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范文澜：两种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观[1]

徐国利[2]

范文澜是中国现代史家中学术转变最显著者之一，“从二十年代初从事学术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为第一阶段，1940年抵达延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为第二阶段，建国以后为第三阶段”[3]。1949年前则经历了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转变。1913—1917年，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就读，得到北大传统派学人刘师培、黄侃等的栽培。1922—1927年，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开始从事传统学术研究。1927—193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事经史子集的教学研究，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文心雕龙讲疏》和《文心雕龙注》等，“成为享誉士林的国学名家”[4]。他将传统学术方法、主要是晚清古文经学家法和现代史学观相结合，对正史及史官制度作了考察和评述。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古代史学的封建性和非人民性，抨击正统史观的落后和谬误，称清代考据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5]他还对孔子及《春秋》的学术文化地位和得失、经史关系与“六经皆史”论作了阐发，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立场。可见，20世纪上半叶范文澜的中国传统史学观在两种理论视域下呈现了不同的面相。史学界对范文澜的史学思想多有研究，但是缺乏系统梳理和评述这一时期其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研究成果。故拙文对此问题作初步研究，旨在对范文澜前期的中国传统史学观及其得失有较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一古文经学立场的正史考订和评述

范文澜对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正史的系统考述集中在1931年出版的《正史考略》中。此时，他大体仍是师承刘师培和黄侃等古文经学的家法治学。此书广征博引史上各家各派的正史考述，亦结合现代史学和文化观念，系统考订和评述了二十四史的内容、体例、得失和影响，间下己意。此著类似史部目录学，但又有突破。

他谈到此书撰写宗旨和方法时说，兹编所述以正史为境域：“文澜褊陋，未尝学史，然窃观前儒著述，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信，示我周行；窃欲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云。至于耳目所囿，遗落滋多，琐碎考证，例不具举。”[6]此书《绪言》系统论述了史官及史官制度、古代史学发展、特别是官修史正史与私修正史的利弊得失；然后，将二十四史分篇立目逐一评述。此书颇多创意，反映了范文澜对传统史学、特别是正史的独到见解，是当时系统评述二十四史的代表作。陈其泰说：“纵观全书，范文澜所考的是择取较有意义的问题，与好作琐碎问题考证者大异其趣。他所特别注重的约有三大端：一是涉及史籍的基本面貌、基本体例；一是关系到史家学术地位、史德人品的评价，对于以往受诬枉、遭曲解者更加重视作重新评价；一是考辨史书纂修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发前人之未发。”[7]范文澜对历代正史的考略常引古代史家的考述，特别是刘知几、郑樵、晁公武、赵翼、王鸣盛、钱大昕、邵晋涵和《四库提要》中有关正史的考订和评述，间下己意，多有新见。下面分三个时期概述其考略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关于两汉时期正史的考略。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正史的奠基之作，故范文澜对它们的考述相当详尽，仅次于《宋史》和《旧五代史》的考述篇幅。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的考述，主要有司马迁的史学地位、《史记》纪传体的来源和贡献，《史记》的编纂成就，论赞和通史笔法的影响，纪传体中的本纪、八书、世家和列传的来源与创新，《史记》的流传与历代注释及《史记》的成就等。他赞同梁启超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说：“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太祖，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惟迁为兼之。迁书取材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工也。”[8]这些评述涉及司马迁《史记》的史学地位、史学特点、纪传体创立的本源和编纂水平等，扼要而全面。关于班固《汉书》的考述，主要有班固创立断代史及其利弊、《汉书》书名的由来与撰写原因、《汉书》与《史记》的关系及比较、《汉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的贡献及其成书与后代流传等。他介绍了班固创立断代史及历代史家对《汉书》的品评，进而指出：“自迁书一变而有班固之断代史，刘知几极尊此体，……郑樵著《通志》痛诋班氏，比之于猪，……郑氏欲自衔其书，抑班扬马，即以扬己，盖别有肺肠，难与正言……章实斋曰‘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此言也可谓明且清者矣。”[9]他对《汉书》抱持平之见，不主张贬抑班固。总之，范文澜在评述《史记》和《汉书》时既称引前代史家合理的观点，又指出其不足和问题，颇多独到见解，推进了现代学界的《史记》和《汉书》研究。

