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思想之域

1962年10月15日，从约翰·肯尼迪上床入眠到第二天起床的短短几个小时里，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变。

总统入眠时，在古巴岛距离美国海岸线仅145千米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了正在建设中的苏联中程及远程核导弹基地。正如肯尼迪在几天后对震惊的美国民众所说的：“其中的每一颗导弹都能袭击华盛顿特区、巴拿马海峡、卡纳维拉尔角、墨西哥城，或是美国东南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域的任何一个城市。”

这个事件，我们现在称为“古巴导弹危机”，或简称为“十三日事件”。在肯尼迪收到第一份简报时，他满脑子只能想到惨重的代价：美苏之间的最初几场交战，便可能造成多达7000万人丧命。但这只是预估，没有人真正知道核战争到底有多可怕。

肯尼迪能够确定的是，他所面对的是美国与苏联持续已久的冷战中一次前所未有的升级。无论造成这次升级的原因是什么，无论一场恶战看似多么无可避免，担子已然落在了他的肩上。无论如何，他不能允许事态进一步恶化，因为这场战争或许意味着地球生命的毁灭。

肯尼迪是一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年轻总统，被一位强势而厌恶失败的父亲带大，家人则开玩笑地将“别暴躁，去报复”这句话奉为家训。不难想象，对于毫无管理和领导经验的肯尼迪而言，任期的前一年半过得并不顺利。

1961年4月，肯尼迪进攻古巴和在猪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企图失败，他为此失尽颜面。短短几个月后，在维也纳的一系列会议中，他又在外交上输给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肯尼迪后来称，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时期”）。赫鲁晓夫察觉到了他的对手的政治弱点，可能也了解到肯尼迪因艾迪生病和二战中留下的背伤导致常年身体虚弱，因此，他一次次地对肯尼迪撒谎，说在古巴部署的所有武器都只是出于防御目的。

也就是说，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像每一位领导者都会在任期的某个时间点遇到的难题一样，在肯尼迪面前，在复杂的个人和政治环境之中，摆着一个艰难的考验。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赫鲁晓夫为何要这样做？他真实的盘算是什么？他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尼迪的顾问怎么看待此事？肯尼迪本人又有哪些选择？他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他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吗？

他的答案，主宰着千百万人的生命。

肯尼迪的顾问很快就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必须调动全美的军事储备，将古巴导弹基地摧毁。每浪费一秒，都是在用美国的安全和声誉冒险。在对导弹基地进行突然袭击之后，美军必须全面入侵古巴。他们表示，鉴于苏联和古巴的所作所为，这一行动不但理由充分，而且是肯尼迪的唯一选择。

他们的逻辑似乎直指根源，大快人心：暴力一定要用暴力来对抗。以牙还牙，天经地义。

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事实证明这些顾问的逻辑是错误的，也没有人能站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地球人全都已经魂归西天了。

初任总统时，肯尼迪在中央情报局的压力下支持了猪湾事件，但这次他竟提出了反对意见，让每个人都始料未及。不久前，他刚刚读了芭芭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在这本书中，过分自信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贸然参战的形象，深深刻在了肯尼迪的脑海中。一旦开战，战火便难以扑灭。肯尼迪希望大家都能慢下来，深入思考摆在面前的问题。

其实，这才是领导者和决策人的第一要务。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跟着感觉走”或是紧紧抓住对事物的第一印象不放。不，我们要有足够强大的意志，抵制那些过于简单直接、因而几乎必错无疑的想法。因为，如果连领导者都不能花时间对大局有个清晰的掌握，那么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连领导者都不能把问题考虑透彻，那么民众还能指望谁呢？

从肯尼迪在危机期间手写的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了一种近似冥想的方法。他在无数纸页上写下“导弹，导弹，导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或是“领导人，领导人，领导人”等字样。在其中一页上，我们能够看出他并不想固执己见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共识，共识，共识，共识，共识，共识。”在一次会议中使用的黄色信笺上，肯尼迪画了两艘帆船，靠想象他深爱的大海来平复情绪。最后，仿佛是提醒自己认清唯一的重点，他在白宫信笺上写下了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坚决要求撤出导弹。”

