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分析法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科学方法
2014年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围绕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争论十分激烈。有的人试图把依法治国理解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让“法学家”治国，让有产者治国。为了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有的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于是，在网上出现了一种观点说，“马克思发明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人类6000年文明史以来最邪恶的发明，没有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童大焕，题目是：《阶级斗争：人类最邪恶的发明》。他后来接着又写了一篇文章：《金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他还强调说：“我之前写过《阶级斗争：人类最邪恶的发明》，并强调没有之一，也就是惟一，就是最。”[1]在《阶级斗争：人类最邪恶的发明》中，童大焕说：“阶级斗争理论在一个世纪时间里导致数以亿计的人非正常死亡。”这篇文章还无端对马克思进行人身攻击，并连带着把茅于轼反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观点进行了介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阶级斗争学说是社会重大的不安定因素》，有人说是易中天写的，其实是茅于轼茅老先生2013年12月3日发表在FT中文网的，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武器，成为社会重大的不安定因素。童大焕的结论是：“公有理论使掠夺变得容易，阶级斗争理论又使掠夺合法化。”[2]这篇文章中无论是对马克思的攻击，还是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说明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无知与偏见。就连那些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没有这样攻击马克思，甚至相反，他们往往对马克思怀有崇高的敬意。2005年，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书。在书中，他首先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阿塔利说：“当我谈论马克思时，我既不会夸张也不会忧伤。我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词的任何一个层面来看我都不是。马克思的作品也没有陪伴过我的青年时期；这或许显得让人难以置信，在我研读科学、法律、经济与历史的那段时间，我甚至从不打算念出他的名字。”[3]就是这样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度厌恶马克思的学者，对马克思也是尊重有加的。他在整本书的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震撼人心的文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今后几代人都将怀念流亡途中的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那段无比艰难的岁月里，他为了孩子们的夭折痛哭不已，但依旧心怀梦想，盼望人性会更加美好。他们会重新提及马克思的世界精神及其主要内容，这个人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4]看到这样一段论述，我们都有一种落泪的感觉。无独有偶，2011年，路透社资深记者、编辑玛丽·加布里埃尔出版了《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一书。这本书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奖、美国普利策奖等。玛丽·加布里埃尔说：“我看到丈夫和妻子的故事：他们彼此深爱，即便经受失去四个孩子的痛苦，遭受贫困和疾病，被社会排斥，他们的爱依然热烈如火。”[5]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难道不会泪流满面吗？
1.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功劳。
马克思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把不属于自己的理论发明归之于自身，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就是如此。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曾说过：“……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他又说：“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马克思这段不长的信讲得十分清楚：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功劳。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学者比较早提出来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更不是什么邪恶的发明。
那么，既然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不是马克思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呢？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就指出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7]恩格斯这里说的是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们就已经看到了中世纪以来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社会发展核心的动力。恩格斯在1886年年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8]这一点，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基础上也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列宁在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后，指出：“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9]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能够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呢？一个关键就是人类进入资产阶级时代，阶级关系简单化了，阶级斗争非常客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0]可以说，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各个国家逐步成为统治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每一个比较客观清醒的资产阶级学者都承认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都会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看看都是谁在运用这一方法。
