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科学内涵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来看，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就是观察社会变化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以此来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社会基本矛盾不仅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而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方面，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3]掌握这一方法论意义重大，这一点，杨春贵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讲到了十个“只能”：我们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只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能以客观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理解和说明貌似由主观意志支配的政治活动、立法活动和各种形式形态现象，只能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决定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的战略与策略，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出发来解释一切历史冲突，只能以社会生产力作为评判一切社会的制度和政策及一定政党的主张和行为是否合理、科学的根本标准，只能根据自己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其他领域改革的任务，只能从人们的社会存在中分析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选择，只能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理解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等等。[4]这就把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重要价值谈清楚了。的确，掌握了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性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以此为基本依据，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表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形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王伟光在其主编的《照辩证法办事》一书中明确指出：“把矛盾观点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会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共同存在的基本矛盾，它们的辩证发展即矛盾运动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引用过。习近平总书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7]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科学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和主轴，使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的趋势，但限于历史条件以及时代发展，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回答社会主义建立之后社会基本矛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但矛盾还依然存在的观点，但他没有具体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性质是什么，包括怎样的要求。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运用矛盾理论和他自己提出的“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8]他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9]。他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非常强调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10]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性质，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11]这段论述中包含着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方法。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1979年3月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讲到了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中，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2]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贡献；另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了还要具体研究这个基本矛盾，掌握其科学内涵。
3.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来解决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生产力发展了，一定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了，必然会造成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变化了，一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调整。而生产力是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就会不断调整，上层建筑就要不断改革。只要生产力不停止发展，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调整就会永远进行下去，相应地上层建筑的改革也就会永远进行下去。改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第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改革的方向性和趋势性，改革的总体方向和趋势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方向和趋势决定的。
也就是说，今天这样改而不是那样改，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正是由于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状况，我们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13]2017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14]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15]政府机构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市场既体现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又体现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要求。所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同时，还要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能够更好更有效率地发展。
不仅如此，我们进行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也始终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党政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16]这一规律不是别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我们的机构改革始终沿着这个规律在进行。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看，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性越来越强，“一产”中有“二产”，也有农业旅游等“三产”，各个产业的分工界限不那么明显了，生产力的整体性越来越明显。相应看来，人们在生产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基础方面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在相互渗透。机构改革总的方向就是整体性、大部制。2018年3月，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决定稿提出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科学设置党和国家机构，正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17]党政机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调整而进行的，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第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两个伟大革命。
《学习时报》2020年7月6日第一版整版刊发了中央政策研究室江金权的文章，题目是：《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文章讲到了这样一个观点：“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创造性提出了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两个伟大革命’思想，宣示了我们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18]这里面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两个伟大革命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要求我们要不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特别是进行改革这个革命，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还要主动通过改革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要求我们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始终能够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