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少”的真谛

和埃兹拉用乐高积木搭一座桥，我突然间灵光乍现，一下子领悟到了“少”的真谛。由于桥体两端的桥塔高度不一，桥没法架上去，我便转身抓了一块积木，想加到矮一点的桥塔上面。但是，当我转过身时却发现，3岁的埃兹拉正从高一点的桥塔上拆下一块积木。面对高低不一的积木桥塔，我首先想到的是增加矮塔的高度，而看到埃兹拉的做法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要搭建一座平稳的桥，降低较高桥塔的高度更快捷，也更高效。

自从当上教授之后，我一直试图把对“少”的兴趣由单纯的思考转变为可行的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研究了建筑物和城市如何减少能源消耗，从而降低引起气候变化的废气排放量；我研究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研究了它们的使用者和设计师。后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设计师身上，发现设计师往往会寻求心理捷径，即使这些捷径无法带来最理想的结果。这些捷径包括：锚定不相干数字，不假思索地接受默认选择，以及设计时被其他样板左右。然而，我仍然无法从建筑物和城市的研究中展开对“少”本身的探索。

埃兹拉搭积木的方法，使我对设计的思考转到了更为基础的层面。那就是在我家客厅里，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场景，这个场景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积木来改变。当埃兹拉做出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时，我才意识到，“少”其实是一种最终状态，达到这一状态靠的正是减法。

埃兹拉的积木桥不仅使我的研究重点从“少”转移到了减法，还给我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法来分享和检验我的这一发现。于是，我便随身携带着埃兹拉的桥塔模型，找学生进行实验，看他们究竟会像埃兹拉那样减少积木，还是像我那样增加积木。结果，所有的学生都增加了积木。

我还与其他教授分享了这座乐高积木桥，其中一位是加布朗埃勒·亚当斯。她教授公共政策与心理学，我和她同时任职于弗吉尼亚大学。我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有机会能和研究预设环境之外的人类行为学者共事，而亚当斯在职场政治、伦理过失、致歉与原谅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过研究成果，这恰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她过去的辉煌成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她现在得一边应付多余的新员工入职培训，一边照顾夜哭的宝宝，这让我深表同情。于是，我开始劝说她和我一起工作。

我试着把自己对“少”的兴趣和亚当斯的研究联系起来：赶走差劲职员可以改善职场政治环境。我还试着把“简单”和亚当斯对环境的关心联系起来：所需材料更少的设计，可以让人类在不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不断的发展。我甚至还把“简单”和流行趋势联系在一起：蒂姆·菲利斯在他的《每周工作4小时》（The 4-Hour Workweek）一书中提到，我们本可以略过那些新员工入职培训。亚当斯每次都会听我把话讲完，但她也不清楚哪个想法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亚当斯不到30岁就被Poets&Quants网站评为“40岁以下最佳教授”。如果做研究没有明确的想法，她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誉的。

恰好这次埃兹拉搭积木的举动（他其实和大人一样，并不太可能会做减法），给我和亚当斯的会面提供了思路。我从书包里拿出乐高积木，摆在亚当斯的桌子上，让她来搭一座桥。

因为她聪明过人，加之我们此前也探讨过“少”的问题，我猜测她可能一眼就能看穿搭桥过程中的玄机。然而，她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一样，也是在矮塔上加了一块积木之后再把桥搭上去。

我兴奋地告诉亚当斯，埃兹拉是拿走一块积木后把桥搭起来的，这让亚当斯恍然大悟。她的反应让我意识到，我们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这一问题，而不需要像我那样在割草机后面踱着步，或者陪孩子玩上几个小时的乐高之后才有所发现。亚当斯问道：“哦，所以你想知道我们是否忽略了减法，却没有想到减法也是改变事物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

乐高、实验室及其他

当亚当斯弄清楚我提出的问题之后，便决定同我一起进行研究。她还说服了另一位研究心理学和公共政策的教授本·康弗斯加入我们的团队。亚当斯明白，我们最终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很少使用减法，所以她想让本的专业知识派上用场——本是人类判断与决策这一基本思维过程领域的专家。

