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
内陆省际毗连区城市是“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内地城市若干相同的特征，同时也有着与内地城市明显不同的特性，如边防性、军事性、民族性等，其城市复合特征更为突出”。[9]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内陆边疆城市历史研究比较少，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历史文献记载相对较少，资料不易收集等原因外，也与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障碍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些地区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一般内地学者多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故而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推进。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研究地域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即大多数中国城市史研究者所考察的对象是以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城市为主，而有关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史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城市研究则更少，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城市史研究亦是如此。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兴起以来，经三代学人近40年的不懈努力，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从中心城市、中东部区域城市转向中小城市（镇）、西部区域城市，拓展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范域。在这一学术研究背景下，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史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现将国内外关于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学术界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问题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城市研究以来，国内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其主要侧重于城市发展的阶段、动力机制、水平、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城乡关系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
1.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历史考察。关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海外学者最早以“冲击—反应”模式[10]来阐释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国内早期研究者亦多持此观点。[11]稍后有学者提出“内外合力”论。[12]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学者持“多元动力机制”论，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是“多元因素”推动的结果。[13]随着动力机制研究与区域城市史研究的日益结合，学术界根据“多元动力机制”理论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开发、交通、人口（移民、民族）等不同的角度，阐释了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尤中、吴荣臻、吴曙光、伍新福等学者从民族史的角度在其著作中列专章分别介绍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城市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问题，讨论了国家介入和外来移民对于本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14]陈征平以边疆少数民族内地化为楔入点具体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近代以来的内地化发展的各个层面，突出了国家政权力量在推进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交通、贸易、工矿企业、民族关系等内地化进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15]潘志成则从法律的角度探讨了国家是如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社会与地域控制的，并总结了国家在法律层面保障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16]袁翔珠、黄国信、潘志成、石伶亚、石小川、萧蒙等学者亦从法律层面具体探讨了国家法律在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建设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17]张园园、吴晓美具体探讨了政府在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经济建设和商业城镇的发展中所发挥的推动力问题。[18]张捷夫、李世瑜、林建增、罗康隆、王缨、马国君、余宏模、方铁、张中奎等学者通过研究清代改土归流等具体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国家政治推力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与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历史作用。[19]潘洪钢、郭松义、伍新福等学者以清代“屯政”为视角具体考察了国家施行的“屯政”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社会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影响。[20]谭必友以“近代重构”为着力点系统论述了湘西民族社区形态、宗教信仰、社区管理等民族事务在外力影响下的演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检讨了本区域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经验。[21]吴曦云、伍孝成、赵月耀、暨爱民等学者则以“边墙”和湘西城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家“边政”政策对湘西城镇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22]张应强、马国君、曹端波、朱晴晴、张新民等学者从外地商人开展的木材贸易层面考察了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对本地区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23]石邦彦从军事、商业、手工业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国家、外来工商业者对清代湘西城市建置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24]古永继、张应强、曹端波、赵树冈等学者还从人口学的角度具体考察了清代以来移民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与社会发展变迁的作用以及族群认同变化、人口互动等问题。[25]这些研究从国家、外来人口等外部推力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它们对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却较少深入研究城市的内在推动力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
