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循证教育学的产生

一 从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到循证运动的兴起

在所有科学领域，学科的科学化进程都是循序渐进的。

首先，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将理论研究分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将理论付诸实践，使实践成为了‘理论的直接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统一理论与实践、缩短两者的距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2]。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特性，理论与实践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理论研究者生产知识与技术，实践者应用知识与技术，两者并行不悖，易于统一。

其次，在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及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科学精神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之后，所有学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吸引，呈现出一定的自然科学崇拜情结。它们开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学靠拢，试图使自己更为“科学化”，以获得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所带来的光明前途与荣誉、地位。早在17世纪左右，生物学在传统的观察法、分类法和比较法的基础上引入实验方法，比如“哈维（W.Harvey）进行了血液循环的实验、黑尔蒙特（J.B.V.Helmont）进行了桶插柳树实验等。但那时的实验法还非常简单，没有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纪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生物学也开始真正大批量地引进、改善、更新并使用实验法”^[3]。生理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相继开始利用层析、电泳、同位素示踪、X射线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和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展开实验研究，并将这些分支学科转变为自然科学。在生物学的影响下，医学也逐渐脱离纯粹的经验观察、理论思辨的研究方式，转变为以使用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回归分析和判别分析等实验方法为主的科学研究方式。随后，其他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加入了研究领域“科学化”的行列。最先突破的是心理学，它以1879年冯特（W.Wundt）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将自身从哲学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心理科学”。在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在定性、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引入调查法、量表法甚至实验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形成了所谓的“实证教育学”或“实验教育学”。类似的变革还发生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科学研究中，其主导思想就是要促进相关学科的“科学化”转变，“社会科学”的表述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得到认可的。部分人文学科为了跟上学科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也积极主动地形成了诸多交叉学科。“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教育学、实验伦理学、实验哲学等这样的学科，它们的建立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研究对象，而是因为借鉴和运用了更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等方法”^[4]。经过几个世纪漫长的科学化进程，许多学科从思辨与内省范式的研究转向了科学范式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并在研究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方面逐渐向纵深发展，以期形成更加符合各自学科特色的科学研究方法。

最后，社会科学在基本实现研究领域的科学化以后，开始思考如何将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的科学化推进。这一过程本质上仍然是效仿自然科学化的过程。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可推广性、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其技术手段更加成熟，操作流程更加规范而精准，其理论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更加直接和准确，比如牛顿（Issac Newton）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在研究任何我们可感知的物理现象时都具有普遍的直接应用效果。而社会科学，“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比物理世界更为复杂，研究得来的规律比自然科学更为特殊、具体，只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领域中及一定时空内起作用”^[5]。因此，这些学科的基础理论比自然科学更为具体化，更难形成成熟技术，更难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直接应用。所以，当科学的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常识理论或个人经验就会毫不犹豫地占领这些领域，这种现象在医学和教育领域尤其明显。在很长的时间内，医生根据个人经验对病患者进行治疗，虽然可能延误了病情或者拉长了治疗周期，但由于没有造成大范围的人员伤亡（或者只是因为没有大规模报道），在没有比较、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很自信地长期按照自己的经验进行治疗，误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是最为经济有效的，而从未意识到他们原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科学的治疗方法。在教育领域，教师长期按照自己喜好的教学方法和经验进行教学，虽然不乏培养了扬名立万的学生，但是也耽误了很多不适应其教学方式的学生。然而，教师因意识不到这些问题而将学生的失败归于学生自身，并长期甚至终身在沿用他所认为的“优质教学方法”。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日益科学化，人们逐渐对这些学科实践领域的“个人主义”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以科学的研究证据为基础去指导实践，试图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以物理学、化学等的实践方式为模范，以生物学为先导，再从医学逐渐扩散到社会科学的。比如，在生物学中，很快就出现了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基因操作、单克隆抗体、酶和细胞固定化以及连续发酵等技术，形成了类似工程或技术的实践方式（即所谓的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紧接着医学也在实践领域（尤其是临床医学）着手推动“科学化”进程。由于医学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其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不能完全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时代在呼唤着一种既能顺应这一理论冲力，又能考虑到学科特殊性质的新的实践方式。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医学实践领域凭借自身独特的学科位置，综合考虑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特性，形成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并最终促成了名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的实践方式，循证实践运动从此拉开了历史帷幕。