第二，关于魏晋至隋唐正史的考略。这一时期正史编纂得到发展，从编纂数量看，最为丰硕；从编纂方式看，官修正史制度确立；从编纂质量看，则高质量的不多。范文澜认为这一时期正史编纂存在很多问题，“继班书而作者，陈陈相因，了无新制，固为史学一厄，其尤剧者则官修是也，溯自马迁以来，正史之成，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学”，而自隋文帝禁私撰国史，唐太宗诏廷臣对十八家《晋书》再加撰次，“称制旨临之，既成题曰御撰，自是国史遂成官书”，史学遂暗淡无光。[10]他对此时期13部正史的考述的要点和特征大体如下。1.关于范晔《后汉书》的考述，主要有《后汉书》的命名、编纂和存世篇目、在本纪和列传上的创新、对他书的采撰及其得失、司马彪《续汉书》的作志及南朝刘昭取之为注和并于《后汉书》之事。范文澜对《后汉书》的成就和采撰得失评述客观，对司马彪续作8志及刘昭注释为30卷并将之合于《后汉书》所论尤详。2.关于陈寿《三国志》的考述，主要有《三国志》的书名及编次，正统笔法，陈寿前魏蜀吴三国修史情况，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编纂过程、特点和成就。其评述虽简要，但重在辩论其以魏为正统是否合理和表彰裴注《三国志》的成就。3.关于房玄龄等合撰《晋书》的考述，主要包括辨别《晋书》的由来、各种晋书的流传和存世，《晋书》纪、志、列传、载记及编纂缺陷，贞观年间新修《晋书》原因，《晋书》成于众人之手的利弊和流传。他指出唐初集众人之手修《晋书》的经过和影响，批评了其体例的缺失。4.关于沈约《宋书》的考述，主要有《宋书》的卷帙与志表问题，志、列传的价值和特点，撰写和成书得失。他考述不多，但颇肯定其志与列传的创新和特色，辩证分析了其取材来源和得失。5.关于萧子显《南齐书》的考述，主要有《南齐书》定名的篇数，本纪、志和列传辨析，此书的卷数，撰写所本史籍。其考述多属具体问题，对其史学地位和影响鲜少评述，称其并非全袭前人之作。6.关于姚思廉《梁书》和《陈书》的考述，文字最略，亦鲜评述。7.关于魏收《魏书》的考述，主要包括《魏书》为魏及东魏之史，本纪、列传和志的编撰，《魏书》是否为秽史和亡佚情况。他对被称为二十四史“秽史”、且残缺甚多的《魏书》颇为重视，考述颇详，对“秽史”之名尤加辩驳。8.关于李百药《北齐书》的考述，内容主要有《北齐书》的最后定名，流传、辑佚及与《北史》的关系。或是因《北齐书》散佚严重，其考述十分简略，但对后世留存《北齐书》取《北史》补纂有详细考述。9.关于令狐德棻《周书》的考述，主要有《周书》的体例与编撰、叙事与文笔。他对《周书》的考述虽是最简略的，但未批评其失，为全书仅见。10.关于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考述，主要内容有：《南史》撰述的原因和贡献，《南史》与宋齐梁陈正史及《隋书》的关系，《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代史书的关系，《北史》本纪和列传的卷数和编纂得失，《南北史》的撰写原因、过程和得失。《正史考略》对南北二史考述最丰，足见其对南北二史的重视；同时，所引文献和各家之说相当详尽，很有意义。11.关于魏征等撰《隋书》的考述，主要有《隋书》的编撰、隋志及编排次序，本纪、列传和志的得失、此书的编纂者问题。其考述虽略，但颇多肯定，并就此书的二十四史排序提出新见。12.关于刘昫《旧唐书》的考述，主要包括《唐书》改名《旧唐书》及其流传与版本，本纪、志和列传的书法，修撰与成书。其考订颇为详尽，征引诸多文献和史家观点详加考订其流传、版本、体例、撰述等存在的问题，对深入认识《旧唐书》颇有价值。总体看，范文澜的考述充分考虑了魏晋隋唐时期正史编纂的时代性及其特点。这一时期正史编纂数量多达13部，但良莠不齐，南北朝和五代时编纂的质量差，盛唐时编纂的品质高；五代十国之乱使不少史书散佚，有些为后来补辑，这些都影响了后世对该时期正史的评价和使用。他对各正史作不同考述，对问题较多者考述详尽，对编纂品质高的考述虽略但充分肯定。其考述或征引不同文献和史家之言为证，或亲自考订并提出新见，充分反映了他对正史编纂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第三，关于宋元明清正史的考略。宋元明清史学得到深入发展，正史编纂成就颇丰，纂修正史8部。且特点鲜明，如统治者多重视正史纂修，宋元均修了3部正史，清修《明史》长达60余年；宋代正史编纂重春秋笔法。但是，编纂水平总体不佳，“夫修史而视为奉行故事，卤莽灭裂，属草稿如寇盗之至，于是所谓正史者，托克托辈引弓持矢之人，竟司南董之职而修宋、辽、金三史矣！宋濂、王袆诸人前后十三月而《元史》二百十卷告成矣！纰缪芜杂，爬梳不易”[11]。范文澜对这8部正史的考述相当全面深入，篇幅几占全书之半。1.关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的考述，主要有《新唐书》撰写成因、编纂体例、编纂之失、增删得失和义类凡例之失等。他通过对比新旧《唐书》较详细考述了《新唐书》编纂的体例、书法和史料采撰和内容增删的得失，评价公允。2.关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考述，主要有《旧五代史》的成书与定名、各代本纪和列传、此书的撰修、流传和补辑。因《旧五代史》是清代学者根据相关史籍补纂的，故他主要是考述其流传与补纂史籍情况。3.关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考述，主要有《新五代史》的定名、编纂体例、改志为考、春秋笔法及是否为良史等。其考述赞同《四库全书提要》的论点。4.关于脱脱《宋史》的考述，主要有《宋史》修撰与定名、体例编纂得失、对宋代文献的采用、撰修之乱和误、《宋史》之匡纠。其考述篇幅最多，主要是谈《宋史》编纂存在的问题，所立18目有12目专言各类舛误和问题，体现了求实精神。5.关于脱脱《辽史》的考述，主要有《元史》体例的得失、《国语解》的价值和《辽史》纂修存在的问题。他对《辽史》主要是辨其误和订其正，并肯定《国语解》的体例创新。6.关于脱脱《金史》的考述，主要有《金史》体例的得失、《金史》为良史及撰述之失。在元修三部正史中，范文澜对此书评价最高，亦指出其失。7.关于宋濂等《元史》的考述，主要有《元史》体例得失、卷数问题、成书之速和疏漏至多。他对《元史》的体例和内容均有批评。8.关于张廷玉《明史》的考述，主要有《明史》体例编纂的成就、撰修过程与利弊、成就和不足。其考述虽不多，却充分肯定，对其缺失亦有“同情式的理解”，在全篇中颇为少见。总之，范文澜能根据宋元明清时代背景考述各正史的特点和价值，如对编纂质量高的《明史》大加表彰，对得失互见的《新五代史》详加分析，对于元修《宋史》《辽史》和《金史》予以不同评价，详加指摘《宋史》和《辽史》之疏漏谬误，对《元史》批评更是不遗余力。在考述时，注重引用前人成果和观点，其中对清代学者、特别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陔馀丛考》称引最多，其次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综上所述，范文澜对二十四史的考辨和评比较全面，能根据各部正史的特点，抓住重要和关键问题来考辨。同时，重视引用古代史家、特别是清代三大考据史家的成果作综合评判，评述公允，多有精识。不过，亦有可商榷之处，如称隋唐以后史官制度的再度发展和官修史书代有撰修，致使中国史学发展暗淡无光。这虽指出了隋唐以后官修史书存在的弊病，却忽视了其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以历史唯物论批判封建帝王史观和正统史观