亚当斯给研究生上实验设计的课程。本也喜欢搞实验设计，他与同为心理学教授的搭档亚当斯就是在一次实验设计的研讨会上相识的。

我和许多父母一样，怀疑所有的心理学教授都会对自己的学龄前孩子做延迟满足的棉花糖测试。棉花糖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在最初的测试中，每个孩子会分到一颗棉花糖，并被告知如果他们几分钟后没有吃，就能再得到一颗。一些孩子耐心地等着，另一些孩子则迫不及待地把糖吃了，奖励当然也就泡汤了。对这群孩子的后续研究表明：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得分更高。产生这种联系的原因还不明确，所以，不管你的学龄前孩子有没有立马吃掉棉花糖，都要继续教育他们。你需要知道的一点是，本不仅对自己的孩子做过棉花糖测试，还肯定让他的搭档也跟着做过。所以，这就是你想要的研究人员，准备好大干一场吧。

我和本、亚当斯的首次研究用的也是乐高。我们让研究助理在校园内招募过往行人，然后陪同有意愿的参与者前往工作站。在工作站的小桌上放置着乐高搭建的积木结构，而更多的积木块则散落在一边。积木结构有两个，一个是由8块积木构成的，另一个则是由10块积木构成的，每个结构都安在一个长、宽各为8块积木的平板底座上。参与者可以选择对其中一个结构进行改造和调整。

每名参与者按自己的想法改变积木结构，然后由研究助理来计算增加、移除或移动积木的总数。在改造后的结构中，只有12%的积木块数量有所减少。

或许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仅限于乐高。我们想要搞清楚的是，在其他场景中，是否也会出现这种较少使用减法的情况？如果不是，又会出现怎样一些场景？

在实验中，我们还让参与者改变音符的随机“循环”。增添音符的人数大概是删除音符人数的三倍；我们让参与者修改一篇文章，扩充内容的人数也大致是删减内容人数的三倍；我们还让参与者改变一种含有5种食材的汤的配料，而90名参与者中只有两个人减少了食材种类。

不过，如何确定我们是否制造了不鼓励使用减法的实验场景呢？例如，在我们对写作行为进行研究时，也许最初提供的写作样本本身缺少关键信息，因此必须增添内容。虽然我知道我们并非有意抵触减法，但和心理学家一起工作后，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为确保我们并没有无意识地鼓励参与者使用加法，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方法，即把创建场景的任务外包出去。这次，我们依然用乐高进行实验，而初始结构也是随机搭建完成的。最终，60名参与者中只有一个人减少了积木数量。接下来，我们又让另外的参与者独自搭建初始结构。最终，只有5%的人选择了减少积木数量。同样，在写作实验中，我们为了避免参与其中，让一组参与者自行创作初始文本。这些参与者先对一篇文章进行总结（内容是在一个停车场地下发现了理查德国王的遗骸），完成之后，我们让另一组参与者对总结进行修改。实验结果发现，只有14%的人让总结内容变得更加简短。

无论初始的场景由我们团队创建，还是在随机过程中创建，或是由他人创建，人们都在大肆地做加法。

接下来，我们创建了一个鼓励使用减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参与者需要对一份华盛顿特区一日游的行程进行修改。根据这份行程，游客要在14个小时内不间断地游览白宫、国会山、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美国国家植物园、老邮局、福特剧院；他们还将参观林肯纪念堂、二战纪念碑和越战纪念碑。此外，行程活动还包括参观博物馆、购物以及在五星级酒店享用午餐。不考虑华盛顿的交通状况，景点间的往来时间就将超过两个小时。

参与者可以看到初始行程分为两个阶段：上午8点至下午3点，以及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他们可以在拖放式的界面上，通过重新安排、增加或者减少活动来更改行程。但最后，只有25%的参与者减少了游览项目。

搭桥、写作、烹饪、制定行程——我们的研究表明：加法比减法使用率更高，这一现象非常普遍。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概括，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用加法会比用减法更多一些？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需要设计一个与情景无关的实验，即观察到的所有行为都不能用与该研究相关的东西来解释。我们想要观察人们是如何改变一个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先前并没有任何经验，因而也不会有什么习惯或倾向影响研究结果。这样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在乐高、汤料配方，以及写作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也适用于其他情况。

