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与现状：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与语言问题

综合来看，本书是五四的语言变革研究与小说“现代”转型研究的结合；从方法论上，一方面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研究的语言学视角，另一方面是五四文学语言变革的文体学视角。学界对晚清小说和现代小说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厚的成果，从宏观上研究“新文学”的起源也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是，从小说语言角度探讨“现代小说”的发生，并且全面地研究晚清至“五四”中国小说语言的嬗变过程，还有待深入。对于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学界多集中在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探讨上，近几年将视线延至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探讨其与新文学发生的联系。

关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概而言之，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向：“五四起点说’”“晚清至‘五四’嬗变说”“晚清起点说”。这三种路径与新文学发生研究相一致，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框架调整密切相关。“五四起点说”是伴随新文学诞生以来的文学史叙述。胡适等五四作家的自我叙述奠定了这种叙述的基本格局，主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或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生为起点的叙述，强调五四学人“开创性”，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为标志。陈子展、王哲甫、朱自清等人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同样持“五四说”，但强调的是1919年政治性的“五四运动”，从早期王瑶、刘绶松到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依托《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分期，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现代小说的开端。[9]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重写文学史”思潮兴起，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也“回归五四”，接续了五四作家的叙述路径，注重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考察现代小说的兴起。

与此前强调“近代文学只是封建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过渡”“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10]的论断相比，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最保守的“五四起点说”也不会无视晚清至五四之前的文学变革，《狂人日记》的前史，如《怀旧》《域外小说集》进入“新文学”视野。“近代文学”概念逐渐淡出，“晚清文学”研究热一直持续至今。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研究也形成了“晚清至五四”的叙述模式，这种模式不否认五四小说的历史功绩，只是将现代小说的兴起看成连续性文学事件。

“晚清至五四嬗变说”，主要指晚清小说的丰富性开始受到重视。作为“新文学”重要的开创者，茅盾对当时文学史不提清末民初文学的贡献很不满，他提到了梁启超、黄遵宪，以及清末的翻译小说和各地的白话小说。[11]随后学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对此研究范式有重要推进作用，[12]陈平原的晚清小说研究虽然并不纠缠于晚清、五四谁更正统的问题，但他致力于发掘晚清至五四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实际上将现代小说视域已经扩展到晚清，他撰写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正是从晚清写起，后来再版时改名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提出要反省“五四新文学”的逻辑起点，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最明显的偏差，莫过于对待‘晚清文学’ 以及‘通俗小说’ 的态度”。“借助于晚清，起码比较容易沟通‘现代’ 与‘传统’，也比较容易呈现‘众声喧哗’ 局面，并进而走出单纯的‘冲击一回应’ 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不再将五四新文学解读为西方文学的成功移植。而‘现代文学’ 非从五四（包括其前奏）说起不可的思路，严重地局限了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13]

大陆较早关注“前五四”文学的还有刘纳的名作《嬗变——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她认为“我国文学从‘古代’ 到‘近代’ 的变革，开始于1902年、1903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14]。该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文本细读清理了从“小说界革命”到民初再至五四时段的文学思潮。尤其是对鸳鸯蝴蝶派小说、骈体小说论述视角新颖，敞开了被历史遮蔽的一面。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晚清—五四”叙述的代表性著作。书中对林译小说的“现代性”，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苏曼殊与五四浪漫主义，曾朴、李劼人与历史小说做了精彩考论，对晚清至五四“国民性”的叙事起源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与陈平原、杨联芬、刘纳对五四充分肯定的前提下的晚清研究不同，海外学人的晚清叙述多少有去除“五四正统论”的意味。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激起广泛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大陆的晚清小说研究热。王德威不是为五四小说的“现代性”寻找源头，而是认为五四乃是收束与终结点，它将晚清小说众声喧哗的现代性叙事，收窄为“启蒙”一途，导致晚清如此丰富的文学实践关闭了发展通道。[15]海外学者对晚清的推崇自有其传统，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时的副题是“1917—1957”，延续的是胡适的新文学起源论。后来再版时他检讨没有将晚清与民初小说写进去，认为是全书的缺失之一。[16]司马长风在叙述“文学革命”的背景时认为近千年的白话文学传统的铺垫，“文学革命”才能在三年内完成。“鲁迅的小说正是西洋文法与传统白话的混合物。”[17]这一看法今日观之亦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李欧梵早在1983 年为《剑桥民国史》撰写文学史部分时就用“追求现代性”界定1895年到1927年的文学。他对晚清媒介发展、稿酬制、读者群变迁的考察都颇具启发性：“清末年代的先行者们在建立白话文体、广泛的读者群和能够借以谋生的职业诸方面作出了很值得重视的贡献。”[18]