范文澜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结合中国通史编纂批判封建帝王史观和正统史观，旨在为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确立扫除理论障碍，为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一是对帝王史观作了多角度批判，主张人民史观。首先，古代史书记载只关注帝王将相，无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他说，中国历史悠久，积累下丰富庞杂的各类书籍，然而，“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12]。他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剖析了这种弊病形成的根源，说：“可以看出一切历史现象，追溯到最根本的因素，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条件下拿着工具在生产物质资料。现在我们对几千年历史的看法，必须彻底翻他一个身。过去读历史，只看生产关系里面的一面，偏重在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典章制度的沿革改订，帝王将相的功过优劣，文武官员的升降黜陟，文人学士的佳话逸事，英雄豪杰的‘丰功伟业’等等，一句话，偏重在压迫、剥削、统治阶级的方面，也就是偏重在生产关系里高高在上的一面，对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一面，即生产关系里受苦受难的一面，是不重视或无视的，把他们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看作‘乱民’、‘叛民’、‘流寇’，至于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历史的决定的最后的因素，那就更谈不到了。这样的看法如果不改变，就永远找不到历史的主人，永远看不见历史的本质。”[13]其次，古代史书湮灭或歪曲史实。他说：“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我国广大读者需要的首先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14]最后，批判帝王年号纪年法。他谈到《中国通史简编》的新纪年法时说：“历代纪元年号，显然以天下为帝王私产，且时代距离不易省察；故本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姓名，年次全用公历。为便于检查，将公历、年号、帝王姓名和帝号、制成简单的年表。中国历史到西周‘共和’的时候，才有确实的年数，所以年表就从‘共和’元年开始。年表把同时存在的主要政权、年号并列。”[15]可见，以公历纪年编写中国古代史是反对帝王史学，使之成为人民史学的重要表征。

批判“君史”和倡导“民史”是近现史学发展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是用历史唯物论去分析和批判，主张人民史观。范文澜对此贡献颇巨，《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便充分贯彻了人民史观。不过，由于片面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以致近乎全盘否定传统史学，特别是说古代历史记载都是竭力湮灭和歪曲史实，并不客观。

二是对古代正统史观的猛烈批判。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力图借正统论为其统治寻求合法性，范文澜为此写了《论正统》发表在1946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说：“什么是正统，在人们头脑里，浮动着一片糊涂观念，这并不是怪事。……辨明正统问题，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蒋贼的罪恶。”[16]此文系统分析了中国古代正统史观，提出了民主主义时代的正统观。关于中国古代正统观，他说，辛亥革命以前至西周初年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不可能组织农民政府。行施国家主权的政府即朝代，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政府，因此，“广大农民阶级，对地主政府的要求，不是什么民主（虽然孔孟以下不少政论家提到民主学说），而是：（一）保护汉民族利益，抵抗异族侵入；（二）保持国家统一，反对割据与偏安；（三）剥削比较缓和（封建经典所谓‘仁政’），农民能生活下去。这就自然形成了汉民族的、统一的、政治较好的三个基本条件。合乎此者，就有权被认为代表中国主权的正统朝代。”[17]按照第一条，五胡、元魏、辽、金、蒙元、清侵占中国半部或全部，僭立伪号，不得冒充中国朝代。按照第二条，三国五代十国是群雄割据，东晋、宋、齐、梁、陈偏安江左，南宋对金称臣，都不得妄称正统。按照第三条，封建圣人孔孟都承认起义杀独夫是合理的，所以正统朝代一到农民大规模起义，便丧失它的正统地位。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中国人民有足够力量组织自己的民主政府，因此，“民主主义的正统观当然要代替旧时代的正统观，旧的三个基本条件也当然被三个新的基本条件所代替。第一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旧的汉民族独有中国的思想，变质为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了。第二是反封建制度的民主政治。旧的‘仁政’思想变质为可耻的欺骗手段了。第三是人民的统一。旧的统一思想变质为荒谬的专制统一了。”[18]可见，旧的正统观被新的民主主义的正统观所取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由于旧的正统观与历史事实难以相符，故诞生出三种错误的正统史，而古代史家正是用三种错误史观写出大量史书。他说：“一种是家奴观点。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因北宋近似曹魏，尊曹魏为正统；朱熹作《通鉴纲目》，因南宋近似蜀汉，尊蜀汉为正统。二人要说明赵匡胤得天下的正当，同尊五代为正统，而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异族僭号，自违尊南朝斥五胡拓跋之例。朱熹不尊南唐为正统，又自违尊蜀汉之例。司马光、朱熹都是著名史家，自造例，自破例，支离矛盾如此，原因止在他们是赵姓的家奴。一种是汉奸观点。异族侵入中国，建立伪朝，凡认伪朝为中国朝代或正统朝代的史家，都或多或少抱有汉奸观点。一种是因袭观点。沿用旧说，陈陈相因，不自觉的替家奴汉奸传播谬说。这三种观点，影响到广大士人层，造成一片糊涂观念，不能清楚认识关于正统的三个基本条件。”[19]民国以后旧正统论的谬误观念在守旧人群中得到飞速发展，“汉奸观点结合大汉族主义成为卖国贼敢于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支持力量。家奴观点与专制统一结合，成为法西斯匪帮敢于穷兵黩武屠杀人民的支持力量。因袭观点与欺骗手段结合，成为政治骗子敢于明目张胆愚弄群众的支持力量。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以至汪精卫、蒋介石，一个倒了，一个继起，祸国殃民，愈演愈烈。这一群民贼独夫的僭伪政府，所以还能获得一部分人士的承认与拥护，主要由于浓厚的糊涂观念掩蔽了民主主义的正统观。”因此，中国人民为真正实现孙中山“主权在民” “还政于民”的遗教，“亟需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商讨救亡建国大计，成立中华民国的民主联合的正统政府”。[20]