（1）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阶级分析。
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这么说，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十分了解的，另一方面说明他是批判性地继承了这些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的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他的《国富论》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很喜欢亚当·斯密的作品，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至少在不同场合推荐了5次。2005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曾给企业家郑重推荐了《道德情操论》。那句“（资本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温家宝常常用来鞭策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及企业家。对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0世纪30年代，美国兰登书屋公司《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收集的《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说道：“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高深学问和明敏识见的人所写的书。”[11]马克斯·勒纳明确指出，亚当·斯密代表的就是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的利益，他的《国富论》就是为这一阶级提供理论准备的。马克斯·勒纳说：“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际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读这本书的人主要是看来会从它的世界观获益的人——正在兴起的工商者阶级……”[1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生前没有完成的《经济分析史》中，在为《国富论》第一编第十一章写的《读者指南》中明确指出：亚当·斯密运用的是经济阶级利益的分析方法。熊彼特说，斯密分析了他那个时代三个阶级的情况，地主在改良过程中获得了好处，劳动者也得到了好处，“但是，第三个阶级即‘商人和制造业者’却遭受了损失，因为正如斯密所说，利率在富裕国家趋于下降，在贫穷的国家趋于上升，因而该阶级的利益既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又与‘社会的一般利益’相冲突。这显然是想要建立——经济阶级利益图式，正像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做的那样……”[13]其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于阶级分析有过很明确的阐述。
亚当·斯密指出，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分成三个部分：土地的地租、劳动的收入和资本的利润。它们构成三个阶级的人民的收入：靠地租生活的人、靠工资生活的人和靠利润生活的人。由此，亚当·斯密说：“这是每一文明社会的三个巨大的、基本的组成阶级，从他们的收入中所有其他阶级得到自己的收入。”[14]当然，斯密不可能了解的是资本家的收入本质上来源于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之后，斯密十分具体地分析了这三个基本阶级的特点。他指出，这三大阶级中第一个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一般利益是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三个阶级中是惟一的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未费自己的劳动，亦没有要自己去操心，而仿佛是自行来到手中，不依靠它们自己的任何规划或设计。”[15]这是典型的食利者。第二个阶级即靠工资生活的人，“土地所有者阶级从社会繁荣的所得或许比劳动者阶级更多，但是没有一个阶级比劳动者阶级从社会衰落中受害更大。”[16]也就是说，劳动者阶级是社会发展中最容易受害的阶级，他们的声音很难受到重视。同时，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制度，会利用劳动者阶级的力量。亚当·斯密明确地说：“在公共讨论中，他的声音很少被人听到或较少受人重视，除非在某种特殊的场合，他的大声疾呼受到他的雇主们的鼓动、激起和支持，不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达到雇主们自己的目的。”[17]“雇主们构成第三个阶级，即靠利润为生的人的阶级。”[18]在亚当·斯密看来，这第三个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的关系与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不同，他们主要是考虑个人利益，很少考虑社会利益。不论在商业或制造业的人和部门，商人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总是和公共利益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来自这样一个阶级的人们，“他们的利益从来不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常常想要欺骗公众甚至想要压迫公众，因而在许多场合，他们确实欺骗了公众，压迫了公众”[19]。亚当·斯密的这些分析是货真价实的阶级分析。在此之后，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并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2）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的阶级分析。
这主要是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等人强调的。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20]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发现的就是阶级之间的斗争。