2.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阶段与水平的探讨。学术界在开展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史研究的过程中，对包括本区域在内的西南地区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学术界认为自清代以来至近代的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大体可分为“三阶段”或“四阶段”。其中李旭以1840年、1936年为断将本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分为传统城市发展的高潮、城市的半殖民化和近代化发展、抗战时期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三个阶段。[26]谢本书则从近代化视角分析，认为本区域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城市的继续发展时期、城市近代化的起步、城市近代化的继续发展和城市近代化快速发展时期。[27]其他学者大多持“三阶段说”“四阶段说”的城市发展分期的观点。
关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水平问题，研究者从城市与市镇数量、城市发展空间与体系、城市人口化率、经济、市场化、文教、交通等不同侧面进行了初步研究。焦书乾、张衢、吴晓美等人从城市起源、发展、数量变化的角度分别探讨了贵州、广西、湘西、鄂西南等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水平问题。[28]熊理然、曹军、张富杰、王肇磊等学者以城市体系的发展演变为出发点分区域具体考察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体系的发展与变迁问题，从侧面进一步分析了清代以来本区域城市的发展水平。[29]李中清在其专著《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中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主要治所的建置与分布，国家与社会在地区开发时所采取的原则和政策，深入研究了交通、移民（人口）、粮食生产与分配、矿产采掘等经济要素的发展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考察了此期城市化的水平。[30]范松根据贵州省古代城市建筑、街区、城垣等遗址的分布、规模，分析了黔东、黔南地区明代至清前期黔中城镇的发展状况与水平，并总结了本区域城市发展的特点。[31]石忆邵、万红、曹端波、张晓燕、暨爱民、陈新立等学者在考察中国集贸市场和集市贸易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过程中，具体分析了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集贸市场的发展与分布、市场体系等问题，为学术界研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窗口。[32]张中奎通过考察集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初步分析了清代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农村市场、商业城镇市场和区域中心市场的层次关系，认为清水江、都柳江沿岸的码头城市以厅、堡为中心构建了联系较为紧密的市场网络体系，得出了本区域城镇经济还很落后的结论。[33]宫玉松在探讨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时，初步分析了城市发展水平受近代化因素影响的结果，得出了近代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人口数量有一定的提高，城市规模、职能发生了一些近代化变化的结论。[34]朱圣钟、吴宏岐具体考察了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了清代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地区城市的数量变化、城市分布与城市规模变迁等问题，认为政治、经济、人口和民族等制约因素是造成鄂西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35]黄瓴、暨爱民、魏铭静、陈晨、曾思思等学人以文教为视域研究了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文教事业发展水平，并分析了本区域城市文教事业欠发达的多种制约因素。[36]何罗娜、汤芸则以《百苗图》为研究对象，为我们展现了清代以来湘黔苗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活动等历史图景，并初步探讨了当时本区域城市发展水平和社会基础等。[37]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初步揭示了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的发展水平，即自17世纪中叶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水平虽有提高，但因历史、地理、经济、人口、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发展较为缓慢。其城市发展水平不仅远低于中国中东部地区，也低于近邻四川盆地和滇中地区。
3.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考察。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是学术界考察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学术界试图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38]和探析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39]，来解读近代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历程，[40]认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一直处于双重畸形的状态，最终制约了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问题，学术界亦有初步的研究成果。曹国成通过对当代湘西苗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湖南其他区域以及全国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湘西苗族地区经济和区域现代化发展缓慢的历史原因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1]刘鹤通过检视抗战时期湘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具体分析了湘西城市社会、经济、文教等在内迁人口和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湘西这两大动力的推动下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全面透视了抗战对湘西城市现代化的影响。[42]龙先琼从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历史变迁问题入手，结合史实详细阐述了近代湘西的开发与治理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近代化变迁的历史情况，揭示了在“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下湘西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43]王礼刚考察了贵州城市化的民族因素，对黔东北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44]王昌论述了抗战时期湘西在内迁学校的推动下文教事业发展的状况，指出外来院校对湘西城市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5]熬以深以航运开发为切入点分析了乌江流域黔东北人口的变迁及其城镇的兴起与工商业发展和文化融合的具体情况，具体考察了贵州乌江流域黔东北城镇在社会发展近代化变迁的推动下的历史轨迹及其取得的发展成就。[46]其他学者亦从不同的视角分别研究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镇）化和城市现代化问题。[47]