范文澜以马克思唯物史观重新解读古代正统观和成立条件，批判古代正统观的封建性和谬误性，提出了民主主义的正统观，是中国现代史家批判古代正统史观的新观点，有思想解放意义。同时，他结合蒋介石谋求国民党独裁及个人专制来批判封建正统论，又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他对传统正统观只着眼于批判，对其合理性和价值缺乏历史的评判。

三对孔子文化地位和贡献的迥异评判

范文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前后，对孔子的评价迥异。在前期，他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对孔子删订六经的成就予以高度赞扬。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他只是将孔子视为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删订六经则是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圣经”。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视域中，孔子的文化地位和贡献迥然不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范文澜盛赞孔子是集三代之学和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说，东周时官学流落民间，“是启学术敷播之始。春秋季叶，世风剧变，政教陵夷，怪说渐兴。孔子生鲁周公之国，服习遗教，总揽方策，删订六经，拨其乱使反之正，诛少正卯，绝异端也。欲为东周，大一统也。周公仍夏殷之制而定周礼，孔子复集三代之成。孔子之学，即周公之学，亦即中国民族传统之学，初未尝自创新说，苟以立异。”孔子之学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论中国文化之源委，何以必断自孔子乎？此无他，禹，汤，文，武，周公历圣之所经营缔构者，莫不集成于孔子；道，墨，名，法，诸子之所驰骋发挥者，又莫不与儒家通血脉也。”[21]他甚至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其精神与人类历史同命运：“三代文化至孔子而集大成，后世政教，自孔子而导源，孔子者中国文化之总本，其精神之常存，当与人类历史同其运命者也。”[22]在“五四”以后仍赋予孔子如此高的历史地位，俨然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范文澜看来，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将东周流落民间的王官之学加以发扬，删订六经，“孔子修订六经，将以垂教后世”[23]。他说，六经是夏殷周三代先王之政典，文化之总集，“孔墨称述禹事，大致不异，知其所据，较为可信，故上溯古昔，当断自夏禹，商周继兴，文化递进，典籍繁重，王官世守，其要有《易》《诗》《书》《礼》《乐》《春秋》诸书，所谓六经者也。此六经者，先王之政典，三代文化之总集。”[24]至东周王室衰落，王官散佚，六经流落民间，孔子遂得以删订成儒家典籍，“知六经虽为周代之书，其积累而成，实本于夏殷。自周之衰，王官散佚，平民亦得从师而学。孔子删订六经，遂成儒家之专籍；他若墨子之书，屡言《诗》《书》《春秋》，与儒家所诵习者同书而不同本。”[25]正是由于孔子删订的六经能存前王之业，垂后世之法，才使六经得以传诸后世，“孔子既以不得志复归于鲁，思存前王之业，以垂后世之法，于是订定六经。鲁为周公之国，典章备物。……孔子本之，订定六经”;“太史公谓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斯言旨矣。”[26]可见，孔子折中六艺所删订的六经有其他诸子所传六经无法比拟的价值，这不仅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也使六经后来成为儒家的典籍。

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对孔子的文化地位和删订六经的认识发生变化，认为孔子只是教育家和政治家，孔子删订的六经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圣经”。他称孔子是春秋大变革时代保守派的代表：“春秋后期，贵族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向着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革。这一变革的过程，经过战国时代，完成于秦之统一。这种制度与阶级的激剧变化，在当时思想上的反映，有主张保守的一派，梦想恢复周公时代的领主制；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为孔子。”[27]孔子只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以孔子学说的影响也是长期的。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种繁富的学说，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选择继承发扬，是非常必需的。他有些概念，只要改换阶级内容，也还适用的。”[28]

