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借鉴

一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一）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且在对美国直接投资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该理论将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别独立开来，为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美国经济学家Hymer（1960）运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垄断理论分析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Hymer认为应该摒弃传统国际资本移动理论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而应该基于不完全竞争的视角来研究国际投资问题。不完全竞争是一种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寡头垄断。国际市场具有产品市场不完全、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不完全和管理能力不完全四种不完全形态，且这四种不完全形态主要表现为产品、要素、规模和管理方面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恰好是导致美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同时，基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特征，跨国企业又存在技术、资本、规模经济、组织管理优势、对原材料供应和销售渠道的垄断优势等。换言之，从生产过程来看，跨国企业可以依靠其技术、资本和管理等优势，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挤占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从产品市场来看，跨国企业能够依靠其完善的营销渠道进入东道国市场销售其产品，并通过其垄断地位，进行差异化产品定价，从而获得超额利润。随后， Kingdleberger、Johnson和Caves等众多学者对垄断优势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并对后续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普遍认为跨国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某些垄断优势，其具体表现为：一是投资者拥有某些特定优势，借此能够改变其在东道国投资的不利局面；二是不健全的买方市场能够延续这些特定优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正是因为这些优势的存在而产生。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率先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产品类似生物，具有生命周期，其主要包括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且跨国企业会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对经营战略进行动态调整。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技术不成熟和市场规模较小，需要大量的生产和销售渠道建设投入，产品一般放在本国生产和国内市场销售，而对国外其他类似的市场则以少量的出口来满足。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国外市场需求逐渐上升，企业开始大批量生产产品并扩大出口规模。同时，由于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市场上也涌现出大量替代品，创始国企业的技术垄断优势逐渐被弱化。此时，企业为了有效降低成本并维持自身的特定优势，便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在有类似需求的发达国家（地区）投资厂房、设备等，以节约生产成本和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在产品标准化阶段，由于向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所获取的利润逐渐减少，且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日益凸显，跨国企业更倾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的产品不但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还可以返销至母国市场以及其他海外市场。该理论既阐释了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原因，又剖析了生产地迁徙的过程。严兵（2005）则进一步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而且发展路径主要由技术创始国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特定优势所决定，这种优势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源泉之一。

（三）内部化优势理论

内部化优势理论最早由英国学者Buckley和Casson（1976）提出，并经Rugman等学者不断丰富和发展。该理论以科斯定理为基础，主要研究通过在企业内部建立市场和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来克服因为市场不完整所导致的供给需求难以正常交换的问题。具体来讲，跨国企业能够通过内化效应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有效减少生产成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质上是企业以所有权的控制和管理的扩张为基础，企业的内部管理替代了外部市场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跨国企业采取内部化决策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某个行业所具有的特定因素，包括该行业生产产品的性质和行业的规模；二是东道国的地理区位、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因素等；三是东道国其他特定因素，即东道国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健全的组织结构等。若企业将决策权交由某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层，这样实行市场内部化的决策将更有利于沟通交流。同时，相较外部市场而言，企业内部化具有如下优势：第一，当买卖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且高昂的交易成本造成交易无法完成时，跨国企业能够通过在东道国新办企业或跨国并购等方式，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第二，如果交易的条件具有不确定性，那么通过海外投资，控股东道国企业，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并构建稳固的交易条件。第三，跨国企业内部化交易可以尽量减少因东道国政府可能采取利率和税收等外部干预而对跨国企业造成的损失。第四，内部化交易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实行偏离市场的定价，并借此转移利润或合理避税。总之，内部化优势理论一致认为特定的知识和技术是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核心，也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该前提条件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内部化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由于知识和产品方面的内部化，可以帮助跨国企业集中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使其得到更多的溢出成为可能。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学者Dunning（1977）综合了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并引入区位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焦点在于使用较为折衷的办法来阐释跨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业务的行为，且认为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所有权优势，即相较其他企业而言，跨国企业自身具有特定优势或者其国外子公司所具备的优势。二是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在规避谈判成本、政府干预造成的不确定性、控制市场流通途径等诸多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三是区位优势，即相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东道国具有市场潜力、劳动成本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跨国企业应按照自身的特征选择适合的生产经营方式。

（五）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也称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教授Kojima于1978年首次提出来的。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主要描绘的是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其主体一般是母国具备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而且该模式强调利用海外投资来维持其优势地位。然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逐渐打破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并逐渐从美国独大演变为美国、欧盟和日本齐头并进的世界经济格局。基于上述背景，日本学者认为传统的美国式海外投资理论不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根据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而是一个国家的产业；也不是跨国企业自身，而是投资地的企业或市场。同时，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母国的边际产业（本国已经处于或将处于比较优势且对于投资地而言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进行，这样可以使投资双方受益。对于投资国来说，利用这种海外投资方式可以将边际产业转移至海外，使母国能够集中精力和财力来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这样不但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还能够为东道国的产品提供较为广阔的市场，方便其出口。对于东道国来说，部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以及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此外，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不仅不会导致贸易形式的消失，反而还有利于促进贸易的协调发展以及投资双方在国际分工中得到好处。