二 循证医学的助推

循证医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活动。

第一，现代实验的发起。林德（J.Lind）被视为现代实验的创始人。1747年作为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林德决心为医学实践建立科学基础，从而进行了第一次对照实验。林德从一艘所有船员患有坏血病的皇家海军舰船中带走了12名男子，并将他们非随机地分成6对。随后让每组接受当时治疗坏血病疗法中的一种——苹果酒、海水、大蒜、芥末、辣根或以橙子和柠檬为代表的水果。最终，水果组轻松摘得桂冠。此后，英国海军部下令所有船只都供应柠檬汁。到了18世纪末，这种致命的疾病便从英国皇家海军中消失了。林德不仅用现代实验的方法证明当时权威机构推荐的疗法都是错误的，更为后来的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精准观察和统计研究方法的推进。林德是现代实验的创始人，而医学统计学的创始人则被认为是法国医生路易斯（A.Louis）。路易斯坚持花时间观察和记录其他医生的工作，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大量访谈，并对工作医院的死亡患者进行了详细的验尸检查。他通过这些方式，最终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和治疗数据库。他热切地相信他提出的科学方法与其他科学方法不同。关于他提出的科学方法，他认为需要以关怀的心态和投入时间通过观察来实现，要对事实进行严格分析，以便对它们进行公正的评价，如果不对它们进行分类和计数，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这样的治疗方法将不亚于其他科学领域。

第三，证据数据库录检。即使有了上述两位学者的努力，流行的医学文化仍然是体验式的。今天关键评估技术的大部分功劳归功于科克伦（A.Cochrane），他以其有影响力的著作《效力和功效》而闻名。科克伦的理念很简单，他认为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它们应该被公平地提供给那些评估中表现出有效性的医疗保健举措。科克伦坚持认为最可靠的证据来自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他批判医学领域没有以系统的、可靠的和累积性的方式组织其知识，导致混乱、无效甚至有害的保健护理模式被运用于临床实践。科克伦的主张非常及时，并且在整个医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科克伦对医学专业的挑战是制定所有相关随机对照试验的摘要，并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国际合作开发出牛津围产期试验数据库。198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科克伦提出对妊娠和分娩期间护理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成为随机试验和护理评估史上的一个真正里程碑。1992年Cochrane中心在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创建，随后于1993年成立了Cochrane协作网。该协作网由国际合作审查小组组成，他们负责许多临床领域准备和维护系统的证据审查，审查结果以网络资源的形式发表在Cochrane系统评价数据库中。

第四，循证医学理论体系形成。随着历史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将这种根据证据而开展临床实践的工作模式称之为“基于循证的医学”。到了1992年，学者盖亚特（G.Guyatt）对这种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正式提出了循证医学的概念。1996年，在临床流行病学的基础上，麦克马斯特大学学者萨基特（D.L.Sackett）及同事们基于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循证医学后来流传较为广泛的定义，即“循证医学的基础意义就是‘遵循证据进行治疗的医学’，是将最好的研究证据与临床专业技能、病人的价值观三者整合起来”^[6]。后来，在整合多个专家学者的观点后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循证医学概念，即“指临床医生慎重、准确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临床证据，并结合医疗人员的个人专业技能、多年的临床经验、患者的独特价值取向、权力与期望和实际情况，制定出最佳治疗方案的一种医学决策与临床实践”^[7]。循证医学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无论证据如何强大，其作用是辅助和引导医生做出治疗决策，医学的中心是患者，最终的决策是人们做出的，而非证据”^[8]。因此，医生的专业素养和经验仍然是临床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也是科学诊疗的必然关注点。循证医学用于临床实践的策略包括五个步骤：“其一，从患者的问题或预防、诊断、预后、治疗因果关系等信息的需求中提出明确的、可回答的临床问题；其二，追踪用于回答该问题的最佳证据；其三，评估（批判性地评价）证据的有效性和有用性；其四，将批判性评估与我们的临床专业知识和患者独特的生物学、价值观和环境相结合进行临床实施；最后，评估我们执行步骤的有效性和效率，并寻求下次改进它们的方法”^[9]。

