱熹指出所录文章有平淡简远、超然出尘之风格。又如，在介绍《自悼赋》时，认为其文平和中正，并不过于忧伤凄惨，进而对班氏之德行、学问大为赞赏：“又其德性之美，学问之力，有过人者，则论者有不及也。呜呼贤哉！《柏舟》《绿衣》见录于经，其词义之美，殆不过此云。”^[19]朱熹认为班婕妤德行、学识皆有过人之处，实乃贤德女子，其作品不比《诗经》之《柏舟》《绿衣》逊色。

二 删去《高唐》《神女》《李姬》《洛神》等赋

北宋晁补之作《变离骚》，将宋玉之《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汉武帝《李夫人赋》、司马相如《大人赋》及曹植《洛神赋》《九愁》《九咏》等赋皆录入其中。朱熹作《楚辞后语》时，将这些赋作一一删去。

《高唐赋》《神女赋》皆为宋玉所作。两赋号称姊妹篇，内容始乃叙述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之事，而后转入对巫山地区风物及神女形象的着意描摹，《文选》引《汉书注》认为《高唐赋》是假设之辞，兼有讽谏之义，“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20]。《神女赋》开历代描写美女形象之先河，后许多文人多有效仿，曹植作《洛神赋》，内容及表现手法皆有借鉴《神女赋》之处。据记载，《洛神赋》原为《感甄赋》，曹植求甄氏不遂，后甄氏被魏明帝郭后陷害，曹植因思念甄氏，渡洛水，朦胧之中见甄氏来又复去。后甄氏“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21]。

晁补之作《变离骚》，对《高唐赋》 《洛神赋》及《登徒子好色赋》就有批评，认为这些赋作淫靡，并无讽谏意义，但因为是楚人之作，故予以选取，他说：“然宋玉亲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于风，《大言》《小言》，义无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系荀卿七篇之后。”^[22]对于曹植之赋作，晁补之认为赋作卑弱乃由曹植始，故而对其也提出批评：“曹植赋最多，要皆无一篇逮汉者，赋卑弱自植始，录其《洛神赋》《九愁》《九咏》等。”^[23]晁补之对《李夫人赋》《长门赋》也表示不满：“《李夫人赋》《长门赋》皆非义理之正，然词浑丽不可弃。”^[24]

朱熹从晁氏之说，但他认为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此文古妙，最近楚辞”^[25]。而对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则进行批评，不仅如此，他将司马相如其人一并批评：“盖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能谅。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辞，《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特此二篇为有讽谏之意，而此篇所为作者，正当时之商监，尤当倾意极言，以寤主听，顾乃低回局促，而不敢尽其词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不然，岂其将死而犹以封禅为言哉！”^[26]朱熹认为司马相如之文章侈而不约，谄而未谅，《上林赋》《子虚赋》因夸张而不予选，《大人赋》则归为谄媚一类。唯独《李夫人赋》《长门赋》两篇有讽谏之意，但司马氏那时就职商监，本该谏上以正视听。然司马氏“低回局促”、不敢激进陈词，惟知阿谀取悦君王、临死时还留下封禅书，媚态可鄙，朱熹对司马氏为臣未尽其责表示讽刺，认为此种曲意逢迎之态，实在低贱。

朱熹对于《高唐赋》《神女赋》《李姬赋》《洛神赋》之批评则较晁补之更为严厉，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他在《楚辞后语·序》中说：

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思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一之有哉？^[27]

朱熹对晁补之所录宋玉之《高唐赋》及曹植之《洛神赋》等给予辛辣讥讽。针对《汉书注》指出的《高唐赋》具有讽诵意义，朱熹认为其末尾部分虽有讽谏之语，但于整篇文章而言，此乃名存实无，只是装模作样、故弄玄虚而已，可沦为把柄供人作笑谈，毫无谏讽之意，故而在《楚辞后语》中删去这类作品。

三 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乃晋代隐士陶渊明所作。陶渊明，名潜，字元亮，志向高远，见识绝俗，极有气节。据《晋书》记载：“陶潜曾为彭泽县令，为人素来简朴，不阿谀官上，督邮至县里，按例当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28]陶氏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解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后朝廷征召其为著作郎，推辞不就，终日与朋友饮酒取乐，并歌咏“作文”以自娱，自谓“羲皇上人”。宋元嘉中卒，终年六十三岁。