关于孔子与经学的关系，其评价和过去明显不同。一是孔子删订六经问题。范文澜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作易传，所谓‘删’、‘订’、‘修’、‘传’就是孔子的经学。弟子们学了这一套学问，再去传授学问，形成一个学派，称为孔家学派”,“孔子原来的经学，经过一二百年口耳相传的变动；战国时代，儒家集合传闻，写成固定的书本。孔子以及传经儒生的经学，转化为经，于是出现新的经。这种新经比旧经数量质量都起了变化。”[29]这些新出现的经就是后世所传的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礼》《春秋》。孔子删订六经和儒家经典的流传毁坏了古史料，“原始的经加上孔子及其弟子们的经学，成为儒生专有的经典。儒经流传，旧有史料逐渐废弃消灭。如果那些旧书存在，对古史研究，可能供给更多的材料，真象也可能更多保存些。古史变成圣经，从封建统治阶级看来真是莫大的功绩”[30]。可见，孔子删订六经不仅不再被视为集三代之学和传承中国文化的盛举，反而毁坏古史料；更严重的是，它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圣经”。二是孔子修《春秋》。他说，孔子修《春秋》,“加以褒贬笔削，寄托他的政治思想。鲁史应该托始伯禽（西周初年）被孔子删节，旧史料因之不被重视而亡逸”[31]。关于《春秋》与中国史学的关系，他说，春秋原是各国都有的编年史，孔子据此写定这部历史，“宗旨在严格辨明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等次名分。汉以后儒者发挥春秋大义，在拥护统治者意义上，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32]。可见，范文澜对《春秋》的论述不仅简单，且视其为确立封建纲常伦理大义的史书，评判立场和此前迥异。三是阐明《易传》与孔子的社会历史观。他说，《周易》是卜筮之书，原有的文辞全是神秘难懂的话；孔子讲授《易经》由弟子记载下来叫作《易传》;“《易传》里很有近乎辩证法的见解，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流动变化不固定的。可是它又认为有一种不变的本质存在，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一定尊，在下者一定卑，绝对不能变动的，这种思想应用到人事方面，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可变，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礼的真义）不可变。换句话说，就是在不破坏封建制度大前提之下，枝节问题是可以变动改革的。这是孔子的哲学，也是一切儒家的哲学。”[33]他虽然肯定孔子《易传》有近乎辩证法的思想，但主要是批判其将封建尊卑观本体化和永恒化，旨在揭露其服务于封建制度的本质。

综上所言，范文澜在两个时期对孔子的历史文化地位、孔子删订六经的得失、孔子《春秋》及与《左传》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前期高度肯定孔子的文化地位，称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有普世价值，删订六经传承了中国文化，《春秋》及《左传》对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他虽然也肯定孔子是政治家和教育家，不过立足点则是批判，旨在揭露其思想的封建性及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深远影响。

四对经史关系和“六经皆史”的不同评判

范文澜前后两个时期对经史关系和“六经皆史”亦作出了不同评判。在前期，他称六经为三代文化总集；六经皆史，儒家为春秋战国诸子之一家，大体是古文经学家的立场。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则批判六经的封建性，称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

范文澜说，六经原是夏殷周三代先王政典，文化之总集，自夏禹而商周继兴，“文化递进，典籍繁重，王官世守，其要有《易》《诗》《书》《礼》《乐》《春秋》诸书，所谓六经者也。此六经者，先王之政典，三代文化之总集。”[34]后至东周王室衰落，王官散佚，六经流落民间，孔子遂得以删订成儒家典籍。由于孔子删订的六经能够存前王之业，垂后世之法，故能独传后世，“总之六经因孔子订定，始得传于后世，惟乐亡失。战国诸子所诵习或不与儒家同本，世亦无传者。太史公谓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斯言旨矣”[35]。因此，六经皆史。不仅如此，战国诸子之言亦保留有六经之言：“六经皆史，固无论矣；战国百家腾跃，各引一端。……然迹其权舆，上者缫史官之遗绪，下亦概乎其尝有闻，是故经若子，皆史也。即以今时史法绳之，至少亦供吾人以若干珍美之史料；若夫孔子所删定，左氏所撰述，苟非后世窜乱，则全部殆属信史。”[36]所谓“各引一端”是指诸子对当时流传的诗、书、礼、易、乐和《春秋》等先王政典中有关言论和材料的引用，儒家只是诸子之一，故“经若子，皆史也”，以今天的史学眼光看，自有珍美之史料。这种观点实是承继了其北大老师黄侃等古文经学家的观点。

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范文澜对上述问题几乎作出截然不同的评判。他说，经学在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几乎是学问的代名词，“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而经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地位的不可动摇。……不论统治阶级怎样尊圣尊经，经到底还是压迫人民的工具。”[37]经实际上并不神圣，本是古代史料，“经本是古代史料。《尚书》、《春秋》、《三礼》记载‘言’‘行’‘制’，显然是史。《易经》是卜筮书，《诗经》是歌诗集，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材料。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经书里面虽然记载着某人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行过什么制度，可是这些记载是当时的实录呢，还是后人所追述；是完全可信呢，还是杂有虚伪。经作为古史来研究，问题自能得到适当的解答，经作为‘圣训’来背诵，死教条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38]他考察了殷商至周代的史官制度与文化记录，说，由于殷朝确已存在阶级，这使剥削阶级能够脱离生产而有余力创造文化，因此殷代已有文化记录，“而这些记录的保管者是王官（史官、卜官、乐官等）”。西周更加发展了大小封建主，各国设立官职，“世代传业，专官们逐渐积累起典章制度，前言往行，形成统治阶级专有的文化。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是很对的。因为六经正是专官们保存了些文化记录流传下来被尊为经典，当初既没有经的名号，也没有特别贵重的意义”[39]。