4.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分析。城乡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有学者认为在传统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既密切联系、统一，又相对孤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48]体现出“城市乡村化”的特质。[49]后随着中国城市近代化大门的开启，城乡关系的“单向流动”开始逐步向“双向流动”过渡，城市在政治经济剥削乡村的过程中，又增加了对抗性和联系性。[50]城乡在加强联系的同时又加大了彼此间的差距和对立，最终延缓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51]城市、乡村的发展彼此背离，进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52]对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乡关系来说，隗瀛涛、田永秀研究了近代以来渝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通过论述近代四川（含今渝东南地区）城乡关系的变化，指出由于本地区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还十分有限，加之广大农村地区自然经济解体缓慢且水平低下，使乡村日益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桎梏，极大地阻碍了本地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53]王笛通过考察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体系，认为包括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在内的长江上游地区受地理环境的封闭和落后的生产水平所限，使这一地区相对独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体系和市场结构，并从市场角度论述了本区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54]李良品以贵州民族地区集市发展为切入点，具体考察了在国家、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体的共同作用下，集市所扮演的城市与乡村经济联系的中介角色，并分析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地区商业习俗的形成及其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55]杨安华则考察了清代湘西山区经济的开发问题，从利与弊的层面论述了清代湘西经济开发对湘西城市与乡村的影响。[56]柴焕波从文化的角度讨论了武陵山区古代文化与文明模式在城市与乡村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地域差异性和相互影响等问题。[57]此外，李大旗、王承尧、肖良武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域审视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城乡关系。[58]
5.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城市历史地理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其研究内容涉及城市的起源、类型、分布、内部空间布局等层面。随着清代以来西南地区的开发，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历史地理在当时就引起了政府和社会较为广泛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日渐深入，[59]学术界亦开展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历史地理的探讨。除《西南通史》《四川通史》《贵州通史》等通史对本省际毗连区相关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情况作过一般性的叙述外，[60]一些学者还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有针对性地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的历史地理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究。蓝勇在《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方志史料，系统分析了明清时期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镇经济状况、城市行政等级、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并以此为切入点具体考察了明清时期本区域城镇的地理空间格局及其变化。[61]焦书乾则考察了我国中南、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的历史演变进程，具体研究了云、贵、湘西、鄂西以及广西、西藏等地区467座民族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地理分布与演变的情况。[62]张勇在其专著中较全面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产生背景、内容、特点及变化，并探讨了西南民族区域地理观的历史演变规律。[63]陆韧、凌永忠对湘黔毗连区“十厅”的地理范围、民族与社会、“十厅”建置以及清政府对“十厅”的政区地理要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64]罗康隆、白林文、邰建文等学者则对黔东、黔南“六厅”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以及改土归流后“六厅”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65]田荆贵还具体考察了湘西吉首、泸溪、大庸、桑植、龙山、保靖、永顺、花垣、古丈、凤凰等城市发展的历史沿革问题。[66]谭必友以乾隆、道光、光绪本《凤凰厅志》为资料来源探析了凤凰厅城在19世纪的历史发展变迁的过程和具体情形。[67]朱圣钟、宋祖顺则以土家族地区商业发展的环境为切入点，对土家族聚居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探讨了清代以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土家族聚居区城镇商业地理的发展与演变问题。[68]此外，熊晓辉、张轲风、林月辉、王肇磊、杨胜勇、赵树冈、邵侃等学者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历史沿革与历史文化、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民族区域市场的起源和历史形成、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等诸问题。[69]
除上述研究领域外，游建西、林芊、李斌、王肇磊、敖以深、何磊等学者还据其研究主旨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近代“苗人”社会、民族发展变迁对城市的影响、城市疫政、城市发展特点、城市交通、城市兴衰机制等领域分别进行了有益的探索。[70]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宽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研究的领域。
（二）国外学者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与社会的历史考察
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及其城市发展问题因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早在19世纪就有一批西方汉学学者和东方学研究者开始运用近代民族学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进行了考察，并记录或研究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部分城市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类别与差异等问题。在早期的考察、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是从近代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的角度开展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民族的调查，并撰写了一定数量的考察报告，如《对中国苗子部落的访问》[71]《在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72]《中国西部的苗族和其他部落》[73]等。这些考察、研究报告和游记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各民族的族群特征与差异、社会生活习俗、语言、生产活动、文化等都展开了初步的探讨、研究。同时，西方学者还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翻译，并带到了西方社会，如《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74]。