奥古斯丁·梯叶里（1795—1856年）早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担任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深受圣西门历史观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法国史信札》和《墨洛温王朝纪事》。他在《法国史信札》中说：“在法兰西，既不存在谁被谁解放，也没有突然而至的权利，我们这一代所拥有的自由权利，都是刀锋饮血的先辈们夺取的。”[21]他深入研究了法国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了法国中世纪的公社史，指出：法国的公社历史是人民大众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历史。梯叶里说：“中世纪公社革命的目的是追求自由，人民饱含热忱，勇敢面对一切危险和苦难，不过，他们向往的自由是针对物质方面，也就是说可以随意来去和买卖，有自己的住宅，子孙能够继承遗产。”[22]梯叶里在《法国史信札》中用一半的篇幅来叙述法国公社的历史，从第十三封信到第二十四封信，都是在讲法国各种公社的产生与发展，谈到了勒芒和康布雷公社、努瓦永、博韦和圣康坦公社、拉昂公社、亚眠、苏瓦松和桑斯公社、兰斯公社、维莱泽公社等。但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公社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共和性质，大部分公社从属于司法行政官吏。但是，推动民族发展、消灭一切奴役的斗争和运动没有就此停止。新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展现出来，“自由民力量被慢慢削弱的时刻，一直隐于后方的数目庞大的阶级，即农奴和佃农挺身而出，这场革命的成果比它的起源和发展更易察觉，却没有任何历史作家关注过。”[23]这种人民与王权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现代革命爆发的根源。梯叶里在《法国史信札》的最后十分明确地指出：“1789年，他们（指庞大的农奴群体，特别是第三等级）掀起整个法国革命，展开了中世纪先祖在一些普通城镇曾经投入的事业。有目共睹的是，现代的文明社会仍在同过去的残余势力、昔日的征服者、封建贵族以及君主专制做斗争。”[24]这种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对于米涅，恩格斯是比较了解的，他在19世纪80年代致纽文胡斯的信中说：“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25]弗朗索瓦·米涅（1796—1884年），1796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普洛斯省的埃克斯城，早年爱好文学，从1820年开始研究历史。同时，他对政治的兴趣也日益浓厚，经常活跃在反对派沙龙，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复辟王朝。1822—1824年他在巴黎专题讲授历史时，便开始搜集整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1824年仅用4个月时间编纂成《人民的主张：1789—1814年法国革命史》，5月在法国出版。这部著作对结束不久的法国革命进行了历史的研究，并以其新颖的观点震动了学术界，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该书的特点首先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法国革命进行研究，以阶级斗争观点叙述法国历史的巨变。米涅认为阶级斗争是了解法国历史的钥匙，是法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在《法国革命史》导论中开篇就讲：在1789年革命爆发时，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国土分割成了互相敌对的一些省份，人们分属于敌对的阶级。[26]米涅始终用阶级的眼光看待法国革命的历程，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最初六年时，他明确指出：前面叙述的六年（指1789—1795年督政府成立），“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争夺政权的六年”[27]。“特权阶级要以保持等级制度和三级会议来反对宫廷，反对资产阶级，建立特权积极的政权；资产阶级要利用1791年的宪法来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群众，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群众则要以1793年的宪法来反对其他各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28]如果我们不说这是米涅的话，很多人会认为这是马克思说的话。谈到拿破仑，米涅认为他的一系列举措是促进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米涅说：“不论是在这个时期或者在稍后一些，他所制定的民法、刑法、商法，就是对革命的立法工作的完成，就是以一种基本符合实际的方式对国家内部生活的调整。”[29]米涅肯定了拿破仑对于资产阶级事业发展的贡献。
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年），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院士。先后担任过法国内务部秘书长、内务大臣、国民教育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著有《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1822年）、《法国史概论》（1823年）、《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1823年）、《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时期英国革命史》（1827—1828年）、《欧洲文明史》（1828年）和《法国文明史》（1829—1832年）等书。基佐从法国历史和英国历史的研究出发认为，阶级斗争“构成为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并且充满近代历史之中”。他断定公元5世纪时法兰克人征服高卢是法国阶级分化的起源，胜利者法兰克人成了贵族，被征服者高卢—罗马人则成了农奴；农奴同贵族进行了长达十三个世纪的斗争，从农奴中分化出来的第三等级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法国文明中最活跃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它是支配我们文明的各种势力中最强大的势力”[30]。基佐指出：“谁都知道，第三等级在法国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一直是法国文明的最积极最起决定性的因素，毕竟可以这样说，它决定了法国文明的方向和它的性质。”[31]他接着谈到了阶级关系以及第三等级对其他阶级的影响。基佐说：“从某一社会观点、并就其与我们领土内并存的各个阶级的关系来考虑，这个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阶级已逐渐地扩展和提高自己，最初有力地改变了、接着战胜了、最后吸收同化了或几乎吸收同化了一切其他阶级。”[32]第三等级是谁呢？是资产阶级。所以，基佐说：“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如此充分的发展，享有如此广阔、如此富饶的一种命运。”[33]在基佐看来，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同贵族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却又只是“自由制度和世袭君主政体的联盟”。他在1822年出版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中在很多地方都展现出阶级分析的理念。他指出，要谈论一个国家任何时代的制度，首先要明白这一时期这个国家人们的身份，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这个阶级对于历史产生了什么作用？