或许就在肯尼迪与顾问坐在一起往纸上涂涂写写时，他忽然想起了自己读过的另一本书中的一段文字，那是战略学家李德·哈特的一部关于核战战略的著作。几年前，肯尼迪曾经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为哈特的书写过一篇书评，他在其中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成了肯尼迪在导弹危机期间的座右铭。他曾这样对他的顾问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到底想要获得什么利益？这是他真正想要寻找答案的问题：“苏联人如此布局，一定有什么重要的原因。”正如肯尼迪的顾问兼传记作者小亚瑟·施莱辛格所写的：“肯尼迪总统懂得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困难，因此他能认识到，从克里姆林宫的视角出发，这个世界看起来是多么危险。”

这种理解力帮助肯尼迪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险挑衅做出了巧妙的回应，也让他预料到苏联会如何处理他的回应。

肯尼迪意识到，赫鲁晓夫之所以将导弹设在古巴，是因为他确信肯尼迪软弱无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人觉得自己的处境非常有利。他发现，只有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国家才会冒此风险。这个认知，是他与团队（名为“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后得出的，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他开始制订一套行动计划。

很显然，在所有的选项中，军事袭击是最不可挽回的一项（在肯尼迪的顾问看来，这一选项也不一定有效）。肯尼迪想：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有多少士兵会在入侵行动中牺牲？虽说初衷是为了解除核危机，但对于大国入侵小国的举动，世界各国又会有何反应？为了保全面子和保护古巴岛上的士兵，苏联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这些问题，让肯尼迪做出了封锁古巴的决策。对于这一较为平和的选择，将近一半的顾问都表示了反对，但他之所以偏爱这一措施，就是因为这保留了他的选择权。

另外，这场封锁也体现了肯尼迪常说的一句话中的智慧：“将时间用作工具。”这不仅让两国都有机会评估这场危机的风险，也让赫鲁晓夫有机会重新审视他认为肯尼迪软弱无能的偏见。

事后，肯尼迪也因这个决策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为什么要对苏联提出挑战？这些导弹为什么这么重要？美国不也对着苏联架设了许多导弹吗？肯尼迪对这些质疑并非充耳不闻，但就像他在10月22日对美国民众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一味地退让是不可取的：

这个结论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肯尼迪得出结论时的淡定。虽然当时的情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无论是听磁带、读文本，还是看当时拍下的照片，我们都能感受到大家是多么团结且坦诚——没有人争吵反对，没有人大声呵斥，也没有人相互指责（即使遇到紧张的情形，肯尼迪也会付之一笑）。肯尼迪没有用“我执”来左右讨论，同时也不允许任何人对自我的执念压倒别人的声音。意识到顾问因他在场而无法畅所欲言时，他便离开房间，好让顾问们自由讨论，集思广益。肯尼迪超越了党派和竞争对手之间的界限，他坦诚咨询了在世的三位前总统，并邀请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参加高级机密会议，与他平起平坐。

在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肯尼迪会在白宫玫瑰园中独处（事后，他还特地感谢了园丁在危机时期所做的重要贡献）。他会进行长距离游泳，一方面整理思路，一方面思考问题。他会坐在总统办公室里为他特别定制的摇椅中，沐浴着从开阔的窗口射进来的阳光缓解背痛，以免业已笼罩华盛顿和墨西哥的（冷战）浓雾因他的身体疾病而显得更加厚重。

在一张照片上，肯尼迪背对着房间墙壁，向前躬身，两个拳头抵在那张数百万投票人选择供他使用的大桌子上。这是一个双肩承载着整个世界命运的男人。一场核武器大国蓄意挑起的突发危机挑战着他的耐心，评论家则在质疑他的勇气。他要考虑政治因素，也要考虑个人利益，他所承受的重压已经超出了任何人在同一时间所能承受的极限。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打乱他的阵脚，也不会混淆他的判断，或让他不敢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是整个屋子里最镇定的人。

肯尼迪需要保持这种状态，因为，做出封锁的决定，仅仅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宣布将古巴周围800千米作为封锁区（他将此区域巧妙命名为“隔离带”，以淡化这场封锁中较为具有挑衅意味的因素）并强制执行。此举受到了苏联的激烈指责，也遭到了联合国的抗议。国会领导人表达了他们的质疑。十万名士兵在佛罗里达待命，以备不测。