德国汉学家诺孟（C.W.Neumann）亦于1837年将记载79种苗人的中文稿本译成了德文。[75]这些调查、研究报告和游记以及翻译的汉文文献资料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清代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镇发展的问题，并成为了世界苗学研究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76]这不仅扩大了19世纪西方学术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的视域，而且还为20世纪西方和日本学术界的“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1900年以降，西方和日本学术界以及相关机构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调查、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并不断深入。例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于20世纪初深入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对域内各民族进行了详细的人类学考察，并撰写了对中外“苗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苗族调查报告》[77]。伊东忠太亦在1903年对贵州镇远等城市进行了实地调查。[78]神田正雄则通过对四川、湖南、广西三省区的考察编写了《四川省综览》《湖南省综览》和《广西省综览》，详细记录了四川、湖南、广西毗连区苗族、瑶族等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以及区域内工商业和市场、重要产业、交通、财政、金融、部分城市和名胜古迹等内容。[79]城谷武男则创设《湘西杂志》以专门探讨湘西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历史沿革等诸问题，向日本学术界和社会较系统地介绍了湘西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80]此外，白鸟芳郎、谷口房男、长谷川清、村井信幸、古岛琴子等日本学者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民族史、土司制度、民族文化、神话传说、经济开发等领域进行了探讨。[81]除近代日本学术界的考察研究外，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日本政府和军部借日本东亚同文会之手，在20世纪上半叶组织学生在湖南、贵州、湖北、四川、广西省省际毗连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并编纂了《中国省别全志》（湖北卷、湖南卷、四川卷、贵州卷、广西卷等）。[82]内容涵盖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沿革、人口与民族、气候、资源、民俗、政治、经济、城市（人口、经济组织、规模、市政设施等）、交通、商业贸易、金融、工矿业、农业和主要物产、度量衡等。这在窃取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地理信息等国家情报，便利其经济掠夺的同时，也为日本学者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进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日本学者薄井由根据东亚同文书院的实地调查报告和旅行记录，具体研究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的地理环境以及工业、商业、社会、政治、文化、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83]欧美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美国学者肯特·克勒克·史密斯以清雍正时期鄂尔泰治理西南为历史线索，具体考察了清政府在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所采取的政策是如何促进本区域城镇的建置、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一统化发展等具体情形。[84]戴英聪亦具体探讨了在清代国家一统政策之下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客观评价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和社会的巨大影响。[85]纪若诚以西南民族地区各族群和各种政治军事力量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清代“新辟”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强调了清政府在强化西南边疆省份的政策是成功的，也正是这些区域开发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镇的发展。[86]美国学者斯金纳尔则在对清代城市及人口做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结论。[87]美国学者赫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r）还专门研究了记载民族影像的《百苗图》。[88]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探讨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镇和社会、文化等诸问题，但因囿于视野，兹不赘言。
上述研究对本课题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然综合而论，还有一些遗憾。
首先是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前述成果虽然从各个角度对本地区城市发展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但在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上还很缺乏。大多数成果都是以施坚雅的“中国传统城市发展模式”[89]及其影响下中国内地学术界形成的“以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有共同联系和特色的地区的城市体系、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区域城市发展道路、“‘古今’—‘中外’—‘城乡关系’”三个维度等理论为指导的。[90]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但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基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并且能够解释本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这需要学术界在研究中不断积累并凝华出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理论。
其次是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问题的综合性研究不足。17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和汉族移民迁居西部地区，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的城市日益发展，其城市数量、规模、形态、发展水平均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抗战时期。学术界也对这一时期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存在着研究地域上偏重于湘西、研究时段侧重于抗战时期等问题，从而造成了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研究综合性不足的问题。
再次是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的研究视域和研究内容较狭窄，碎片化趋向突出。虽然学术界对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史进行了较多的专题性研究，且集中于“改土归流”“屯政”“边墙”“族群及族群关系”“文化教育”“人物”“苗例”“社会变迁”等问题，但却较少以城市史研究的范式为指导展开某些领域的系统考察，基本属于碎片化研究，更遑论整体性考察了。
另外，关于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功能结构、水平、规模体系、现代化转型、社会变迁等核心问题，还尚待学术界进一步深入发掘、研究。上述问题的解决，以城市史研究为范式来对湘黔鄂渝桂省际毗连区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