第五，循证医学研究方法的确立。在循证医学中，科学证据的获得非常重要。在研究方法上，循证医学的两个最重要原则是必须无偏倚地比较不同干预的效果及比较更新不同的研究证据以得到最可靠的效果。循证医学倡导并实施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评价的严格方法。由于大部分随机对照试验得到的都是小样本结果，因此在循证方法中则倡导对同一研究问题的所有随机对照试验进行分类合并，按照疾病诊断、亚组和疗效等进行汇总，作出系统评价，以得出更为客观、真实、全面、准确且可重复的评价结果，为临床医生诊疗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第六，循证医学的研究进展。近十多年来，国际循证医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不仅关于循证医学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而且循证医学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展，形成了循证医疗、循证诊断、循证决策和循证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各种循证医学研究。在国际上也创建了许多循证医学的大型数据库与信息资料中心。美国大部分医学院都开设了循证医学课程，澳大利亚更是将循证医学课程定为其专业必修课。“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把循证医学比作临床科学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的《纽约时报》把循证医学称之为最具突破意义的伟大思想之一”^[10]。循证医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经验医学的实践方式。它试图摆脱完全依托个体经验的偏见，使治疗实践基于严格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之上，在医学范围内，初步实现了研究与实践的统一，即研究为实践服务，实践成为将研究转化为坚实的理论或发现新研究的支撑点。

三 信息流转的必然选择

伴随科技的发展，如今的人们身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是一系列必然的信息流转过程及活动。新兴技术正在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这股快速发展的信息浪潮必然会潜移默化且持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信息流转对教育也必将产生巨大冲击。

第一，信息的流动。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复印机”，它会将我们使用它时产生的一切行为、一切特征和一切想法拷贝成复制品。信息作为自由流动的复制品在互联网中留下烙印并快速流动，从而实现了信息的无处不在性及便捷性。随着计算时代的推进，我们跨越了“桌面”和“页面”时代，进入了“流”时代。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是速度为王。人们的思维已经被要求越来越高的实时模式所填充，快速流动的信息在实时中运转良好。信息的自由快速流动引发了教育领域专家学者的思考。当过度关注实时效应、弱化信息质量时，我们将如何保证教育的高质量和科学性？换言之，在教育领域中任何层次的学习主体在遇到大量类似于免费教育的信息流时，会面临选择的矛盾性，一方面因为能够便利地获得大量的相关教育信息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又为这些信息的质量和可用性担忧。这样，在信息的流动性触发信息的便捷性的同时，教育实践又更进一步追求教育信息的灵动性，以确保教育信息的质量和科学性。

第二，信息的共享。当一场席卷全球的信息浪潮将每个个体都无时无刻地连接在一起时，一种信息时代特有的共享模式正在悄然兴起。知识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共享和过程共享等这些利于共享的版权许可协议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它鼓励人们准许他人合法地使用和改进自己的各种信息，而无需额外的许可。共享使得信息、知识和技术等突破了国界并进而引发了共享走向共建的发展趋势，比如维基百科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信息共享是一种社会化活动，是一群拥有生产资源的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且不计酬劳，乐于让他人享用自己成果的活动。它像是一种态度、一类技术与一些工具，可以推进形成协作、共进、聚合、协调和灵活的机构及其他各种各样新兴的社会合作形式。信息共享呈现了其天然的开放性，开放性促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但同时在信息共建的过程中，信息的可靠性又被提出来，需要进一步去考证，尤其教育领域对于各种教育信息的参考要始终保持谨慎、严苛的态度。教育界要深刻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信息共享性的作用，让共享为自发合作和组织协作创造真正有利的条件。

第三，信息的互动。信息时代的信息互动体现了信息的多重交互性，超出了传统的时空相隔状态下互动的范畴——传统的互动仅仅停留在文本、语音和视频等单线条的交互层面上。信息时代的信息互动，更多是让用户感受到一种难以动摇的现场感。通过信息互动，用户希望感受整个身体的全面参与感和身心的自由感，需要体验与他人在虚拟现实中的互动模式并增强对他人物质世界的“现实”感。在这种互动中，技术自然成为我们的第二层皮肤。信息的全面互动带给教育领域新的启发，即是否可以将虚拟现实的信息技术完全应用于教育领域，让学习者、教育者、研究者甚至决策者都能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模拟课堂，并在课程结束后还能够反复观看、反复体验与反复操作？如果这些技术在教育领域确实能够实现，那么基于这些技术的信息化教与学的互动体验肯定会比传统教学互动体验好。另外，通过技术设置，我们完全可以虚拟地走进他人的课堂教学中，亲身感受他人的教学情境，参与教学过程。这种学习并不仅仅是观摩，而是深入的多重交互。通过这种交互，我们能够增长见识，提升感知和认知水平，能够在教育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各种教育方法的应用。这种现实感的交互带给学习主体的是真切的师生交互、同伴交互，体验的是自己身处真实情境的感受，带着这种体验进入自己的现实课堂，犹如情境重现，自己对现实的把控也相对自如了。而这种体验本身，正是循证理念所倡导的直接证据。