基佐说：“那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然人的身份问题；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是哪些阶级真正对历史起了作用。”[34]他在分析14世纪英国选举制度的时候，也是先分析阶级状况。谁是选举人？选举人有两类，即郡选举人和自治市选举人。这种分类不是哪个人个人意志的产物，是事实上的自然表现，也就是客观实际决定的，主要是阶级分化决定的。自治市的公民由骑士后来是不动产终身保有者构成，郡的公民则是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这两个阶级都单独与政府一起处理有关他们自己的事，并仅仅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批准税收。”[35]他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除了个人地位特别是重要、需要个别对待的大贵族之外，不动产终身保有者、神职人员和某些城镇的市民，都可以独立成为公民。除了那些在下等的、不牢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贫穷的农夫不包括在这些阶级之中之外，那些拥有完全的独立地位、可以自由处置其人身和财富、可以奢望获得某种社会利益的人都包含在这些阶级之内。”[36]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始终是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冲突相联系的。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他的代表作是10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发表后，轰动一时。梯也尔在这部著作的第1卷中，声称自己是赞同法国立宪议会的。《法国大革命史》从1823年开始撰著，到1827年完稿，由于离法国大革命的时间较近，史料收集翔实。他以流畅的笔调描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梯也尔同这个时期的一些有眼光的历史学家一样，看到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地主贵族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阶级之间的决战。他对波旁王朝的复辟，也是用阶级斗争这把钥匙去了解它，认为这也是一场阶级斗争。
（3）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的阶级分析。
可以说，从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以来，欧洲的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包括一些政治学家都明确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个人的意象，并把阶级分析作为十分重要的工具。托克维尔（1805—1859年），这个被当代一些中国人奉为大师的思想家同样运用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年在中国成为超级畅销书，除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托克维尔还提出了一些怪异的理论，比如“革命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革命发生在苛政减轻的时候”，一些学者把这些论断归结为“托克维尔悖论”。例如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中写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37]这些论断使很多人着了迷。甚至有人到了2018年还在刊发这样的文章：“托克维尔悖论”对中国改革的镜鉴。其实，这本身是一个伪悖论，是子虚乌有的悖论。
当托克维尔用阶级分析对法国政治进行研究的时候，他往往会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包括合理的预见出来；当他由于恐惧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后会影响资产阶级政权时，他抛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他提出的一些论断就失去了科学性，包括上面讲到的所谓“托克维尔悖论”。在1848年之前，托克维尔在很多方面深受基佐的影响，包括基佐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托克维尔写过一个一百多页的阅读基佐的法国和欧洲文明史讲义的笔记，受到基佐关于社会形态演进以及阶级之间斗争观点的影响。托克维尔在1847年10月起草的一份宣言中明确指出：国家再次划分为两大派别的时代即将来临。他认为阶级斗争迟早在这个国家引起革命，“很快，政治斗争在拥有者和非拥有者之间展开；大战场将是所有权，而政治的主要问题将在以有产者权利上多少有点深刻的变化为中心。”[38]这一政治斗争毫无疑问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他在1848年1月29日众议院的演讲中一再提醒有产者：“我认为，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告诫政治家们：“当我终于要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在不同人民身上，探求导致统治阶级崩溃的真正原因时，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个偶然或表面原因，我看得很清楚，但请相信，导致那些人失去权力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变得不配拥有这种权力。”“先生们，请想想旧王朝吧；它比你们强大，强在根源久远，它比你们更善于依靠传统道德、悠久习俗、古老信仰；它比你们强大然而它却土崩瓦解了。而它为什么崩溃了呢？难道你们相信是出于某个特殊的偶然事件？难道你们认为这是出于某人的行为、财政赤字、网球场宣誓[39]，是拉法耶特、米拉波？不，先生们，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由于麻木不仁、自私自利、腐化堕落，因而既无能力又无资格治理国家。这就是真正的原因。”[40]但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托克维尔发现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资产阶级政权构成了威胁，他提醒资产阶级要注意经济繁荣时期无产阶级会更多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他认为：经济越繁荣，越容易发生革命。这明显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历史上看，革命尤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无一不是由于经济衰败造成广大群众无法生存而形成的。对于法国革命产生的原因，法国社会党创始人和第二国际领导人让·饶勒斯（1859—1914年）在其于190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中有极为精彩的描述，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群众已经完全是民不聊生了。他指出，乡村生活中没有一种活动农民不会受到勒索：耕畜要付起征税；乘坐领主的渡船要付摆渡费；在商场和集市上出售货物要付场地维护费；经过领主的小路要付管理费；打井挖塘要征得领主的同意并交费；在河里打鱼要付捕鱼税；在小河上架桥要付架桥税；不得进入贵族的禁猎区，只有贵族可以饲养白鼬；贵族有养鸽权，农民不得伤害啄食庄稼的鸽子；采邑内的各家各户须付炉灶税；赶着羊群从普罗旺斯到奥维涅上去或朗格道克呢绒厂须付扬尘税；在市场出售货物须付各种标准衡器使用费；尤为可恶的是狩猎专属权，为了狩猎，贵族禁止农民捕杀啃食庄稼的野兽，不得捣毁野兽设在草场上的巢穴，农民收割牧草必须在贵族指定的时间和山鹑不会受到镰刀伤害时才能进行，这些规定给农民每年造成的损失为1000万法郎。