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而不强”与“双端挤压”

在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基本经济国情，还必须认识到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

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发展不充分。中国制造业中，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在制造业中传统资源加工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还比较高，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还较低。虽然近些年中国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速远远高于整体工业增速，但到2017年，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这六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只达到12.7%，远低于六大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产业技术能力看，“工业四基”能力还有待提升，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一些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高档芯片、精密检测仪器等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作为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一部分，2018年4月发生的“中兴通讯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发展不平衡，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发展不充分，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制造企业还很少。虽然从资产规模、销售收入等指标看，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7年全球财富500强”名单，中国企业上榜数量达到115家，仅次于美国。但是，排名靠前的制造业企业很少，而且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是规模指标占优，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从资产收益率、企业利润和人均利润等指标看，中国上榜制造业企业与欧美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还存在明显差距。中国还缺少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另外，近些年来，出现了许多“僵尸企业”，其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已不具有自生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市场出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

三是制造业产品结构发展不平衡，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不充分。总体上看，制造业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端产品品牌培育不够。2013—2017年国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分别为88.9%、92.3%、91.1%、91.6%、91.5%，与一般国外99%以上的合格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16年世界品牌500强”名单，中国入选品牌36个，仅占7.2%，而美国则占据其中的227席。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有2席。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着“双端挤压”格局。自产业革命开拓机器大生产开始，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发展到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因而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的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从分工角度看，后发国家的制造业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步推进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开放经济转变。近些年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趋势。但是，未来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双端挤压”格局。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反思了“制造业空心化”产生的问题，纷纷推进了“再工业化”战略，推出了以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为核心的各类制造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如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试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牢牢占据制造业高端，对中国制造业形成高压态势。同时，发达国家加速构建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秩序新格局，通过积极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组织创建超越WTO规范的全面性经贸自由化网络，这将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融入新的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大障碍，对中国产品向TPP成员国出口造成威胁，对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体系中的比较成本优势形成冲击。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不仅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将面临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巨大压力，这对未来中国制造技术创新的战略、创新生态培育都会带来极大的变数。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发展中经济体如东盟、印度等将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例如，泰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大致相当，但人均工资水平却显著低于中国；而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均低于中国。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制造业区位吸引力会快速提升，对中国引资的替代效应将逐渐增强。因此，未来中国制造业在攀升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必须突破高端被发达经济体封杀、低端被新兴国家阻击的“夹击”格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未来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之路并不平坦，充满了挑战和风险。认清自我、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寻求突破，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美]罗伯特·D.阿特金森、史蒂芬·J. 伊泽尔：《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王瑞军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238页。

[2] 本书主题是制造业，但由于中国制造业数据获得性比较差，有时候会用工业数据来代替说明制造业问题，当然这口径相对比较大，一般经验数据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工业的90%左右。本书后面论述时就不再一一说明。

[3] 魏际刚：《中国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5月5日。

[4] 玛丽·霍尔沃德-德里梅尔（Mary Hallward-Driemeier）、高拉夫·纳亚尔（Gaurav Nayyar）：《不断变化的全球制造业格局：12个事实》，《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4期。

[5]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评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