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新诗文本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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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与文化殖民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这里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标准的看视,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文人——或曰中国知识分子被殖民的程度。叶维廉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第三世界国家毫不迟疑地去追求实践的——其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宰制的变化过程——亦即是走向由西欧和北美(近世几乎全指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的体系。……所以说,‘现代化’只是掩饰殖民化的一种美词。”[12]葛兰西称这种宰制力量为“文化霸权”。赛义德指出,正是借由文化霸权,从殖民时期开始,西方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构建成“强大神话”,是世界和历史的本质,是主体性存在,代表的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标准和普遍的世界性价值——进步、文明、理性,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构建的东方一直被贬抑被扭曲,作为陪衬西方的虚弱的“他者”而存在,被视为是落后、野蛮和非文明、非进步、非价值、非历史的存在。在殖民文化强势话语的侵袭下,东方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认可了这种西方优越的观念:“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到美国投奔到美国的东方学家的麾下,学会了‘操作’东方学的话语,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东方学教条的陈词滥调。”[13]对中国及中国民众贬抑性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现了作者在内心底有意无意透露出的殖民心态。有论者曾指出,西方人看视中国文化时,只是采用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色来丰富自身的文化,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变成了西方的皈依者,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自己的文化”[14]。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象。

一个典型的作家是李劼人。李劼人在他的大河小说里写到在中国负有救国之抱负的知识分子——维新人物,对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就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懵懂再到自觉的毫不拒斥的接受过程。《死水微澜》中,郝达三同葛寰中在赞同洋人的器具时,还对西学不以为然:“至于人伦之重,治国大经,他们便说不上了。康有为梁启超辈,何以要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想把中国文物,一扫而空,完全学西洋人?可见康梁虽是号称圣人之徒,其实也与曾纪泽李鸿章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东西。”[15]而到了《暴风雨前》,维新人士办起了文明合行社,推广新书报,如《申报》《沪报》等,积极在成都传播现代西方文化。维新人士还外出留学,参与了以西方现代性为架构的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如此快速地认同并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种现象。

晚清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展示出一种主动心态。他们很迅速地接受了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先进、光明、代表人类发展方向而以中华文明为落后、低劣、应该否定的话语体系,随时准备接受西方文化而摒弃传统中华文化价值体系。李劼人《暴风雨前》中的苏星煌在去日本的途中,经过上海十里洋场,看到“洋人甚多,大都雄伟绝伦,精力弥满,即其妇孺,亦勃勃有英气,今而知东亚病夫之诮,为之不虚”。苏星煌看到洋人的雄健,立刻不假思索地认同了西方对中国“东亚病夫”的讥诮,表明其头脑中已有坚固的西方话语体系。传统的孝悌人伦等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也即刻毁灭。如苏星煌等劝郝又三外出留学时,称孝顺思想为“腐败”,而郝又三对自己新生儿子毫无喜悦之情,个中原由是他看了《人口论》:“我最近又看了一本新书,叫《人口论》,是一个英国人做的。据说,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越多,国家越贫越弱,争端越来越多;四万万之众,已经造乱有余,如今再添一个乱源,只有令人可悲的!”[16]西方话语很轻易地击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孝悌观念、传宗接代思想,展现了西方价值体系强大的力量。此后的现代文学,莫不重复着国家昏聩无救及国民劣根性的话语,不仅是新文学中自鲁迅开启的对国民性之丑陋的刻画,及20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农村人愚昧麻木、暗淡无光,郁达夫笔下大批的“零余者”——知识分子也总是一副凄凄惨惨、懦弱无能、“东亚病夫”的病态形象,以及老舍在《猫城记》中描绘的“一百分黑暗”的“猫国”(实指中国)的形象:政治腐败透顶、经济千疮百孔、军事力量落后软弱、文化教育瘫痪,这样的中国的国民也是愚昧不堪、顽固守旧,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一盘散沙,只知道窝里斗。一直到40年代钱锺书对其笔下人物无时不在的居高临下的讽刺,——以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传统君子人格形象的正义之士很少见。“新民”的启蒙宣传从晚清时便形成了一个悖论:为了证明启蒙的必要性,一味丑化中国民族及民众,同时,无形中成了外国人进行殖民宣传的工具。

延伸阅读

1.俞香顺:《中国文学中的梧桐意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该文用大量典籍资料,说明了中国文学中梧桐意象的意蕴。认为梧桐与美好的人格是息息相通的,后来发展成为人格象征符号。

2.[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该专著重点分析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的追逐心态,以及在文学中的表现,值得一阅。

3.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该文认为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以科学取代经学,打开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天地,而并非妖魔化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与开创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术基础是互为一体的,即在解构的同时进行重构。

4.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作者认为,60年的五四文学革命研究,存在“彻底反传统文学”的认识误区。文章通过重新解读文学革命先驱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的原创文论,回到特定的历史范畴,发现他们对古代或近世文学的弊端作了批判,而对传统文学合乎新价值标准的方面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没有“彻底反传统文学”。

5.孙绍振:《“凤凰涅槃”:一个经典话语丰富内涵的建构历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该文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具有发生学意义的经典意象“凤凰涅槃”展开分析,梳理了这个意象被建构的话语谱系,揭示出中国现代新诗如何处理词与物的关系,使诗的语言得以丰富和富有表现力。该文还通过对此一经典话语生成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源起与西方思潮影响的关系,以及新诗自身创造的生动过程,可以一阅。

思考题

1.你怎样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封建思潮?

2.《凤凰涅槃》在诗歌形式上有什么突出特点?


[1]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第4号。

[2]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3]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4] 屈维它(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第10卷第1号,1923年6月15日。

[5] 参见陈崧编《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6]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7]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8] 郭沫若:《湖心亭》,《郭沫若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9] 郭沫若:《湖心亭》,《郭沫若全集》第9卷,第412页。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1] 严复:《译〈天演论〉自序》,见《严复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12] 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叶维廉文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13]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1页。

[14]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15] 李劼人:《死水微澜》,《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16] 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