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白话文运动”中的“新小说”

第一节 中国小说文白并存的历史源流

一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概述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存在文言与白话两大系统，有着各自的源流和发展脉络。大致来说，文言小说系统由汉魏时期的志怪小说、杂传、志人小说发展到唐以后的传奇体和笔记体。白话小说则由最早的变文、讲经、讲史发展为话本、拟话本、章回小说几大形式。[1]当然，有些还可以再细分，文言小说发展到晚清出现一种文言章回体，白话小说的话本小说还有平话、拟话本等。在名称上学界虽有些差别，但是这两大系统的基本脉络是清楚的。

这里的小说概念也是杂合了现代西方小说概念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两方面的因素。按前者，杂传，包括《搜神记》《世说新语》类的志怪、志人等笔记体小说就不能算小说，按后者，则异闻、辩订、箴规等都应算小说。一般小说史家均认为唐代是小说文体独立的开端。[2]这实际就是使用的“以今例古”的折中标准。此前的小说则可称为“准小说”，或“前小说”,“是指这一时期某些具有小说因素或基本上可以作为小说来读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又还不足以称为小说”。[3]这些“前小说”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诸子散文、史传著作等都有小说的笔法，但它们并不能称为独立的小说文体。而到唐宋以后，小说开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为文白两个系统。

唐代“传奇”的出现，使文言小说走向成熟，中国也才有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从前期具有志怪风格的《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中经《游仙窟》再到盛期的《枕中记》《任氏传》《霍小玉传》以及集大成的《柳毅传》，中期的《续玄怪录》《传奇》，再到晚唐的《虬髯客传》，唐代传奇形成文言小说的第一次高峰。宋人评价唐传奇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4]唐人传奇用鲁迅的概括就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幻设为文”。[5]而到宋元时期则士人兴趣多集中在诗文和笔记上，传奇就逐渐衰落，只有话本体传奇，如《青琐高议》《云斋广录》《醉翁谈录》等选本中收入此类话本体传奇，这是文言小说的低潮期。明代的传奇则有一个中兴，“古文的传奇化，传奇小说集陆续问世，中篇传奇小说大量产生，构成这一时期传奇小说创作较为壮丽的景观”[6]。古文的传奇化如宋濂的《秦士录》，高启的《南宫生传》，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等，传奇集最为著名的如《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中篇传奇如《贾云华还魂记》《龙会兰池录》等。明代文言小说数量巨大，形式多样，表现出文言小说的繁荣兴盛[7]。这种逐渐复兴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明清易代，清初文网大张，文人士大夫大多秉承晚明之风用古雅的文言创作不易犯禁的传奇。到清中叶出现了《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其艺术水平和思想境界均是传奇小说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文言小说的艺术高峰。在《聊斋》的影响下，清中后期的文言小说蔚为大观。比如晚清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几部传奇小说集，就颇得《聊斋》神髓。

而文言小说的另一支，笔记小说到清代也出现复兴之势，前期有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和袁枚的《子不语》，后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尤其是后者影响更大。《阅微草堂笔记》故意反拨《聊斋》的“藻绘”写法，复归六朝的质朴简约文风。“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其实是将“小说”的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轨道上去了。此书仿效者颇多，最有名的当数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和《耳邮》四卷。笔记小说是士大夫修身养性，消闲写心的手段，也是古典文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大多上等文人在写正统的诗文之余也会偶试身手，率性而为，写点笔记、杂录、轶闻，记录生活的点滴，友朋间互相题赠，传阅。比如时人评《剪灯余话》作者时说“昌祺所作之诗词甚多，此特其游戏耳”。[8]这类小说在汉魏六朝形成高峰，唐、宋、元、明有逐渐衰落之势，可一直不绝如缕，如唐代的《酉阳杂俎》《杜阳杂编》，宋代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洪迈的《夷坚志》，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等等。文言小说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20年代均有人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分类描述只是一种方便，并不意味着两大类别是各自发展，泾渭分明，二者其实互有影响、互有渗透，有的作品既可归类到传奇又可归到笔记。比如《聊斋》就是在继承了晋人《搜神记》和宋人《夷坚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的，而后者一般归为笔记小说。

