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的包容与儒释道的价值体系（代序）
舒大刚
“蜀学”是在巴蜀大地孕育、发展，并形成自己特色的地方学派，它与齐学、鲁学、关学、洛学、闽学、湘学、浙学等，共同成为中华学术的组成部分。回顾蜀学的历史，其在制度创设、学术创新、信仰体系、经典体系、核心价值等方面，都具有独特造诣，对祖国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一，是制度创新。历史上的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石经，曾经领先全国。文翁石室是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在成都创办郡学，《汉书》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1]，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意义重大。一是开创了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为后来汉武帝尊崇儒术、推行教化（“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树立了榜样；二是开启了文化入仕的先例，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对官员素质的优化、阶级隔阂的淡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周公礼殿”是东汉末年蜀郡太守高
在文翁石室东修复的祭祀圣君贤臣、孔门师徒、历代乡贤的场所，据李膺《益州记》中载：“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2]周公礼殿的修复使石室兼具知识殿堂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功能，首开“庙学合一”学校体制，比中原王朝（北魏定都洛阳后）实行相同的建制早约300年。[3]“蜀刻石经”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于孟蜀广政初（938）始刻，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孟子》刻成，经注并存，“石逾千数”，是历史上规模宏大、体系最全的儒经结集，完成儒家“十三经”体系构建。以上三者皆首领全国，影响深远，宋代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说：“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九经，今皆存焉。”[4]
其二，学术贡献众多。历史上蜀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易学、文学、史学堪称独步。在易学方面，程颐即称“易学在蜀”，著名的易家有：西汉赵宾（授孟喜）、严君平（传扬雄、注《易》）、扬雄（仿《易》作《太玄》）；东汉任安（传孟氏《易》）、景鸾（传施氏《易》）；晋范长生（有《蜀才易传》）；北朝卫元嵩（仿《易》撰《元包经》）；唐李鼎祚（有《周易集解》）；宋龙昌期（会通三教，尤擅长讲《易》）、苏轼（撰《东坡易传》）、谯定（传程氏易）、冯时行（传谯定之学）、张浚（有《紫岩易传》）、张栻（有《南轩易说》）、张行成（有《皇极》诸书）、房审权（有百家《周易义海》）、李心传（有《丙子学易编》）、魏了翁（有《周易要义》《周易集义》）；元代黄泽（有《易学滥觞》）、王申子（有《大易缉说》）、赵采（有《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明代熊过（有《周易象旨决录》）、杨慎（有《经说》，中含“易说”）、来知德（有《周易集注》）。此外，清代的李调元、刘沅、何志高、范泰衡、杨国桢；民国以来的尹昌衡、廖平、段正元，以及刘子华、郭沫若等学者，皆各有易著，自成体系。
在文学方面，史称“蜀儒文章冠天下”“文宗自古出巴蜀”。《诗经》开篇即见蜀地作品，其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在汉赋四大家中占有三席；东汉有文史兼优的李尤、杨终；唐代有诗歌巨擘陈子昂、李白，唐宋八大家中有“三苏”，南北宋之交有“小东坡”唐庚，元代有“诗歌四大家”之首的虞集，明代有“著述第一”的状元杨慎等。此外，清代还有诗词戏论俱优的李调元，以及与袁枚、赵翼唱酬齐名的张船山（问陶），他们都是当时文坛巨匠，一时豪杰。
史学亦为蜀人所擅。两晋的陈寿（有《三国志》）、常璩（有《华阳国志》），其所著书是现存唐前十余部史书中的两部；俟后五代的孙光宪（有《北梦琐言》），以及宋代的苏洵（有《谥法》《太常因革礼》）、勾延庆（有《锦里耆旧传》）、张唐英（有《蜀梼杌》）、范祖禹（助编《资治通鉴》，有《唐鉴》）、苏辙（有《古史》）、费枢（有《廉吏传》）、王称（有《东都事略》）、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李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当（有《春秋列国诸臣传》）、杜大珪（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吴缜（有《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等，他们的撰述多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尤其是对宋代历史的记录和研究，蜀人的贡献独多，功不可没。故刘咸炘说：“盖唐后史学，莫隆于蜀。”[5]
其三，蜀学还构建了系统的信仰体系，形成“三才皇” “五色帝”“礼殿崇祀”等独特的祭祀系统。“三皇五帝”崇拜是中华民族古史传承和祖先崇拜的集中体现。但关于“三皇”，中原通常认为是伏羲、燧人和神农，多以单个人名出现，可称为“三人皇”；巴蜀的“三皇”则为天皇、地皇和人皇，以天、地、人来称名，是即“三才皇”。而关于“五帝”，中原通常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巴蜀则有“五色帝”（青、赤、黑、黄、白帝）的信仰，体现出蜀学“三才一统”和“五行相生”的观念，对道教的形成和汉唐王朝祭祀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影响。蜀学自有独特的祭祀体系，文翁石室就有孔子师徒画像以供祭祀；东汉后期，高