孔子从流落民间的史官那里获得这些材料加以删订并转教给弟子，此即后世的儒家经书。范文澜说，这些性质和作用不同的经书主要有五种：一是《周易·卦辞、爻辞》。卜官用作占卜吉凶的隐语，其中都是可解又不可解，像这个又像那个，简单含混，容易穿凿附会的话头。神权时代，它是人间一切行动的最高指导者，所以《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二是《尚书》。史官保存许多“圣君贤臣”的号令谋谟，其中有当代史官所记录，也有后世据传闻所追记。三是《诗》，是从周初到春秋时代的乐歌。四是《礼》，是贵族实际生活的记录，从组织国家家族的制度起，直到个人的起居饮食小节止，材料最丰富。五是《春秋》，是有一定书法的最古编年史，文字极简单。可见：“经止是卜官、乐官、史官们写了些本官的职掌，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它之所以被尊为‘神圣’仅仅在于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祖传古典’，既然封建统治不该存在了，经也不该看作‘神圣’，而该回复到‘古史材料’的地位。”[40]先秦儒家在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播上有重要贡献，他说：“保存古代文化，流传后世的，不是匡倩那样的儒者，而是朴素的传经之儒”，因为，“殷周两代用竹简写字，史官就是拿竹简记事的人。周朝有记言记事的史官，国君和贵族们说话做事以及典章制度都写下来，子孙世代相传，成为专门的学问。春秋时代，史官的学问，逐渐流传到民间，孔子从各方面学习了专门知识，再加整理选择的功夫，订定所谓六经，教授弟子们。从此儒家得到‘继往开来’的地位，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儒家发生不可分离的联系。”[41]

那么，如何看待“六经皆史”及儒家文化的贡献呢？范文澜主张用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剔除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说：“经本身是古代史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因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42]可见，范文澜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历史和理论地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内涵，批判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它与新考据派的“六经皆史”观既有共同点，即六经只是古代先王之政典，只是研究古史的史料；又有不同，即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探讨该问题，不仅对六经在古代史研究中的价值有不同看法，而且指出了儒家经典的阶级性。

五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的清代考据学（新汉学）批评

范文澜称清代考据学为新汉学，将其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满洲入据中国，义士反抗失败，匿迹山野，读书著述，希望文字流传，人心不死，民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清初期学风，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满联结，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可称考据学派的启蒙时期。乾嘉两朝，学者为考据而考据，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可称考据学派的极盛时期。道光时代，今文学兴，攻击古文学，西汉学（今文）与东汉学（古文）对立，可称考据学派的变化时期。”[43]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全面评析了清代考据学三个时期的发展原因、学术特征、治学方法和学术得失等。

清代考据学的第一个时期，即“清代考据学的启蒙时期”。首先，关于其形成的学术渊源和社会原因，范文澜从三方面作了解释：一是考据学形成于宋代。他说：“南宋文士最重博学鸿词科，读书非常广博，考订非常精细。南宋末王应麟《词学指南》，讲明读书的方法，又作《困学纪闻》，荟萃读书的心得，王应麟成为考据学派的创始人。”[44]二是明代考据学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他说：“明人重八股，空虚浅鄙，八股外一无所知；理学家空谈性命，与八股家同样庸腐。有些人感觉得知识界空虚无聊，愿意读书，被宋学废弃的古典书籍逐渐复活起来了。明人讲求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都是读古书的准备功夫。进一步发展就成为清朝的新汉学。”[45]三是受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科学方法影响。他说：“明末清初西洋天主教徒来中国，天文历算之学，大受中国学者的欢迎，科学方面影响考据学。清朝考据家如黄宗羲、梅文鼎、王锡阐、江永、戴震、焦循、王引之等，都兼长算学。”[46]他对清初考据学的源流和成因的分析与现代学界的主流看法大体是一致的。

其次，清初考据学的学术主旨、主要方法、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关于其主旨，他说：“顾炎武虽然主张‘舍经学无理学’，但仍接近朱熹的理学。黄宗羲传王守仁的心学，……并不菲薄宋学。不过他们都要求复古（复汉儒之古）。”[47]关于其学术方法、学术精神和影响，他说：“读古书必先破除古书的障碍。胡渭作《易图明辨》，揭穿程朱学说的本原是道士炼丹诀。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揭穿东晋以来相传的假书经。新汉学用考据方法，证明宋学并非孔子真传，经书不可尽信，确立考据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凭空谈理的宋学自然益趋隔离。”[48]关于清初经学家的新政治、经济和种族思想，他说：“清初经学家亲历亡国痛苦，发生新的政治思想。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唐甄作《潜书》，主张去君主的威严，发平等之公理，颇具民主思想。王夫之作《黄书》，认黄帝为汉族共祖，严辨夷夏界限，颇具种族思想。王夫之又作《噩梦》，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人民生活多所呼吁，有改善经济的思想。这与宋儒高谈性命，羞言钱谷的鄙习，显然异趋。可是这种进步思想，仅限于少数儒生，不能说新汉学含有进步思想。”[49]