在发现“晚清现代性”的思潮中，有学者将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定位在晚清，形成“晚清起点说”。最具代表性的是范伯群、栾梅健。他们提出应该以1892年开始连载，1894 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19]值得关注的是严家炎先生的学术转变。他对五四新派小说研究颇深，其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年）开现代小说流派研究之先河。在20世纪末“五四全盘西化论”泛滥时，他撰文进行有力反驳。在2001年谈分期的文章里，他谈到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文学史的新阶段——现代文学阶段，只能从‘文学革命’ 后的新文学的诞生算起，虽然它的受孕可能远在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20]但随着他对晚清文学的研究深入，他认为：“如今的学者已很少有人赞成现代文学史是从‘五四’ 文学革命写起，较多学者认为这一时间应该是从戊戌变法即19世纪末年写起。”他认为晚清小说有三座界碑可“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1]虽然重视晚清不一定就等同于否定五四，但我们多少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观念的变迁与拓展。业师钱振纲先生在《清末民国小说史论》中所持观点较为辩证。他认为晚清文学变革也非常重要，但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却只能是五四。“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不是观念上的，而是技术上的。”“我们可以将自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至五四文学革命约二十年的时间，视为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史过渡时期，因而也就可以将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正式开端。”[22]他实际上区分了“起源”和“起点”的不同，兼顾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晚清是“起源”，五四是“起点”,“起源”可以是多中心的，时间上可以是多线索的，而五四是界碑和标杆。书名以“清末民国”命名，也是“悬置现代”的“现代小说”研究思路。本书通过清末至五四小说期刊的语言情况统计也将表明，晚清或更早的某部小说的“现代性”，无法带来整个文学状况的改变。而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小说，却是整个中国文学格局在语言、审美、观念上的全方位变革。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涉及诸多重要的文学史话题，21世纪以来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视角也从宏观走向微观。郭洪雷从宋元话本、近代和五四三个时期考察中国小说修辞模式的嬗变，尤其将五四小说修辞的转型放到中国小说修辞传统中研究，思路具有开创性。[23]陈思广一直致力于现代长篇小说的编年史研究，他对五四长篇小说兴起的考察是对此领域过多关注短篇小说的一种补充与推进。[24]季桂起从形式的角度梳理现代小说体式的流变；徐德明关于中国小说的现代系统模型，老舍小说的雅俗整合的研究，都给笔者重要的参考与启迪。[25]

关于五四语言变革与新文学的关系研究，也有从五四学人的自述到历史化的过程。胡适说“我们提倡文学革命，就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26]他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白话文运动的实质。随后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等从欧化、标点符号、文字与文学的价值异同等方面推进了语言改革的理论。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更将五四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合流称为“大书特书之事”，“两大潮流合而为一，于是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27]。此后大多数文学史沿用五四学人的历史叙述，强调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创性”。[28]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于20 世纪50 年代的两本著作对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以来的书面语变迁做了突破性研究。谭彼岸的《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一书罕见地高度评价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历史价值：“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有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才有历史根据。”[29]而这个时段被共和国初期新文学史教材判定为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运动。谭著本意在于贬抑胡适的历史贡献，认为胡适的自述功绩，无异于“盗窃行为”。这显然是顺应了当时全国范围内“胡适思想批判”的政治大潮。但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实证分析，却将“晚清—五四”两次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联系凸显，甚至大有白话文运动成功于晚清而不在于五四的倾向。谭的研究受到香港学者陈万雄的重视，后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研究又对大陆的五四研究产生重要影响。[30]学界关于白话文运动研究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受到关注。如果说谭著是由五四向前追溯，那么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则向后延伸，首次将五四以来40年的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大势从整体上进行了梳理，虽然带有“革命化叙事”的“敌我”对立思维，但在有限篇幅里将汉语词汇、语法的变迁，以及报章文、应用文领域的语言变化做了精彩的探讨。[31]