让·饶勒斯愤懑地指出：“因此，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即所有生活着、运动着、呼吸着的万物，如鱼儿嬉戏的河水，烘烤由燕麦掺和大麦而成的面包的炉火，带动磨坊风车转动的风，从酒槽里流出的酒液以及窜出树林或草丛糟蹋菜园和庄稼的野兽，封建权利无一放过。”[41]饶勒斯进一步说：农民在路上每走一步，或是经过摇摇欲坠的小木桥，或是到村中集市上去扯一尺布，买一双木鞋，都会遇到贪得无厌、生事勒索的封建势力。如果农民试图辩驳或拒不承认新的敲诈名目，领主法官的打手、厚颜无耻的教士和穷凶极恶的庭丁就会露出狰狞的面孔，把他们剩余的粮食掳掠光，使他们不敢再有反抗之意。结果就是：“农民胸中郁结的怒火可以想象，一定早就盼望着能一致起来举行一场暴动了。”[42]很快，巴黎革命的雷声就把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的斗志唤醒了。
本杰明·贡斯当（1767—1830年），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重要的奠基人。1820年出版了为建立宪政制度而呼唤的《立宪政治教程》一书。1819—1827年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830年七月革命后，贡斯当当选为立法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逝世，法国于12月12日为其举行了国葬。贡斯当思想中也有阶级分析的理念，但他坚持的阶级分析主要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不希望无产阶级有进入议会的权利。他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凡有代议制议会的国家，至关重要的就是应该由有产者组成那些议会，而不管它们如何去组织。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认为，如果让无产者组成议会，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无产者的目标只是想得到一些财产：一切你能允许的手段都会被用于这个目标。如果除了你应当给予他们的运用其才能与勤奋的自由之外，你再给他们加上你不该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操在绝大多数人手中的这些权利不可避免地会被用于侵占财产。他们将使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而不是遵循人间正道——劳动——去追逐财产。这将成为他们堕落的根源，对国家来说则是动乱的根源。一位著名作者早已无懈可击地指出，如果无产者享有政治权利，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他们可能会完全随心所欲，从而对社会造成破坏；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个或一群掌权者的操纵，从而成为暴政的工具。最后，他们可能会在权力追逐者的率领下，一起成为宗派工具。”[43]也就是说，一旦给予无产者以政治权利，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财产的侵占，造成国家的动乱。他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再强调，“多数有产者是热爱秩序、正义和保守的”[44]。其阶级立场不言自明，这还不是阶级分析吗？
不仅学者们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就连文学家们也发出了清晰的声音。这就是英国大诗人雪莱。雪莱被英国称为“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45]。马克思的女儿爱琳诺·马克思曾经说，雪莱能认清阶级关系，“他竟能看出这种关系并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权衡它。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他称为社会主义者”[46]。1819年8月16日，英国曼彻斯特有8万工人为争取生活权利举行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出动骑兵镇压，造成400多人伤亡。雪莱为此十分气愤，撰写了为纪念曼彻斯特大屠杀而作的《“虐政”的假面游行》。诗中写道：
他的头上戴着王冠，
手里的王笏在闪亮，
他的前额这样写着：
“我是上帝，法律，和国王！”
“虐政”把人民践踏成一滩血泥，他们痛饮的是灾祸。
雪莱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像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47]
2.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方法论，对其的把握必须全面系统，而不能断章取义。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告诉我们阶级分析包含的要求。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48]这段论述包含着丰富思想。
第一，阶级分析要求对阶级的本质进行科学界定，把握阶级的实质。《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2章的标题就是“阶级”。在这一标题下，马克思提出：“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49]但是，马克思只是写了两小段，200多字，便撒手人寰。这一问题过了近40年后由列宁给予了科学回答。1919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为“阶级”下了一个十分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0]列宁在这段讲话中告诉了我们划分阶级的“四个不同”，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阶级的本质和特点，构成一个阶级的就是“四个相同”：每一个阶级都是由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同的人群构成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往往就是统治阶级；每一个阶级都是由对生产资料支配方式相同的人群构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统治阶级；每一个阶级都是由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相同的人群构成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统治阶级；每一个阶级都是由支配财富方式相同的人群构成的，在分配方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阶级以及占有的财富最大，而且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分析就要对一个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生产资料占有中的作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以及财富分配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毛泽东同志是这方面的榜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写于1925年12月。他分析的就是各个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劳动组织、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由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构成，都属于这一类；半无产阶级，由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构成；失去了生产手段、两手空空的现代无产阶级。[51]这一分析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阶级实际状况。