除此之外，实际的挑衅行为也开始出现：一艘苏联邮轮进逼隔离线，数艘苏联潜艇浮出水面，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飞行员丧命。

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两个国家之间，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僵局。具体的情况，要比任何人所知的更加岌岌可危——之前人们以为只是进行了部分组装的苏联导弹，现在已经组装完毕，随时可以发射。即使这些信息当时并不为人知，但人们仍能察觉到时局危于累卵。

肯尼迪会不会意气用事呢？他会犹豫吗？会被击垮吗？

不。他不会。

“让我担心的并不是第一步的军事行动，”这话肯尼迪既是在对顾问说，也是在对自己说，“而是双方逐渐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之所以没继续走到第六步，是因为对手已经被干掉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正在往一条极其危险的路上走。”

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留出了喘息和思考的空间，而由此产生的回报，也来得很及时。10月26日，危机发生的第十一天，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他觉得两个人正在拔河，而绳子的中间就是战争的结。拉扯得越使劲，解开绳结就越困难，最终，他们只能用剑来砍断这条绳子。然后，赫鲁晓夫又提供了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这个比喻在地缘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同样适用）：“如果人们不拿出政治家的智慧，最终大家会像瞎眼的鼹鼠一样撞在一起，接下来，相互残杀便一触即发了。”

忽然之间，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戛然而止。苏联人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堪一击，挑战美国决心的试验也以失败告终，于是便发出了协商和解的信号——他们愿意将导弹撤出。舰艇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肯尼迪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他保证，美国将不入侵古巴，给苏联及其盟军一次获胜的机会。他还私下告诉苏联人，愿意撤出美国架设在土耳其的导弹，但为了不给人留下他在压力下放弃盟军的印象，他需要过几个月再采取行动。

利用清晰的思路、智慧、耐心，以及在一场牵扯多重势力且一点即燃的复杂冲突中寻找根源的敏锐洞察力，肯尼迪让地球免遭核武器带来的灭顶之灾。

我们可以说，至少在这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肯尼迪已经达到了中国古典名著《道德经》中所阐述的“清净”状态。在面临核战危机时，他“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按照道家的观点，肯尼迪让自己大脑中浑浊的“水”静止了下来，以便透过它看到真相。作为一名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皇帝也曾经勇敢面对过数不清的危机和挑战，借用他所勾勒出的画面，我们可以说，肯尼迪“如一块被浪花不断拍打的岩石般纹丝不动，连狂怒的大海也在它四周沉静下来”。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候遇到需要应对的危机，其代价或许不会这么高，但对我们而言仍然事关重大。一家处在破产边缘的企业，一场硝烟四起的离婚，一次关乎事业前途的决定，一个整个大局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刻——这些情况，需要我们调动所有心力。如果你想要准确出招，拿出最好的表现，那么感情用事或被动回应——也就是没有考虑成熟的回应，是换不来好结果的。

因此我们需要的，就是肯尼迪所利用的至静力——他的沉着、开明、同理心，以及能抓住真正重点的洞察力。

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必须做到：

若想取得成功，顺利应对生活中的诸多危机，我们必须培养思维的至静力。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非常重要。

肯尼迪在导弹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并不是与苏联针锋相对，他也没有用更先进的武器威胁对方，相反，他用冷静而理性的领导风范，压倒了鲁莽而轻率的呼声。这场危机得以解决，正是由于肯尼迪及其团队的冷静思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特质也在美国频频派上用场。这件事让我们学到的不是蛮力，而是冷静的强大力量，是在自信与谦虚、远见与当下、同理心与不可动摇的信念、忍耐与坚韧、安静独处与集思广益之间自如切换。

如果更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美好吗？你自己的生活将会更幸福吗？

像林肯一样，肯尼迪也并非生来智慧。在中学时，他是一个叛逆的捣蛋鬼，在大学的大部分时间和议员任期内，他也只是个“半吊子”。他内心有自己的魔鬼，也没少犯错。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这种努力你也有能力做到——他克服了这些缺点，培养出一种沉着冷静的特质，并因此在那让人提心吊胆的十三天里获益匪浅。这种努力涉及的范畴不多，却几乎被所有人忽视。

接下来，我们就将重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如何掌控我们在本节所说的“思想之域”。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处理好这个领域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