第四，信息的过滤。目前可供学习者参加的课程、学习的知识和娱乐的方式等已经膨胀到了天文数字的级别。在人们有限的生命中，没有人能够把每个选择的潜在影响都逐个审视一遍。因此，面对庞大的信息网络，稀缺的人类注意力渴望信息被筛选、过滤，以精准的状态为自身所用。人们曾采取过诸多过滤方法，比如通过父母、权威人士和老师将不好的信息挡在门外，通过查看头版新闻、品牌效应和搜索引擎等过滤其他信息。亚马逊、推特和当当等推荐引擎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过滤方式，它们通过用户以往的检索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并预测用户的行为，以此为基础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这种过滤方式虽然为人们找到合适的信息资源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但同时也触发了“过滤器泡沫”，即用户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旋涡，从而对任何与其个人标准存在细微差别的其他信息都视而不见，即使用户可能原本会喜欢它。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过适”，它会使用户思维僵化。所以人们渴望能够摆脱“过滤器泡沫”的更为科学的协同过滤器，即能够在数据库中自动设置有关个人选择领域的可视化图谱，通过自身的需求与期待作微调整而摆脱“过滤器泡沫”。信息过滤能够创造个性化行为路径，这一特性与教育期待实现教学与学习的个性化目标相一致。当人们给予学习者完全个性化的信息架构，并使其在这个架构中能够与他人构建联系，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完全释放。

第五，信息的追踪。采用科学方法实现信息追踪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身的信息应用状况，也能够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和学习质量。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实现信息追踪的软硬件，比如行车记录仪、飞机黑匣子、手机位置、通话记录、街道摄像头、智能家居、信用卡、人脸识别和浏览器等等，它们都为人们在某一特殊情境下提取所需的数据提供了追踪依据。这些被量化、数字化并可追踪的信息，有些呈现了个人特征，有些反映了公众信息。无论哪一种，它们都为人们快速准确地查找到某个特定事件的信息创造了可能。这些累积的信息不仅能够为人们提高个人生活质量提供信息依据，更能为科学研究提供详实的数据。虽然针对每个个体的自我量化追踪信息相当于N=1的试验，这种试验的初步意义可能更多体现在自我成长方面，但是长时间积累，并将全网络所有的N=1试验整合，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将是任何一个科学试验都难以获取的。因此信息追踪实现了科学研究质量的提升。信息追踪机制可大量应用于教育领域。每个学习者、研究者、教育者和决策者都是被试，当越来越多的被试参与，被试的实践过程在追踪中被自动记录为“日志流”，进而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研究方案、教育方案及决策方案。这些方案不仅便于被试自我监测，而且更有助于形成长期记录的大量N=1的试验结果整合，继而生成新的教育研究证据。这种随机、长期、无干预形成的客观证据，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教育中的各种问题。

信息的流转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其流动性促使教育追求灵活性，其共享性和互动性促使教育追求融合性，其过滤性和追踪性促使教育追求个性化。无论信息流转促使教育追求什么，从循证的视角分析，其本质上都是在追求和构建教育证据，以使教育及其研究更加科学、严谨，从而使科学化教育真正成为现实。