受西方语言论转向研究的影响，在国内从语言哲学方面研究晚清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微观层面研究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开始增多。高玉较早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重审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他把语言分为道/器，思想/工具两个层面，五四白话文体系属于道与思想的层面。“它与西方语言的联系也不是文字上而是语言体系上，五四白话就是后来的‘国语’，也即现在的现代汉语，它和古代汉语是同一文字系统但是两套语言体系。”五四白话文运动从语言工具层面切入，实际上起到了“思想革命”的功用，才会发生现代文学的真正转型。高玉的研究被学界普遍采用与引证。[32]刘进才将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与语言运动、文学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开辟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国语运动、现代文学、国语教育三者的互动是他考察的重点，宏观分析及史料发掘较多，对文学现象及小说语言的变革涉及较少。[33]王风探讨了新文学建立和现代书面语之间的互动关系。[34]王平认为语言变革对现代文学的雅俗观念生成及格局有深远的影响。[35]张向东从古代语言传统看“文白之争”，认为“文白之争虽是近代以来凸显出来的一个语言问题，但早孕育在‘文—言—意’三级阶梯表意体系之中”[36]。刘琴讨论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联的三个维度：口语与书面语、欧化与白话、古典与现代，考察范围论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以个案分析为主。[37]邓伟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变革做了整体考察，并个案考察了梁启超的小说观，林译的古文小说，徐枕亚的骈文小说，认为这三人代表了清末民初白话、古文、骈文三种文学语言建构的潮流。他多偏于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场态”，没有涉及现代小说发生的命题。[38]此后邓伟深入研究了20 世纪欧化的文学语言问题，认为“‘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 凸显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欧化语言代表着“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变”。[39]

随着“现代性”问题讨论的深入，中国“新文学”发生及起源也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方兴未艾的晚清文学研究浪潮，更是推动了学界将触角延伸至晚清。其间，晚清小说的研究和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研究均是重中之重。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五四白话文运动更是受到集中的关注。这些研究对于本书的写作均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小说语言变革与现代转型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一定与整个新文学的语言变革与转型形成互动。本书探讨小说的“现代”生成与语言变革，均力求与上述研究形成潜在的对话。综合看来，这两方面的成果虽然丰厚，但将二者联合起来考察的却不多。这可能因为中国古代自有源远流长的白话小说历史，所以语言变革对于小说的意义很容易被忽略。

陈平原和袁进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用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名作，尤其是关于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论述与本论题密切相关。为何五四作家在短篇小说上率先取得成功，而长篇小说则遇到困难？陈著详细考证了晚清报刊业的发展对报载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笑话、轶事载入使长篇小说结构解体，却为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转变提供了条件。在仔细论证中国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方面的变迁后，他从古代小说独特的文言、白话传统比较中，思考了古代小说叙事模式单一的原因：“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并不缺乏采用限制叙事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故很难用汉语不注重语态来解释中国白话小说叙事角度的单调，就象我们很难用汉语缺乏明确的时态来解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事时间的单调一样（因为叙事诗、文言小说中照样不乏采用倒装叙述的）。”由此他得出观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单调，不应归结为汉语语法结构的呆板，而应主要归因于说书艺人考虑‘听—说’ 这一传播方式和听众欣赏趣味而建立起来的特殊表现技巧，在书面形式小说中的长期滞留。”[40]这一观察细致而敏锐，该著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古今、中西、文白、诗文与小说等多个维度中把握中国小说变革。当然，这一考察方式自然带来新的疑问：中国小说是否只有在视角、时间、结构如此转轨方才足称“现代”？

他随后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专辟一章讨论清末民初的文言与白话小说。[41]书中分析了白话小说兴起的背景以及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关系，论述了晚清小说家是如何发现并认同了方言对于白话小说的价值，吴语小说、京语小说流行背后的文化因素及其局限。在“古文小说和骈文小说”一节，主要考察以林纾为代表的以古文作小说和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骈体小说的表现力及其限度。另外，作者也指出“译文体”对晚清小说语言影响最著，这包括西式标点符号的应用、句式的变化等。该著基本勾勒了清末民初小说语言变化的基本面相，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有些问题并未作深入分析。

与陈平原相比，袁进将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追溯到更早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时期。他认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转变中，西方传教士创作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1865年翻译的《天路历程》，就可以看成是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其语言“大体上已经是崭新的现代汉语”，通过从语音、语汇、语法，从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各文体上考证，作者认为“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是由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译本最先奠定的，它们要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白话文早了半个世纪”。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42]甚至有必要“纠正胡适的错误”，因为胡适直接从古代白话文汲取新文学的资源，而忽视了欧化白话在近代的发展。[43]显然，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学语言的改造的确有重要贡献，但是说传教士在近代的欧化白话才是国语运动的正宗资源，也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