中国小说文白并存的局面在唐代就已形成。白话小说的源头目前学界大多追溯到唐代的变文，王国维说：“伦敦博物馆又藏唐人小说一种，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9]这里的通俗小说就是指白话小说。王国维所说的“小说一种”是指记述太宗游冥府故事，只存一段，但足见在唐代已出现白话小说形式。现存的唐代说唱文本均保存在敦煌经卷中，故一般称敦煌变文，其具体分类有讲经、变文、话本、词文、俗赋等。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目连救母变文》《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话》《季布骂阵词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从这些源头来看，白话小说的发生发展和口语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开始或作为讲话者的底本，或是讲话者的记录本，但均和“说（唱）故事”有关系，是“说—听”或“唱—听”的模式。这些决定了其语言形式比较口语化，浅显易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后来白话小说的韵散相间特征已在此时露出端倪。由于演唱的需要，以及便于记诵，在说唱故事时加一段浅白的韵文，就很有必要。比如变文中的“押座文”就类似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入话”。有的故事讲完之后用诗作总结，这在后来章回小说中也形成了套路。近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唐代变文构成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早期阶段。宋元话本构成白话小说的第二阶段。鲁迅曾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即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 是也。”[10]这里“志怪”“传奇”指的是文言小说，而“别有艺文兴起”的正是白话小说，即宋话本。不过现在所说的宋元话本并未发现真正的实物资料，均是以清末缪荃孙的《京本通俗小说》和明代洪楩编的《六十家小说》（后人新刊为《清平山堂话本》）所收集的部分小说为对象的，前者真伪莫辨，有很大争议。尽管如此，学界通过分析比较，认为其中的确有一部分可能是宋元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几篇是：《碾玉观音》《拗相公》《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作品集有《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是后来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胚胎，其中著名的有《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武王伐纣平话》。明清时期则是白话小说大繁荣时期，出现一大批思想敏锐、艺术性高的小说集及个人著作的长篇章回小说。明代“三言二拍”，历史演义《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先后问世，清代又有《封神演义》《儒林外史》，直至中国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的诞生。白话小说在明清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并且，创作者从以前的书会才人、说唱艺人为主转向文人小说家为主，由“世代累积”成书转向个人独著，这也必定使白话小说的审美发生变化，白话小说的口语文化逐渐向书面文化过渡。

当然，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各成系统，并不是说二者没有交叉，没有中间地带。比如宋代的部分文言小说就学习了话本小说的白话语言，出现文言的通俗化。有学者论及了传奇小说的俗化：“所谓传奇小说的俗化，即意指传奇小说从士大夫圈子里走出来，成为下层士人写给一般人民欣赏的文学样式。宋代传奇小说的观念意识明显下移，这就是俗化的开端。”[11]明代以后通俗小说兴盛，文言小说失去往日气势，传奇体也吸收了话本的风格，《贾云华还魂记》《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等一度被小说史家称为文言话本。[12]宋代的《青琐高议》《醉翁谈录》所载小说也均为通俗文言，可能受到白话小说语言的影响，这也映出当时读者趣味的变迁。

二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不同的美学意蕴

在起源上讲，文言小说的语言受辞赋和史传影响，而白话小说则受俗讲和变文影响。文言作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正统书面语言，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白话，虽然也是书面语言，但它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具有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吕叔湘先生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13]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这两种语体的小说自然形成不同的美学意蕴。

