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循证社会科学（Evidence-based Social Science）是循证医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而成的一个新型交叉学科，主要基于最佳证据、运用循证方法来揭示和阐释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律性问题。从相关文献来看，循证社会科学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循证实践运动发展而产生的，21世纪以来逐渐受到关注并在国际上得到较快发展。目前，循证社会科学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新的学科交叉研究领域。

循证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某种必然的趋势，也蕴含着深层次的驱动因素。

一是循证医学发展的科学影响。自1992年加拿大学者Gordon Guyatt等在JAMA发表Evidence-based Medicine：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标志着循证医学正式诞生以来，循证医学“基于问题的研究，遵循证据的决策，关注实践的后果，后效评价、止于至善”的理念和“有证查证用证，无证创证用证”的方法已广受科学界及社会认可。借鉴循证医学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在社会科学领域通过最佳证据的生产、传播、转化和应用，进而促进科学决策和循证实践，更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可以说，循证医学奠定了循证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循证实践运动助推了循证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结果。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信息、生命和材料等众多领域知识汇聚融合的新特点，在此大背景下，人类在解决经济、社会等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越来越多地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需要在不同学科间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此过程中，学科之间知识不断相互交叉、融合，科学研究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向“交叉学科”的范式转变趋势，我们已经进入了交叉科学时代。循证医学独特的视角、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和跨学科合作的创新模式对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心理学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即制订了相关心理学实践的原则、手册、指南与标准，在学校心理学、心理咨询、家庭治疗与行为分析甚至各种社会服务或社区服务等领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球的循证实践运动（Evdience-based practice movement，EBPM），推动着循证的思想、理念与方法交叉发展，并渗透到了传统的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循证社会科学在不断深化的交叉融合中迎来了一次次发展机会。

三是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革新。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计算机不仅能实现模拟仿真，还能进行分析总结和理论阐释，这一变化让数据模型构建、定量分析方法及利用计算机来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第三科研范式——计算机科学有了丰富的可以计算的数据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数据密集范式从第三范式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科学研究范式——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环境下，科学研究实现了由传统的假设驱动向基于科学数据进行探索的科学方法转变，由大数据组成的科学数据成了科学家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佳证据选择，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革新为循证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保障及应用驱动。

四是社会重大问题的治理需要。循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决策、政府治理和智库研究中受到重视并推广应用。1999年，英国布莱尔（Blair）政府公布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Modernizing Government），提出“本届政府要更好地利用证据和研究的方法来制定政策，更多地专注于能产生长期影响的政策”。200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Rudd）指出“循证决策是改革政府的核心”。2016年3月18日，美国第114届国会通过了成立“循证决策委员会”的法案[H.R.1831（114th）：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mmission Act of 2016]，以确保联邦政府在制定每年为社会服务提供1.6万亿美金的资助政策和干预措施时基于证据，同时评估联邦计划和税收支出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循证社会科学已在社会治理、政府建设等领域得到一定的应用，循证社会科学的价值在实践层面得到了挖掘和彰显。

在我国，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教育学、法学、社会工作、管理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从业者、决策者和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循证科学决策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证据较少，涉及领域比较局限，而且也没有支持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平台。此外，人们对大数据时代获取、生产、评价和转化利用社会科学领域证据的方法知之甚少。所以，开展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探索和厘清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证据、应用和平台等问题，填补当前我国循证社会科学发展的诸多空白，推动循证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惠及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实践，显而易见是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部分学者及国家相关机构也已经意识到了发展循证社会科学的价值所在，并开展了相应的自觉行动。2019年5月30日，国家科技部组织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循证科学的形成发展与学科交融”（第S49次学术讨论会），就是国家在循证科学研究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和发展引领的标志。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之一。成立于2005年的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一直重视将循证的理念和方法推广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领域，以推动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于2008年、2010年和2014年分别邀请国际循证社会科学权威学术机构Campbell协作网时任主席Haluk Soydan教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Iris Chi教授来兰州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开展培训工作。2010年1月，派出博士研究生拜争刚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师从Haluk Soydan教授学习；2010年12月中心开始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合作推出“卫生系统证据”数据库中文版，并联合培养循证卫生决策管理方向的研究生；2014年中心与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发“中国儿童及老年健康证据转化数据库”。同时，组织团队对Campbell协作网及Campbell系统评价进行学习研究；2016年，在兰州大学的立项支持下组建了由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工作、公共卫生和医学等学科研究人员组成的循证社会科学研究团队，开展循证方法学的培训和学术研究；2017年派出博士研究生王小琴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师从Campbell协作网主席Jeremy Grimshaw教授研修学习；2017年12月，兰州大学正式成立“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将“循证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扬帆起航的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原创导向、交叉融合、开放合作、超前发展”为指导原则，充分发挥兰州大学循证医学学科的人才优势和方法学优势，整合国内外及学校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优质资源，瞄准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及空白点进行探索研究及应用。2018年编著出版国内第一本《循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截至目前已连续举办7期“循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培训班，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区的近百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千名学员参加培训。“循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生学科前沿交叉课程”得到兰州大学立项支持。研究中心主办2018、2019循证科学与知识转化论坛，邀请国际循证医学创始人、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麦克马斯特大学Gordon Guyatt教授，加拿大循证卫生决策研究中心John N.Lavis教授、Campbell协作网执行总裁White Howard教授、Campbell Library总主编Vivian A.Welch教授等学者来兰州大学讲学，分别与国际Campbell协作网、加拿大循证卫生决策研究中心、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就循证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2018年，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入选CTTI（中国智库索引）。2019年12月，中心申报的《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项目编号：19ZDA142）。此外，中心成员还承担了有关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的横、纵向课题十余项。

站在已有的发展和研究起点上，兰州大学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将目光瞄准了更为广阔的理论和实践领域拓展上，组织相关专家完成《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丛书》以适应和回应循证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丛书包括胡晓玲、柳春艳的《循证教育学概论》，魏丽莉、斯丽娟的《循证经济学概论》，刘光华的《法循证学概论》，王学军的《循证管理学概论》，李秀霞的《循证卫生管理研究方法与实践》，杨克虎的《Meta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刘勐、袁陇珍的《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以及《中国循证社会科学发展年报》等10余部著作。期待《循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确立循证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探索循证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国路径，推动中国循证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奠定我国在国际循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发挥相应的作用。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甘肃省科技厅、甘肃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以及兰州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社科处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的支持和资助，得到了许多领导和专家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杨克虎

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