四 教育学的早期探索

（一）教育学学科分化

从社会学科的学科分化过程大致可以演绎出教育学的学科分化历程。教育学的学科分化过程，必然导致循证教育学的出现。

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科萌芽期，主要特征是教育学还没有从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中分化为独立的学科；第二阶段为学科初步形成期，主要特征是教育学成为一门原始状态的独立学科；第三阶段为学科发展期，教育学在整体和局部上都向着科学化方向发展；第四阶段为学科现代化期，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教育学进一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变化，教育学在逐渐累积和包容中形成了大教育学，同时在不断拓展和精细化中发展了许多二级学科。教育学不断分化出的二级学科都得到了较好的独立发展，但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交叉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导致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对发展缓慢且互相不能借鉴指导，从而阻碍了教育学的整体发展。教育固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更凸显出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且不说教育学同其他学科联手研究教育问题，单就教育学内部各二级学科而言，它们之间如果能够有效地开展合作与交流，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必然会产生一些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在指导教学实践方面也一定会更具优势和可靠性。因此，在学科分化中寻求教育精细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学科交叉中寻求教育交互性和可靠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将教育学发扬光大。

（二）时代精神的启发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顺应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进而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可以归结为教育的生态适应性。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对教育有特定的需求，也导致了具有时代性的不同教育选择。

在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人们选择了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教育形式，我们可以称其为古代教育。这是一种小规模、小受众选择的教育组织形式（如私塾），它只能满足部分人的教育需求。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之间交通不畅，信息闭塞，进而导致信息不对称，即“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产生了对知识的信服以及对知识拥有者的崇拜，知识的价值被看重。这时“社会教育着眼于培养具有智慧的领导者，所以传授的所谓知识倾向于文化传承和思想改造”^[11]。这种教育其实是文化驯服的工具。这时的教育为特权阶层服务，是较早期的精英教育。这种教育的支撑点有三个：一是重视教师的权威性，强调师道尊严；二是经典获得推崇，强调主流教育；三是科举制度奠定了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上述三点，为教育的基本形态奠定了基础，使得人们清楚了教育的基本构成，即谁来教、教什么和如何评价的问题。

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教育形式，我们称其为现代教育。与工业化大发展、现代城市的迅速崛起相适应，现代教育以培养科研创新人才及大量掌握基本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产业工人为目标。这时的教育必然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主要关注教育的规模效益和人才培养效率。于是，现代教育出现了教学分科、班级授课制及教学的量化评价等。教学注重统一内容和统一标准，教学形式主要采用讲授法，人才评价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考试领导教学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典型特征。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由教师的“教”主导学生的“学”，强调“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因此教师“如何教”的问题成为教学中需要经常反复思考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也是寄希望于培养优秀的教师以扭转教育局面，但是教育的基本形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各种知识开始爆炸性增长，知识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或信息社会，教育形式也必然会因此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其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称其为未来教育。当今社会新知识呈几何级递增，单纯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充分满足一个人长期工作的岗位需要，每一个人在工作中只能选择持续学习，即终身学习。为了适应这种学习环境和社会需要，教育也注定要改变既有的知识传播型教学形式，探索形成新的教学形式，为人们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在这种新的教学形式中，教育者和学习者都面临着一个庞大无比的教育信息和资源的海洋，教师的权威性将受到挑战，教育者仅凭旧的教学经验及惯常的思维习惯进行知识传播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走到学习者当中去，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情境下快速找到相互支持的支点，从而避免在海量的信息中迷失方向。因此，在知识经济社会或信息社会，学校教育的重点就应该从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向以学生的“学”为中心，教学的重点应该指向学生学习的态度、习惯和方法等。从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以及当前及未来教育来看，我们必须关注教育实践者（包括学生、教师甚至教育决策者）怎么学的问题。

今天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及能动性。为此，教师要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以适应变化多端的教学情境，这就需要有可以依赖的有效教学证据来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于是，教师就会主动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去寻求相关实践证据，久而久之，循证思想也就在教育研究实践中传播开来了。

（三）循证理念的渗透

循证医学出现后，“基于证据进行实践”的理念迅速成为一股思潮，在各门学科的实践领域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循证实践运动。它像是在平静水面上投下的一块巨石，首先在循证医学的中心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整个医学领域，形成了循证心血管病学、循证护理学、循证外科学、循证内科学和循证儿科学等多个分支循证医学学科。然后，这种循证实践运动迅速向周边扩散，形成了循证心理治疗、循证社会服务等学科，并最终向整个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全面推进，形成了循证教育学、循证管理学、循证图书馆学、循证经济学及法循证学等多门新兴学科。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科学化提供了依据和方向，而这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科学化提供了场域。