最后，清初考据学的学派、宗旨与成就。关于清初考据学的学派，他有“两派说”和“三派说”。“两派说”见于《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三派说”则见于后来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三派说”即（甲）浙东学派——史学，黄宗羲为开创者，博通经史百家，尤重史学。其读书程序是：“学者必先穷经，但拘执经术，不切实用，想免做迂儒，必兼读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最称巨制。主要人物有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和章学诚。（乙）浙西学派——经学，顾炎武为开创者，治学宗旨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方法是“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代表作有《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他建立起清代考据学派的规模，被尊为“开国儒宗”。（丙）“怀疑派”。“两派说”中无此派。他说：“考据学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证据’‘反对空谈’，因此证据不充实或并无实证的空论，虽然是所谓‘大圣’‘大贤’的著作，都认为可疑，加以攻击。”[50]主要学者有阎若璩、胡渭、毛奇龄和姚际恒。关于三派的主旨、特点及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关系，他认为黄、顾都兼长经史，“黄偏重史，成浙东史学派，顾偏重经，成浙西经学派，二人治学宗旨都在求实用，排斥空谈。对理学态度，黄属姚江学派的右派，主王但不反程朱；顾接近朱但要用经学代替理学，排王不遗余力。怀疑派显立经学旗帜，公开攻击宋学，所有宋学理论的根据，全被怀疑派用考据方法攻破，宋学在清朝，依赖统治者支持，苟延残喘，不敢与考据学派正面对抗。”[51]这显然是用阶级分析法来批评清代学术，指责宋学派为清统治阶级服务。

第二个时期是“考据学派的极盛时期”。首先，考据学走向极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清统治者对汉人知识分子采取拉拢和压迫并举的政策。他说：“清朝最怕汉人写历史，明末义士却最注意亡国史实的记录和保存。清朝对史学家大费苦心，玄烨招集遗老名士，令参加官修《明史》的撰述。从康熙十八年到乾隆四年凡六十年。《明史》才修成，显然借史馆收买失节的史学家。别一方面用严刑压迫，如庄廷案，戴名世案，都是有意大屠杀，向民间史学家示威。弘历广搜野史，屡次烧毁，企图消灭汉族反满的意识。”[52]二是清统治者力倡经学考据的文化政策。他说，清统治者为加强对汉族文化的摧残，“代替程朱道学的虚伪寡用，不得不出力奖励考据学派（古文学派，或称西汉学派，或称朴学）的发达。弘历利用考据学作闭塞思想工具，承认考据学派统制文化界，乾嘉两朝，专家繁多，训诂名物而外，别无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确收颇大的成功”[53]。他主要是从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民族压迫分析考据学走向极盛的原因，故对其走向极盛的内在学术动因未能予以分析。

其次，极盛期的吴派、皖派及其学术特征与得失。1.吴派领袖与学术宗旨及得失。他说，吴派是清代汉学转入极盛期第一阶段的代表，其领袖惠栋博览群书，搜集汉儒旧说，“凡汉人说不论是非，都当作珍宝，毫无批评，一概接受。这一派的学风是‘好古’‘信古’‘博学’。成绩是散佚的汉人旧说，都被采集在一处，供给考据家丰富的材料。章学诚说吴派止有功力，没有理解，一生做细碎的工作，不能有串贯的思想”[54]。2.皖派代表与学术宗旨及得失。他说，皖派是清代经学极盛期第二阶段的代表，其领袖戴震“读书极博，理解极精，依据许慎《说文解字》郑玄经注作学问的尺度，判断是非，如老吏折狱，被尊为清朝考据学派唯一的大师”[55]。关于皖派的学风和学术得失，他说：“皖派的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当然是很好的科学精神。可是他们止能依靠许郑去批判别人，却不能依靠真是来批判许郑。他们专力经学，旁及小学、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典章、制度、校勘、考古等等，凡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书，解释明确，使读者节省无限的精神，对学术确有极大的功绩。”其缺点是：“他们笃信许郑的学说，笃信经是无可怀疑的圣训。经的形成有先后不同的时代，内容有真实和假讹的区别，这些，他们是完全不理的，止要说得合许郑合经文，那就断然下判决了。所以他们标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科学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未必真是、真可信。”[56]他特别表彰戴震的学术尤其是其反程朱理学的贡献，说：“汉宋斗争，汉学战胜了，汉学必需建立自己的哲学，才能防止宋学的反攻，戴震在这一重要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两书，疏证用训诂学探求孟子本义，尤为一生第一大著作。”“戴震真不愧为被压迫者的大哲学家，也不愧为对宋儒理学革命的第一人。”[57]

第三时期是“考据学派的变化时期”。关于这一时期考据学变化的原因，范文澜说：“戴震的考据学、哲学，彻底击败了宋学，可是他唯物主义的哲学，统治阶级决不允许它发展，首先出来痛斥的是浙东学派章学诚，认为戴震心术不端，离经叛道。皖派中也极少有人敢继续发挥（止有焦循一人），戴震自称第一大著作的价值竟一钱不值了。其余专讲训诂名物的一部分，虽然盛行，支离曼衍，已有人（方东树《汉学商兑》）讥为猪肉店的账簿了。皖派极盛时期，同时也是开始衰落时期，代它兴起的是西汉今文学派。”[58]又说：“新汉学推倒宋学，独霸经学界，但本身又引起今、古文的分化。戴震弟子孔广森开始治公羊学，庄存与继续研究公羊义例，今文学规模粗备。刘逢禄、龚自珍、邵懿辰、魏源等人正式向古文学攻击，经学起今、古文两派的斗争。”[59]可见，乾嘉考据最有成就的戴震唯物主义哲学及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未能得到继承发展，反而是考据学“支离曼衍”愈益严重，导致晚清倡导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兴起，这给晚清学术带来思想解放。