与袁进的研究相互补充的是宋莉华对清代传教士中文翻译的研究，[44]这些研究共同敞开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及语言变革的“传教士视角”。如果联系到王德威即将在大陆出版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就更是有意思的话题。王德威在“漫长的现代”中“寻找能够象征古今中西交冲的时刻”将“现代”的起点定在1635 年，这一年明人杨廷筠正是受到传教士启发“首次在中文世界中提出了可以与literature 对应的‘文学’ 概念”[45]。若如此，中国文学的“现代”从五四要一直上溯到晚明，与周作人的论述可以互相印证。王德威还提出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的文学史时间，因为这一“事件”恰好与《红楼梦》的诞生“相遇”。这种中国人获得“世界时间”的研究理路，是否受“全球史”研究的启发不得而知。但问题是，文学不可能如马铃薯、香料、蔗糖一样建构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全球传播以及播种/生长/收获的线索。这里无意评论这一进行中的学术热点，与本书思路相关的是，王的观点与文学史分期及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相龃龉，读者很容易产生“文学史断代是否还有必要”的疑问。那么如果“悬置现代”，将现代性追溯与文学史断代一定程度的剥离，就不存在这样的冲突和疑问。“现代文学”的外延要大于“民国文学史”。如此，“现代”则意味着人文主义向度的“求新求变”的改革冲动，也是感知“世界时间”，获得“世界意义”的“求好求优”的价值诉求。

如果说汉语的欧化从清代中期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就开始了，那么这种改造的现代白话如何造就了现代小说？这一问题是张卫中思考的重点所在，他在《汉语与汉语文学》一书中考察了现代汉语与现代小说修辞上的联系。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现代语言学角度探讨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性，他认为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实则是一整套美学规范的转变。二是探讨了现代小说与新旧白话美学之间的关系。“现代白话的特点决定了现代小说的特点。”三是探讨文学思维的转换与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他对陈平原的小说叙事模式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首先是文学思维方式、包括美学观点的变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对这个转型合适的理论描述与概括”。[46]

21世纪以来，从宏观上、理论上研究现代语言变革的成果已经异常丰富，甚至出现大量虚浮表面，似是而非的研究。朱晓进看到这种弊端：“有些成果仅仅是满足于作‘关系’ 的宏观描述”,“许多成果并未真正搞清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具体的体裁、文体形式的关系方式，只是将‘语言现象’ 与‘文学现象’ 简单地贴合在一起，未能真正客观、具体地去探究，白话文运动以及其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和演进的深度影响，对文学形式的基本走向、状况以及特征的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故他主张“深入地探究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之间的真实而具体的互动关系”。[47]朱晓进及其团队持续对语言变迁与“四大体裁”的关系进了卓有成效的考证。

庄逸云全面研究了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生存环境、类型、艺术风格及其终结的原因，并辨析了在五四以后文言小说精神对现代小说的渗透。[48]郭战涛的《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是笔者所见唯一一部以民初骈体小说（不是以“鸳鸯蝴蝶派”）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厘清了不少关于骈体小说的误解。[49]从事古典小说研究的张振国研究了晚清至民国文言小说的生存状况，对晚清民国文言小说集进行叙录辑校，发掘了民国中晚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并对民国的文言小说史进行了整体梳理。[50]但遗憾的是他对稀见文言小说集进行了辑录，对小说期刊发表文言小说情况却未能充分关注，没有在新文学发展的视野下研究民国文言小说的命运。其实文言小说的消退与新文学的进展是一个问题的正反面。在五四百年之际，学界已注意到文言文学传统的现代性问题。陈建华激情地“为文言一辩”，探讨了语言辩证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认为应该正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言”的合法性问题。[51]李遇春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角度试图“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他认为长期以来“中西维度”备受推崇，而“古今维度有所偏废”，四大文体而言，小说和散文对传统的转化最为成功。[52]这些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新探索。

综上所述，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变革都取得丰富的成果，但也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宏观的语言思潮研究拓展了视野，但也存在理论辨析多于历史实证，宏观描述多于微观考察的局限，并没有解决语言变革与文体“如何现代”的关系。

其二，涉及清末民初小说语言变革的论文也不少，但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起源时以小说为例证，没有从小说文体角度出发。二是讨论翻译小说的文体、小说界革命对现代小说的影响较多，但是全面梳理晚清至五四小说语言整体嬗变的较少。

其三，对五四的“欧化”理论探讨较多，但结合白话小说实例辨析新旧白话的特点，将经典白话小说、晚清白话小说、五四白话小说三者并置考察还较少。学界对概念史、关键词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是晚清至五四的小说中，这些概念或关键词发生了何种变迁，与小说思想的变迁有何关系？再进一步，欧化的词汇与语法如何导致了小说修辞方式的“现代”转型？这些都是值得结合具体小说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

所以本论文以统计的方法考察清末至五四时期各大小说期刊的小说语言情况，并与两次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探讨结合起来，考察中国小说语言在清末至民国内外两种变迁，尝试将中国小说的“现代”发生研究向语言学实证的角度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