循证理念及实践之所以能够渗透进教育学，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教师与医生所进行的实践决策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其二，教师和医生的决策对象都是人；其三，教育学如医学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分裂的问题；其四，随着科技进步，人们获得教育资源的方式更加便捷但质量堪忧；其五，如何整合教育资源以使教育研究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2]从古至今，教育的变革有传承、有蜕变、有减缩、有增长，却始终在努力跟随并同时指引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而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知识的需求已经从“谁来教？教什么？”转变为“如何求真？如何传承？如何创新”，即未来教育切实关心的是如何学习的问题。所以，除了要端正态度、修养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更具价值的学习方法。对此，循证理念和方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它不仅为相关教育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教学实践创造了可能性，更为教育者在激发学习者求知欲、提升学习者判断力、锻造学习者对复杂环境的掌控能力等方面开拓了全新的路径。

循证医学的核心要素是最佳证据、医生的临床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病人的价值观，依照该要素可以罗列出循证教育的核心要素：最佳证据、教师的专业智慧、信息素养、教学经验及学习者的价值观。对比分析各核心要素的异同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循证理念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效应。循证医学的最佳证据指的是可以被验证的、可重复的、精确的诊断性研究成果，它能为诊疗、治疗、康复及预防等措施提供有效性和安全性，而循证教育的最佳证据则是基于特定教育实践干预效果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为教育者提供指导方略，为学习者实现深度学习提供可靠支撑；循证医学的医生临床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医生的基本素养，能够判断患者的状况、诊断个体风险、证据干预和经验干预可能带来的利弊以及患者及家属的价值观和期望，而循证教育的教师专业知识、信息素养和教学经验则是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通过观察、体验、反思和测验等方式能够判断不同情境中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的状况、不同教学方法的利弊、学习者的价值观和期望以及教育的集体智慧等；循证医学中病人的价值观是指医生要在临床决策中综合考虑每个患者的独特偏好、关注点和期望，让患者理解医生决策的目标，而循证教育中学习者的价值观则是指教师在教学决策中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共性和个性、学习者的家庭情况、所处的教育环境、家长和学习者的价值观等，让学习者充分了解教师的教学目标和自身必备的先前知识储备。综上，循证教育学无论是在理念、方法还是核心要素方面，都可以借鉴循证医学，也就是说，循证医学奠定了循证理念和方法在教育领域的科学实践之路。

（四）循证教育学的产生

循证教育学的产生是社会学科分化的结果，是教育学学科分化的结果，是循证医学助推的结果，是信息流转的必然结果，更是信息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循证教育学（Evidence-Based Education，简称EBE）始于循证医学，是循证实践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对教育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确实比医学要大，影响教育的因素更多，教育规律也更具体化，因此，教育学和医学的历史命运是不同的。在美国开始医疗改革，医生处在风口浪尖饱受质疑时，教师此时还受到民众大度的宽容。但是，当医学领域的实践被循证化以后，人们对教师的期望值就史无前例地升高了，教育改革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官方的议事日程。1996年剑桥大学教授哈格里夫斯（D.Hargreaves）在一次教师培训机构进行演讲时提到了循证教育学的理论。他认为“教师与医生在进行实践决策时，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循证医学诞生之后，医生在决策时会遵循严格的科学证据，而教师却仍然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经验”^[13]。他还认为教育领域的实践也应该严格地遵循研究证据，让孩子最大限度地受到更好的教育。人们世世代代所持有的“让孩子们接受最为科学、有效的教育”理念从理想逐渐向实践方向推移。

对循证教育学的概念阐释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牛津大学的戴维斯（P.Davies）。他指出，“正如循证医学指的是‘将个体的临床专业经验与来自外部系统研究中可以获得的最佳证据相结合’，循证教育指的是将个体教与学的专业知识与来自外部系统研究中可以获得的最佳证据结合起来。循证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双向互动的过程，即将个体的经验判断与可以获得的证据结合起来，从而拓展个体的经验和判断；研究与获得证据，探讨与验证教师、学生和学习共同体中其他人士的专业经验”^[14]。

在循证教育学中最重要的是专业智慧和实验证据。没有专业智慧，教育就不能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不能把握教育的目标，无法完成学习指导；缺乏研究证据，教育者就不能科学地进行教育决策，不能形成有效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