当本加入我们的团队时，我们还挑选了一名和他一起工作的博士后学生，他叫安迪·黑尔斯，现任密西西比大学教授。在没有研究减法时，他研究的是排斥与可复制性的最佳实践。安迪平日里悠闲自得，但一旦开始设计研究、做研究，或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批评时，他就和打了鸡血的本一样。我真是太幸运了。

在协助我们完成一些早期的研究之后，安迪便成为探索情景无关实验的主力成员。他通过迭代研究构建了6种不同的栅格模式（如图1—1所示），现在，假设你是一名实验参与者，做做这项小测试吧。

你的任务是调整中间黑色线条左右两边的图案，使它们互相对称：将一边的方块拿起来盖在另一边的方块上面，直至两边完全对称重合。要求是调整方块的数量越少越好。

要完成这项任务有两种最佳方案：一种是在左侧加上4块深色方块，另一种是从右侧移除4块深色方块。两种方案都是正确的，而且也都很简单。

即使是在这样没有情景的环境中，参与者也更倾向于增加深色方块。和之前的实验一样，选择做加法的人数要比做减法的多得多，只有20%的参与者使用减法来改变网格图案。

安迪的栅格实验证明：仅用习惯无法解释所有增加方块的行为。同样，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喜欢而增加更多的东西。人们如果认为较大积木结构中的一块或者汤里的西红柿具有内在价值，便不会将它们去除，即使去除之后能优化积木结构、改善汤的口味。但计算机屏幕上的方块没有内在价值，我们不能说在网格上做加法是因为人们喜欢这些电子方块。

安迪的栅格实验也让我们认识到，人们选择加法并不是因为加法比减法更省力。对于乐高，拆下一块积木可能比加上一块更困难一些；对于汤料，食谱虽然就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但参与者可能还是会想，在现实中把西红柿从其他食材中分离出来会有多麻烦。然而在网格上，无论是把深色方块变成白色方块，还是把白色方块变成深色方块，参与者都只需点一下鼠标或触摸一下屏幕便可完成操作。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做加法和做减法在脑力上存在的差异，但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做加法而不是减法，这从体力上似乎无法解释。

当我向其他研究人员展示这一发现时，经常会有人指出，在安迪的网格中减少深色方块的参与者可能认为自己是在提高亮度；选择拿走积木块的人其实认为自己是在扩大空间；而从食材中除去西红柿的人也是在增加汤的美味。这个问题确实很棘手，于是，我们又借助常识和公认的多与少的概念，开始收集新的证据。

了解人们想法的一个途径便是询问。完成栅格任务后，我们让参与者谈谈改变栅格的方法。“我增加方块是让两边对称”“我减少方块是让两边对称”，这些回答证明了参与者认为增加就是增加，减少就是减少。

这样，实验的证据就更加充分了。

研究需要精心设计，这样做的优点在于，研究中的发现不仅适用于研究本身，还可应用于更多的场景，尤其当多项研究发现同一个问题时更是如此。我不禁想到我们的发现可能产生的结果。

我向本分析道，我们的实验结果有一个有效的解释，那就是：如果减法和加法一样有用，但减法又不如加法用得频繁，那么减法便具有未开发的潜力。人们常常忽略这种改变事物的基本方法，而这种忽略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旧金山拆除高速公路进展不顺，家里常常被搞得一团糟，日程安排经常被打乱，头脑总是一片混乱。

但是，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本提醒我：“我们需要从觉得人们忽略了减法，转变为确信人们忽略了减法。”