朱熹遵从晁补之的意见，录入此篇，理由为：

陶翁之词，晁氏以为中和值发，于此不类，特以其为古赋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侍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序列于此，又何疑焉！^[29]

晁补之以为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词气中正平和，不类于楚辞之幽怨凄慕，因其为古赋之类，所以选取。朱熹同意晁氏观点，他因陶潜以晋臣而不愿仕宋之事，认定此赋意义也极为悲切，故此篇毋庸置疑可序列置此。朱熹对此赋极为推崇，认为此赋不类楚声，无楚辞之幽怨之病，更对陶渊明其人给予高度褒扬。他在篇首序言中说：

潜有高志远识，不能俯仰时俗。……即日解印绶去，作此词以见志。后以刘裕将移晋祚，耻事二姓，遂不复仕。宋文帝时，特征不至。卒谥靖节先生。欧阳公言：“两晋无文章，幸独有此篇耳。”然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气尤怨切蹙之病云。^[30]

朱熹强调陶氏志高识远，不与世俗同流，揭示陶氏当日作此辞以明归隐之志，褒扬陶氏以事二姓为耻辱，借故征召不至之事，引用欧阳修之言认为此篇在两晋文章中当居榜首。朱熹明确表示《楚辞后语》中不选入一些欢愉快适之词，陶氏此赋，实乃悠闲散淡、简古快适之语，朱熹以其不事二姓为理由，从中读出无尽悲凉之意，这实在缘自其理学家的道文观。与其说朱熹推崇《归去来兮辞》，不如说是推崇陶渊明之道德情操。对陶渊明其人其文的称许，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论及：“陶渊明，古之逸民。”^[31]朱熹认为陶渊明是古代隐逸之民，陶渊明所说道理大多出自庄老，但文辞简练古朴。朱熹将他与北宋理学家邵雍相比较：“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32]不仅如此，朱熹对陶渊明之诗歌风格也有深入研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33]朱熹将陶诗风格归为平淡，指出后人若刻意学其平淡，便相差甚远。更为难得的是，朱熹还指出陶诗风格的豪放特点：“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34]他认为诗人诗风有多样性，如李白诗歌不仅豪放，也有和缓之处，陶诗不仅平淡，也有豪放之处，如《咏荆轲》一诗便是最好例证。

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观察水石草木，饮酒微醺时，便朗诵屈原之《楚骚》、诸葛亮之《出师表》、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并诗以及杜甫的诗句。

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孔明《出师表》、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35]

如此可见，朱熹一直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屈原的《离骚》等同视之，他对陶渊明其人其诗可谓了解透彻，将《归去来兮辞》选入《楚辞后语》，自是理所当然之事。

四 增入理学家之《掬歌》《拟招》二赋

朱熹在《楚辞后语》之末尾，特取张载、吕大临这两位理学家之赋作附上。《掬歌》乃北宋大儒张载所作。张载，字子厚，据《宋史》载，他二十一岁时上书拜谒范仲淹，于范仲淹处受书《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求之于《六经》”^[36]。晚年讲《易》之时，得见二程，自叹弗如，后尽弃异学，学问方纯粹。这篇《掬歌》就是张载晚年所作，他不满古乐府词，更而自作，并寄二程。朱熹之所以选取此篇，实乃推崇张载其人其学。他说：

自孟子没而圣学不得其传，至是盖千有五百年矣。……尝见神宗，顾问治道之要。即以渐复三代为对。退与宰相议，不合，因谢病归。著《订顽》《正蒙》等书数万言。间阅古乐府词，病其语卑，乃更作此以自见，并以寄二程云。^[37]

朱熹录入吕大临之赋作，用意是让游艺者有所归，“《拟招》者，京兆蓝田吕大临之所作也。大临受学程、张之门，其为此词，盖以寓夫求放心、复常性之微意，非特为词赋之流也。故附张子之言，以为是书之卒章，使游艺者知有所归宿也”^[38]。朱熹明确指出，吕大临此作主旨是“求放心、复常性”，故不同于一般词赋之类，将此赋附在张载赋之后，作为本书之最后一篇，是要告诫游于艺者，最终还是要归之于道，归于儒家之伦理道德，这是终极追求，文章乃是业余之事。他说：“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39]朱熹选入理学家之赋作置于《楚辞后语》末尾，充分说明其无法摆脱的理学家身份与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