第一，文言小说的叙事趋于简洁凝练，白话小说长于铺排细节。文字的起源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书写工具的变迁，也决定了书面语言的发展特点。中国的书写工具由甲骨、竹简、帛书到纸张的产生，至宋代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大面积印刷成为可能。所以这种书写材料的限制，也决定了最初的文字书写极尽简洁。“乃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辞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14]中国有“字崇拜”，能写字代表了一种权力和资本，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古代占卜、修史正是一种社会上层垄断的文化资本。文言文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其语法结构更多注重意合，发挥每一个字象征功能，以最少的字传达出最多的内容和意蕴。文言语法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文言小说的叙事具有简洁凝练的风格。魏晋时期《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就是“粗陈梗概”，以简澹为尚。传奇体文言小说虽与前者有风格上的变化，但其语言上也具有简洁精练的特点。如果将“三言二拍”中部分“拟话本”与它们的文言底本相比较，就可看出，白话小说语言更繁复，往往是文言小说的扩大版，基本情节相同，但在细节上却增加铺写。白话小说是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剧而出现的，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趣味，必定增加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偏于写实。

第二，文言小说追求神韵，长于抒情，白话小说长于描绘声口，表现日常生活。文言正因为简洁，所以更追求以少胜多，言简意丰的言外之意。如唐传奇《柳毅传》中写钱塘君报复归来与帝的对话：

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食之矣。”

寥寥数语将钱塘君火暴直爽的性格表现出来。白话小说来自讲经、说书，因此更富于生活气息。描写人物以逼真为尚，对话也酷肖日常声口。且举宋话本《山西一窟鬼》中一段为例。王媒婆为吴教授说亲，问完年龄后，有如下描写：

婆子道：“教授方才二十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价费多少心神。据老媳妇愚见，也少不得一个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这里也几次问人来，却没这般头脑。”婆子道：“这个‘不是冤家不聚会’。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头好亲在这里：一千贯钱房卧，带一个从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乐器都会；又写得，算得，又是唓嗻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个读书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听得说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

这样的描写与前面《柳毅传》的对话相比，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二者的艺术效果均是形象逼真，但传达的美学意蕴却大不一样。前者隽永玄妙，多在言外之意，后者则如在眼前，鲜活生动。

第三，文言小说在叙事方法上出现限知叙事，白话小说则多全知叙事。整个小说史上看，文言小说的创作者和阅读者始终是上层文人为主体。唐传奇的盛行和唐代科举考试的“行卷”“温卷”有关系，其投递的对象多是左右考试命运的达官贵人，充斥诗才、史才和议论正是为了“炫才”，以引起注意。明代田汝成评《剪灯新话》说：“宗吉尝著《剪灯新话》一编，粉饰闺情，假托冥报，虽属情妖丽，游戏翰墨之间，而劝百讽一，尚有可采”,[15]可见创作时并不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而是“游戏翰墨之间”，小说成了文人们唱酬消遣的方式。这样就使得文言小说中“作者”的主体性更突出，第一人称限知叙述在文言小说常会采用。如唐传奇《游仙窟》《谢小娥传》《秦梦记》就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明代的《痴婆子传》以“郑卫之故墟有老妇焉”开头，但随后讲痴婆子的堕落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清代的《浮生六记》全用第一人称，记叙他和妻子的日常生活。明代理学家邱濬的《钟情丽集》也以自叙传形式展开。而白话小说由于受说书体制的影响，讲话者往往无所不知，要让听众明白每一个细节，所以很少见古代白话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白话小说多用“话说”“且说”开头，一般先介绍地点、人物、背景，时而跳出故事之外与“看官”交流，时而又与书中情节融洽无间。“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第四，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有着不同的体制和结构美学。由于起源、审美追求及创作群体的不同，也造成二者在体制上有所不同。文言小说主流是中短篇，像屠绅的《蟫史》、陈球的《燕山外史》那样的长达二十万言的文言小说实属罕见。以至于有文言小说史家界定文言小说时直接以“短篇为主，中篇为辅”[16]。这也符合文言小说的实际情况。而白话小说，少见短篇，以中、长篇为主，长篇章回小说甚至成为明清小说的主流，并形成一定的程式和体制。这在宋元话本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它的型制、格局，比如话本中的入话、头回，诗证，分章题回，以及说话人经常现身评述，与“看官”交流的说书腔调等，分章、分回本身就是来源于“讲史”时分次讲述的需要。这些体制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连纯粹的文人独创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基本没有摆脱，到清末民初白话小说中的“说书腔”更为凸显。