第二，阶级分析要求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进行分析，了解这个阶级的历史状况、现实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当然，每一个阶级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阶级分析就要去分析每一个阶级在历史上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中阐述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1844—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52]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是从18世纪后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5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更是详细谈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农民阶级的人数多，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失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54]马克思说：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55]。从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个阶级是从苦难中产生出来的，又与大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阶级有着远大前程。
第三，阶级分析要求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运动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恩格斯在1850年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中对16世纪初期德国各个不同的等级进行了深入分析，“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56]。恩格斯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到16世纪初，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原有的阶级之外，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阶级：从上层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拥有常备军；中层贵族几乎已经完全绝迹，要么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要么降为下层贵族；下层贵族即骑士等级一分为三：完全陷入贫困的，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封建教权等级和平民集团等级，高踞于城市社会上层的城市贵族，反对城市贵族的市民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处于这些阶级之下的就是最广大的农民。恩格斯对于所有这些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后认为，16世纪农民战争的发生是必然的，同时对于各个阶级在16世纪农民战争中的角色以及历史作用进行了详细正确的分析。恩格斯的这一分析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托马斯·马丁·林赛（1843—1914年）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宗教改革史专家，在西方史学界享有盛誉。他在1906—1907年出版了上下两卷的《宗教改革史》，至今仍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宗教改革史领域的权威之作。在这本书中，林赛分析了宗教改革之际的阶级状况。他指出：在宗教改革前夕，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情况是强烈的不满和充满深刻的阶级仇恨——贸易公司和大资本家反对“行会”、贫民阶级反对富人阶级和贵族反对城镇。他说：“贵族和骑士、市民和农民、雇佣兵和瑞士士兵、教士和教会执事、律师和商人——在歌唱时全部流露出他们本阶级的感情：这些民歌给我们描绘出一副表示要粉碎中世纪旧生活环境和准备开拓一个新世界的那种阶级仇恨的生动图画。”[57]林赛还特别提到宗教改革前夜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条条道路都挤满成群健壮的乞丐。这些人是从没落贵族和遣散的雇佣兵到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托钵僧和“流浪大学生”等社会各阶级中被抛弃的人。
第四，阶级分析要求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行客观分析。要分析各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有时是重要作用，有时是隐形地发挥作用。不对阶级斗争进行具体、客观的分析，阶级分析就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意识形态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58]在阶级社会中，必须高度重视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9月13日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曾经说过：“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59]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学把握阶级斗争的实际，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道路。在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仍然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意义。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60]这一论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也符合现时代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