重绘了系列人物图画：一是贤君圣王的政统体系；二是孔子师徒的儒家体系；三是周公、萧何、张良等的贤臣体系；四是李冰、文翁等的乡贤名宦体系，包容性极强。
其四，蜀学在儒家经典体系形成过程中也起过推动作用。文翁开办石室学宫，其教学内容即突破中央“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体系而传授“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将倡导伦理、敦厚道德、文字浅显、便于推广的《论语》《孝经》纳入“经典”。“七经”体系到东汉被普遍承认，实现了儒家经典体系的首次突破。唐代科举考试的经典是“九经”（《诗》《书》《易》加“三礼”“三传”，即使“开成石经”刻了十二部也不称“十二经”而称“九经”），而“蜀石经”却一共刻了十三部（“九经”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并命名为“石室十三经”（或“蜀刻十三经”）,[6]“十三经”体系由此定型。
其五，在理论创新和核心价值构建方面，蜀学亦具有创新精神。王褒提出“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7]，初步形成“道德仁艺礼”的构想。稍后严遵提出：“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义人，有礼人。……虚无无畏，开导万物，谓之道人；清静因应，无所不为，谓之德人；兼爱万物，博施无穷，谓之仁人；理名正实，处事之义，谓之义人；谦退辞让，敬以守和，谓之礼人。凡此五人，皆乐长生。”[8]强调“五德并育”，各遂生理，突破了儒、道相反对立（道家贵道德，儒家重仁义），特别是老子五德相背（“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局限，将儒与道结合起来，形成“道德仁义礼”的理论体系。扬雄继之，于《法言·问道》曰：“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9]提倡“五德兼修”，缺一不可。自后蜀人多继承这一模式进行演绎，如唐赵蕤《长短经·定名》强调“五德并重”，认为道即人居、行、事、动的方向；德即各得其所欲；仁即兴利除弊、兼爱无私；义即辨明是非、确定可否；礼即行动有准绳，尊卑有分寸——道德仁义礼是人类向善的根本保障。[10]北宋张商英所传《素书·原始章》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并且发为“五德普适”说：“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11]可见他对赵蕤学说有所发展，使“道”增加了神秘感和玄妙感，“德”的范围扩大到了万物，“仁”被赋予了功效和价值意义，“义”更被推进到了赏罚立功成事的积极层面，“礼”又增加了调剂人际伦理的内容。蜀人“道德仁义礼”的价值体系，实现了道家与儒家、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务虚与务实、本体与实用的统一，对儒道互补、知行合一新儒学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借鉴。
总体看来，“蜀学”在制度、信仰、经典、学术、核心观念等方面有创新和贡献，与中原学术形成互补互动，助力主流学术发展。当代学人正当继承这一传统，重振地方学术，重构儒家经典，重树巴蜀信仰，重推儒道合治，重阐核心价值，重新探讨新蜀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经典体系、信仰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汉）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626页。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2引，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2008年影印本（以下简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68册，第513页。
[3]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又舒大刚：《“蜀学”三事：成都文翁石室丛考》,《孔学堂》2015年第3期。
[4]（宋）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载袁说友等《成都文类》卷30，赵晓兰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3页。
[5]刘咸炘：《蜀学论》,《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册，第493页。
[6]（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7页。
[7]（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载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1，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5页。
[8]（汉）严遵：《道德指归论》卷1《上德不德篇》，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055册，第80页。又有王德友整理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4页。
[9]（汉）扬雄著，韩敬注：《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