二 知识技术溢出相关理论

（一）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且内生的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驱动经济增长。Arrow（1962）提出了“干中学”理论，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技术溢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Romer（1986）基于“干中学”理论，将知识纳入生产函数并建立了知识溢出模型。Lucas（1988）和Stokey（1988）则进一步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实现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并未直接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但该理论中的“干中学”、知识溢出等重要思想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知识溢出理论

知识溢出理论最早由Marshall在1890年研究产业集聚与知识溢出之间关系时所提出，并经过Arrow（1962）、Jacobs（1969）、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众多学者的丰富和完善。该理论认为知识可细分为显性和隐性知识。其中，前者在溢出范围方面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且在知识结构中的比例可能作用于本地企业的学习效率。而后者在知识的传递和吸收方面均存在一定难度，且其与企业特定的环境和传递方式密切相关，如果条件发生一定变化，其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唐兰，2015）。另外，知识溢出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且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与地理距离、知识的特征和接受方的主观吸收愿望及其吸收能力、效率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溢出的主要渠道包括知识公开、人员流动和产品流动等，其中人员流动属于隐性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尽管知识溢出理论主要研究了知识在行业内、行业间溢出的传导机制和渠道，且未对内外资部门加以区分，但知识的溢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技术溢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仍存在很多共同之处，因而该理论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一）环境技术理论

一般而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投入一定要素，会得到一定产出。但实际上，产出成果中不但包含了合意产出（“好”产出或期望产出），还包括了非合意产出（“坏”产出或非期望产出，如污染排放物等）。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诉求越发强烈，且日益重视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更进一步来讲，在整个经济生产过程中，人们除了关注合意产出水平的提升之外，还日益重视降低环境污染等非合意产出水平，这种把非合意产出引入传统经济生产活动的技术可表述为环境生产技术（Fare et al.,1989）。为了有效提升环境生产效率，通常需要在要素投入相同前提下，尽量减少非合意产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强化污染减排技术的研发力度以及采用新的治污设备，这将有利于减少对生产合意产出的投入，也契合人们有效改进生产活动的愿望（Fare et al.,2007）。根据Fare等（2007）定义的环境技术函数，利用产出集合方式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环境技术可模型化为：

式（2.1）中，P表示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系统。在该系统中， 表示投入要素对应的向量，表示合意产出对应的向量，表示非合意产出对应的向量；μ表示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如果表示规模报酬可变（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VRS），如果μ≥0且消除权重之和等于1的约束条件，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同时，该生产可能性集合还具有凸集闭集、联合弱可处置性、零结合性、合意产出和投入的强可处置性等重要特征。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随着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飞速发展，资源匮乏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逐步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对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达成共识。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向联合国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同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确立并通过了该理念，并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本书认为其核心内涵在于“可持续”和“发展”，其目标在于追求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其宗旨在于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既不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又可以保证资源和环境持续地润泽后代子孙，并使整个社会更好地延展下去。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经济发展不可或缺，但环境保护同等重要，可持续发展恰好能够解决二者的协调发展问题。因为可持续发展强调“可持续”与“发展”的统一性，倡导协调、共同、公平、高效和多维发展等新的发展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GDP崇拜”的发展理念，并将发展的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有机统一体中（马大来，2015）。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还提倡以经济高效化作为手段来实现地区节能减排，并提高地区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减少资源消耗，促进经济发展从低效率向高效率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最大化。当区域经济效率提升之后，不但有利于区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会为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奠定一定的技术和资金基础。

总而言之，可持续发展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实现区域经济、资源和环境最高程度的协调统一，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以往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向“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型转变，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经济学理论

环境问题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伴随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逐渐产生的，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经济活动需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相关资源，其攫取强度若超过了环境承载力和再生能力，容易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活动也会排放一定污染物，若未经相应处理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不但会超越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还会打破全球的自我平衡性。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逐渐重视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环境经济学便应运而生。环境经济学是一门融合了环境科学和经济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其研究宗旨在于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运用经济学相关工具来解决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稀缺性的经济测度。资源稀缺性的经济定价方式主要包括资源产品价格、资源开发费用和开发成本等，而资源稀缺性的解决途径包括技术进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运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以及强化制度安排等。二是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理论。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可能造成市场失灵，并引致资源配置浪费的现象，因而环境经济学多聚焦于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研究。该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包括明晰产权、征收环境税（庇古税）等，而且通过这些途径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问题。三是经济效率理论。该理论主张经济帕累托最优。四是价值评估法。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利用一定技术手段，按照一定标准来定量分析环境资产所蕴含的物品或服务的价值。这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准确了解经济活动所付出的成本以及获取的收益，还有利于人们的综合决策。五是意愿调查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采用问卷和个人调查方式，直接获知人们对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保护愿意支付的最高货币价格。六是费用效益分析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明确项目的费用、效益以及项目未来的费用和效益的贴现值，然后比较分析贴现后的费用与收益，并研判项目的实际可行性，最后综合评估项目的社会经济可行性（马大来，2015）。

当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重要的环境经济学术议题之一，且备受学术界关注。环境经济学不但为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还为人们认识区域环境问题发生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分析工具，从而有利于探寻合理的途径来妥善解决目前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绿色增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