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才子汪藻

《宋史》将汪藻划归了《文苑》人物列传，与北宋的梅尧臣、黄庭坚、秦观以及南宋的周邦彦等家喻户晓的名家并列在一起。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他（汪藻）早年蒙江西派的徐俯、洪炎等人的赏识，据说还向徐俯请教过‘作诗法门’，他中年以后写信给韩驹说愿意拜他为老师，可是从他的作品看来，主要是受苏轼的影响。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苏轼的儿子苏过以外，像孙觌、叶梦得等不卷入江西派的风气里而倾向于苏轼的名家，寥寥可数，汪藻是其中最出色的。”

钱先生选了汪藻三首诗，其中《春日》诗云：“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将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湿，破梦午鸡啼一声。”这首诗语言浅显，通俗易懂，但他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别人不易捕捉的春日胜景，加上清词丽句，信手拈来，物我欣然，妙趣横生，汪藻一诗成名。

汪藻（1079—1154），字彦章，饶州德兴（今江西上饶德兴）人，崇宁二年（1103）进士，初任婺州观察推官、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等职。宋徽宗曾作《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纷纷凑趣，和诗雪片般飞向皇帝的案头，在那堆积如山的和诗中，唯汪藻的诗出类拔萃，引得宋徽宗赞不绝口。当时，与婺州相邻的徽州才子胡伸也很有名，故朝野有“江左二宝，胡伸汪藻”之说。

汪藻虽然才华在当时屈指可数，但在宋徽宗一代，他却始终在小官末吏的职位上徘徊，未得重用，究其原因，与当朝宰相王黼有关。汪藻与王黼太学同学，又同室，因王黼外表帅气，才学一般，汪藻曾戏称他“花木瓜”，讥笑他外表好看，其实无用。汪藻的比喻虽然有损人之嫌，倒也与《宋史》对王黼的评价“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不谋而合。人家给自己取如此不雅的外号，王黼当然不乐意，所以，汪藻一句玩笑，让王黼记住了一辈子，也记恨了一辈子。后来，王黼因善于迎合蔡京和宋徽宗当上了宰相，手握干部升降之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仇来报，不仅处处压制汪藻，有一次汪藻贬官，王黼甚至刻意将他贬至宣州（今安徽宣城）。为何？原来宣州以产花木瓜著称。

汪藻不单诗才出众，写制书的才华更是当世一绝。所谓制书，就是代替皇帝说话的文书，也即诏书。两宋期间的皇帝，特别讲究诏书的准确、生动和优美，而诏书拟得好的翰林学士或知制诰，常常暴得大名。例如，宋真宗时代的知制诰杨亿就曾以诏书拟得好而受到士大夫的热烈追捧，寇准被宋真宗提拔为宰相，杨亿起草诏书，其中“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异常精彩，一时洛阳纸贵，寇准也特别高兴，惊叹“正得我胸中事”。

两宋三百余年间，公认诏书拟得最好的人就是汪藻。诏书在作用上是传达皇帝的命令，在体裁上大都是骈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也称“四六文”。汪藻因其诏书作得好，也被认为是两宋最重要的骈文作家。陈寅恪在《寒柳堂集·论再生缘》中说：“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他认为，六朝第一骈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宋朝第一骈文是汪藻的《皇太后告天下人书》（又称《隆裕太后告天下手书》）。当时，宋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去，隆裕太后命康王即位，让汪藻起草诏书，昭告天下。汪藻此文篇幅虽不甚长，但内容丰富，文气贯通，尤其“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一句，用典贴切、对仗工整、文采斐然、感情深沉，被当时及后世广为传诵。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在战乱中登基，随后被金军追剿，东躲西藏，惶惶似丧家之犬。在这多事之秋，措置国家大事的诏书频频发往各地，对起草诏书的速度和质量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当时，汪藻任翰林学士，这一时期宋高宗的诏书，大都出自他之手，“属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宋史·汪藻传》）。宋高宗还曾在自己用过的白团扇上，挥笔写下“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字赠予汪藻，表彰他的诏书拟得好。

汪藻不但才华卓绝，还洁身自好，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宋徽宗时代，宦官梁师成因善于逢迎而深得宋徽宗宠幸，身兼数职，官至检校太傅，百官任免升降，他可随意处之，权力比宰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人称为“隐相”。梁师成一手遮天，那些文官武将纷纷拜倒其门下，极尽攀附之能事。有个武官叫吴可，着实无才，梁师成在他的“糖衣炮弹”下，竟然高度评价吴可“能诗”，引为亲信。当时，汪藻正因得罪了王黼而仕途不畅，梁师成知道汪藻有才，也想拉拢，他让吴可向汪藻转达自己的意思说：“你汪藻是有才华的人，我早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来见我，我可设法提拔你到皇上身边出任翰林学士之类的文学侍从官。”

对于一个仕途落魄的士大夫来说，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可汪藻并未去拜见梁师成。同僚奇怪地问他：“我们登‘隐相’之门，如同登天，他召你都不去，这是为什么呢？”汪藻呵呵一笑说：“让我与吴可辈为伍吗？”对此不屑一顾。不过，他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可能没说，那就是：“让我与梁师成辈为伍吗？”头巾气重，爱惜自己的羽毛，这就是才子汪藻的人格与品性。

汪藻生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卒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朝。他二十四岁中进士，青年时期在基层任小官，又受王黼压制，颇不得志。中年以后，经历“靖康之难”，金人南侵，北宋灭亡，频遭战乱之苦。南宋建立后，他虽然曾经任过兵部侍郎、翰林学士之类的高官，备受皇帝青睐，但也只是仕途上的昙花一现。宋朝的那些文官武将，似乎从没一个意见统一的时候，总是吵吵闹闹，争权斗气，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更是如此，加上汪藻头巾气重，不能屈从与苟且，因此经常遭到同僚弹劾，在仕途上沉浮不定。后来，又有同僚以他曾攀附蔡京、王黼为由弹劾他，以致“夺职居永州，累赦不宥”，从此投闲置散，再未进入权力核心，最后抑郁而终。

在南宋高宗时弹劾汪藻攀附北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王黼，这理由倒十分荒唐可笑。不说曾受尽了王黼公报私仇的鸟气，就是与他无仇的一品宰相蔡京，他这七品芝麻官，怎么能攀附得上人家呢？他在宋徽宗一朝始终未能显赫就是明证。不过，相对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大痛，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覆亡和中华文明所受的洗劫与摧残，汪藻个人这点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