研究需要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以避免过早得出类似“我们确信”这样的结论。本的脑子里就有许许多多的疑问。研究也需要信心，研究人员要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在信心方面，我们得到了外界的认可，虽然这其中也不乏敦促我们的声音。本在西雅图的一个决策制定和评判会议上，展示了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虽然不知道他和别人具体谈论了些什么，但他回来后更加自信了，称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展示了我们的发现，并借此机会求教于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并征询了她的意见。她首先评价道：“非常棒。”然后，她又说道：“这是个很不错的哲学问题。”她的话与本所说的如出一辙，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对我而言，能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哲学问题，真是再好不过了。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之后，我最喜欢与各种各样的人展开讨论，探讨如何将它应用到人们关心的事物上面。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回答。好吧，我们做减法是不如做加法频繁，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但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知道了原因就可以让我们搞清楚，一味地增加是否会让我们错失某些东西？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去追求简单，而不是复杂？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对于我们研究中的发现有一种解释一直困扰着我：也许人们主观上认为减法就是不如加法。人们也许就是喜欢堆更多的积木，喜欢更长的文章，以及深色方块更多的网格。如果添加食材的人喜欢口味更复杂的汤，如果还要往行程中加一座博物馆的人就是喜欢紧凑的安排，那他们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或许他们并不喜欢最终的结果，他们只是喜欢做加法。我们选择加法，或许是因为我们更喜欢自己制作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宜家效应”。选择加法，或许是因为删减东西就意味着要承认之前添加的属于沉没成本；或许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某个事物存在，那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或许是因为失去比收获更令人不安。当然，摒弃错误理论，拆除一条碍眼的高速公路，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也没有失去什么，但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读到的那样，人们很容易把减少当成一种损失。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如果我们在加法和减法中选择了加法，那么这个“有趣的现象”就未必是一个问题；但假如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减法，那就说明我们对可能性缺乏全面的认识，也势必会造成错误和疏漏。

人们总喜欢做加法

我们团队需要把“觉得人们忽略了减法”转变为“确信人们忽略了减法”。人们选择紧凑的行程安排，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他们根本没想到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宽松一些？

在本参加的决策制定和评估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可及性的问题。我觉得，心理可及性与埃兹拉的玩具柜所具有的物体可及性类似：书和美术用品放置在与他视线齐平的架子上，而拳击手套和弹弓则放置在更高的架子上。对埃兹拉的玩具柜而言，可及性影响了他玩不同玩具的频率。同样，可及性也会影响我们运用各种想法的频率。

可及性能提高心理效率。相比于20年前用过的一个想法，我们昨天刚用过的想法在今天会更有效。我们将两个想法都储存在大脑中，但我们却更容易想起昨天的想法。可及性有时也会误导我们。我们可能低估了坐车的风险，而高估了坐飞机的风险，因为空难事故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也更容易出现在脑海中。这样一来，更容易出现的想法让我们选择了更危险的出行方式。

无论是去探望爷爷奶奶，还是改变安迪的栅格模式，我们做出某种行为时，大脑都不会是一片空白。可以肯定的是，改变情景的方式取决于我们有意识地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取决于哪种想法最方便快捷地跃入脑海。正如埃兹拉更有可能去拿与他视线齐平的书，我们也更有可能采用最容易想到的方法。不管是参会的专家还是坐在自己餐桌前的本，他们都有这样一种猜测，即我们之所以会忽略减法，是因为我们要做出改变时更容易想到的是加法。

对这样一个猜测，我们可以进行验证。

如果加法比减法更容易想到，我们假设了三种可以消除这种差异的方法：

引导更深层次心理探索的方法就是不断重复，使思维超越第一个跃入脑海的想法。为了验证这一方法，我们再次采用了安迪的栅格模式进行实验。如果我们让参与者用多种方法改变网格，结果会怎样呢？他们最终是否会想到减少深色方格，并且做出这种选择吗？

在这一实验中，我们让参与者先练习三次，再完成“正式”的栅格任务。果然，与练习时相比，参与者在正式测试中更倾向于使用减法。而且与未练习过的参与者相比，练习过的参与者在正式测试中也更倾向于使用减法。一旦人们想到了还有移除方块这一选择之后，他们就更有可能这么做，也更喜欢这么做。更深层次的思考，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寻求减法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也让人们明白他们其实是喜欢减法的。

这项实验和其他类似实验的结果，让我想起了最开始做的关于此项研究的报告。当时我只能说，人们不喜欢拆卸乐高。在报告结束后的讨论中，一位建筑学教授提到他用来帮助学生克服盲点的一个办法，即针对某个问题，要求学生想出5个、10个甚至50个解决方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自己的选择展开充分的思考。这位教授提到的方法无论与减法是否有关，但确实与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