其次，关于晚清今文学派发展的三期和派别。（甲）常州学派。他说，戴震弟子孔广森已开始治公羊学，但不是有意恢复西汉今文学来对抗皖派的东汉古文学，真正的今文学始于庄存与，“他自知训诂考据，决不能争胜，要对抗皖派，必需别辟新境，‘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成为最好的对象了”,“不讲训诂名物，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学风与皖派大异，但并不攻击古文学派”[60]。（乙）今文学派的发展。他说，继起的刘逢禄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等说，次第发明，公羊学卓然成一有力的学派”。其《左氏春秋考证》说《左传》是刘歆伪造，“此后凡今文学家无不攻古文经，一概指为刘歆伪书，立说不免武断，笃信古文经的东汉学派，却遭遇劲敌。古文学派的长城——《左传》、《周礼》两经，尤成众矢共射的鹄的。”[61]（丙）今文学的分派。一是议政派。他说，道光时西洋势力侵略益急，中国政治腐朽，一部分先觉志士借公羊学发挥改制变法思想，龚自珍和魏源是代表，他们生在举国昏聩的时代，“独能指天画地，规划天下大计，确是豪杰之士。他们都擅长考据学，但不屑自拘在考据圈子里。那些拘守今文经义的经师派自以为是，指他们是伪今文学派，自称为今文正统派。按照龚、魏的看法，这些夏虫井蛙，几乎不值一笑”[62]。此派传承人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发动了戊戌政变。二是经师派。他说：“这是庸俗化的今文学派。这一派讲究今文师法，斤斤与古文学派争孔子真传、经学正统，如戴望、皮锡瑞、王闿运、廖平一类人，学问既不及古文学派的精切，识见又仅限在公羊、王制小范围内，在学术史上不能占什么地位。”[63]（丁）清末汉宋调和派。他说：“由于今文议政派的发展，使守旧顽固分子感到愤怒和恐慌。他们的代表是广州陈灃。……调和汉宋学，取郑玄朱熹学说牵合为一事，反抗维新议政派。他们得达官贵人的奖励，戊戌以后，流行很广。浙江朱一新，也是这一派的首领。”[64]可见，他对考据学变化时期今文经学的演变和流派阐述颇为详尽，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观点不同。

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史，认为中国学术文化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取隋唐以来文化史作例，也丝毫没有例外。”[65]故清代考据学或新汉学同样是一部阶级和阶层间斗争的历史。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前崇奉古文经学，对经史子集颇有研究，故当他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考察和评述清代考据学时，便展现出其学术评判的深刻性和独创性，与非马克思主义清代考据学研究大异其趣，开现代清学史研究新局面，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清学史研究范式。有学者称，其在延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梳理经学史，“力求摆脱今古文家法之成见，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带有里程碑意义”[66]。不过，由于他只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评析清代考据学及其得失，忽略了其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更丰富的学术内涵，也使其解读和评价失于简单和片面。

结语

范文澜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从非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前，其研究领域博涉传统的经史子集，学术立场和方法主要师承乾嘉考据、特别是晚清古文经学的家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后，他专注史学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学术思想和立场的大转变，使他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评判出现极大反差。在前期，他对传统文化和史学积极肯定，称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盛赞孔子删订六经，称《春秋》和《左传》对中国史学有重要影响；秉承古文经学家之说，视六经为三代文化总集，主张“六经皆史”。他采用晚清古文经学的家法，吸取古代史家、特别是清代考据史家的成果，对二十四史的内容、体例、得失和影响等作了全面细致的考辨和评述，《正史考略》成为现代史学史上考述二十四史的名篇。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后，他对传统文化和史学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着力批判传统文化和史学的封建性。他眼中的孔子不再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只是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成为保守派，其删订的六经有浓厚的封建性；不过，六经也保存了大量珍贵古史资料，应批判地看待和利用。在历史观上，他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编纂，猛烈批判封建帝王史观和正统史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评判清代考据学的形成发展、学术宗旨、学术精神和学术得失，为马克思主义清代学术史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总之，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范文澜对中国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提出了较系统的新见解，对传统史学及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关系的阐述有开拓意义。不过，因过于强调传统史学的封建和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使他忽略了传统史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和优秀遗产更丰富的内涵，批判过多，肯定不足，亦有诸多片面性和缺失。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12BZS002）阶段性成果。

[2]徐国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3]蔡美彪：《范文澜治学录（代序）》,《范文澜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5]范文澜在自传性文章《从烦恼到快乐》（延安《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中对自己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有生动记述。

[6]范文澜：《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7]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8]范文澜：《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9页。按，梁启超对司马迁《史记》的这段评述见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范文澜取其大意作了概括性表述。

[9]范文澜：《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9页。

[10]范文澜：《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9—10页。

[11]范文澜：《正史考略》,《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10页。

[1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范文澜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