第五，文言小说趋雅，白话小说近俗。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17]，这是从语言角度论雅俗，是有道理的。东汉桓谭说：“其若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8]；班固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19]。他们对“小说家”的界定影响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小说的看法。说小说是“小道”，这是相对于诗文、史传这样的“正业”来说的，在整个古代小说系统内部，还是有雅俗之别。其中，白话小说就被称为通俗小说，这是自明代就有的说法。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冯所说的“谐于里耳”的小说正是指《古今小说》（重刊时改名为《喻世明言》）里收录的那些白话小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20]现代的小说史家一般称古代的通俗小说也是指白话小说。[21]有学者如此谈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的这种雅俗之别：

中国的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源于两个不同的系统。白话小说源于民间的“说话”，一经问世便镀上了商品的烙印，为了推销自己，曲折的情节和通俗化的叙述方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文言小说一支的传奇却是传记辞章化的结果，成熟于诗情盎然的唐代。……辞章化传奇往往追求一种醇厚典雅的风度，或曰书卷气；忌俗，变排斥鲁莽和过分的狂想。[22]

而清代的纪昀在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对白话小说基本视而不见，独收笔记体文言小说。这也可看出上层文人对白话小说的态度。其实，在《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文人独著的白话小说面世以后，由于作者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白话小说有逐渐雅化的趋势，小说语言的书面化程度相当高，表现出小说艺术的新向度，可惜，清中叶以后，晚清的小说回归世俗，小说数量虽然庞大，但能达到前者艺术高度的小说已凤毛麟角。

三 “文白”两大系统在清末民初的延续

晚清，直至民国初年，中国小说仍承续了这两大小说系统。

晚清的文言小说基本笼罩在《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的“阴影”之下，多仿此二作，然艺术品位上则与前者有很大距离。秉承《聊斋》的传奇体小说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以及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皆属佳作。笔记体文言小说则数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和《耳邮》。叱咤文坛的是白话长篇小说，侠义公案如《三侠五义》《彭公案》，狭邪小说如《风月梦》《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等，英雄传奇如《荡寇志》等，各领风骚。话本、拟话本小说在晚清也有延续，主要见于同、光年间。《俗话倾谈》用广东方言，刘省三的《跻春台》则用四川方言，秉承话本小说的地方性、通俗性特色，尤其是后者，总体水平较高，是清代最后一本拟话本小说集，昭示着古典话本小说的终结。晚清的文言小说中，有一个令人注意的语言现象是，屠绅的《蟫史》是第一部长达二十万言的文言小说[23]，陈球的《燕山外史》用骈文作小说，也是长篇的体制。这是文言小说的新动向，联系到整个清末民初长篇文言小说数量的增多，这种现象就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文言小说在晚清影响不大，一方面是由于白话小说的势力过于庞大，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文言小说由于受传统的文化精神的制约，反映社会生活没有白话小说来得那么方便，其生产和消费的群体也较窄。尽管如此，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并存的脉络是清楚的。自唐代到晚清前期，这两种语言类型小说势力的消长是处于一种自然、自为的状态，各自发展，各成系统，各有其受众和创作群体。虽然二者之间互有影响，同一个创作者也可能兼擅两种小说，但这种影响和交叉并不是自觉和有意的行为，从长时段来说，小说家并未刻意去比较二者在语言形式上的优劣，并未使二者产生冲突。

但是，在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涌入，中西文化杂合使得中国文人的写作、阅读方式出现变革，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被打乱，在“小说界革命”的鼓荡之下，小说被提到经国大业的崇高地位上，对小说的社会功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和期待。那么，到这个时候，哪种小说“用”起来最方便、最有价值；什么样的语言做小说才最好，才成为一个“问题”。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之间的冲突才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小说家对于小说语言才形成新的“自觉”。

那么，这种“自觉”是如何产生的，对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就需要考察与“小说界革命”相伴生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历史逻辑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