反复思考可以让人们想到用减法解决问题。受此启发，我们将在本书后半部分着重讨论使用减法的技巧。这也使我们团队更加接近“我们确信”的证据，即忽视减法是有害的。我们客观地接受了更差的结果，并不只是因为我们主观上喜欢加法，而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没有想到减法。

我们对可及性的第二个测试是让人们意识到还可以选择减法，而不考虑大脑是如何储存加法和减法的。我们为这些实验设计了一些任务。参与者完成任务后回想起来，会觉得减法的确是最佳选择；如果能想到减法，参与者就应该选择用减法来完成任务。

这个时候，本的儿子也快要过了崇拜超级英雄的阶段。利用他闲置的玩偶和埃兹拉多余的积木，我们做了突击队三明治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让参与者调整一个由乐高构成的、类似三明治的夹层结构，使其足够坚固且高大，从而能够承受突击队玩偶上方砖块的重量（见图1—2）。

每位参与者都拿到了图1—2所示的积木结构，这个结构包含上下两块平行且水平放置的积木板，两块积木板之间由一根柱子相连接，柱子下端宽大，上端仅有一块积木与顶端的乐高积木板相连。我们告诉参与者：“改进这个结构，使其能承受玩偶上方的砖块而不倒塌。”

我们还激励参与者：“成功完成任务者，将获得一美元，每增加一块乐高积木则倒扣十美分。”

来试试吧。

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方法，就是移除柱子较窄处的那块积木，这样，顶端的积木板就可以合在柱子宽大的顶面上，既稳定了结构，又留有足够的空间，避免玩偶被砖块压扁。

移除一块积木是解决问题最快捷的方法，而且只有这样，参与者才能拿到一美元。

然而，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增加积木，而不是减少。这证明做加法也会带来坏处，至少在改变这样一个积木结构的问题上，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

此处积木结构的细节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关注有多少人想到了减法，我们想知道的是，想到减法的人使用减法的比例是否比没有想到的更高。

为了让人们更容易地想到减法，我们会给部分参与者一些隐晦的提示或者线索，暗示减法也是一种选择。如果那些获得线索的人更多地使用了减法，那就说明没有获得线索的人忽视了减法。

实验人员告知全体参与者：“成功完成任务者，将获得一美元，每增加一块积木则倒扣十美分。”同时，通过随机分配可获得线索的参与者会得到以下提示：“移除积木不加钱也不扣钱。”

这一句提示便是线索，也是两组参与者之间唯一的区别。

在没有线索的一组中，41%的参与者减少了积木的数量；而在给出线索的实验组中，减少积木的参与者占61%。获得线索的参与者平均拿到了88美分，金额比未获得线索的参与者高出10%。这一句话的线索简单而微妙，如果没有这句提示，他们的收益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也似乎证实了，没有获得线索的参与者不用减法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选择减法，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用减法。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的结论，我们通过亚当斯设计的实验收集了更多的证据。她可不想一直沉浸在乐高里，于是设计了另外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要把自己想象成迷你高尔夫球场的经理助理。研究者先让参与者看了球场上的一个球洞的图片，然后让他们列出不同的方法，用较少的钱对这个球洞进行改造。提示所有参与者“用较少的钱”其实就是在鼓励他们使用减法。同时，我们设计的迷你高尔夫球洞也为参与者使用减法创造了机会。想要让进洞更具挑战性的参与者可以移除拐角处的防撞垫，这样经过此处的球便可以有一个反弹，而想要让进洞更简单的参与者则可以直接移除沙坑障碍。

与乐高三明治一样，随机分配的一组参与者会收到一条书面提示：“记住，你可以在洞口前增加一些东西，也可以移除一些东西。”

这一提示既可以让他们想到加法，又可以想到减法。结果显示，这条提示让减法的使用率从21%增加至48%，但没有提高加法的使用率。由此我们得知，线索中提示增加东西的那句话是多余的，因为人们的脑子里早就想到了加法，而“可以移除一些东西”的提示才让人们想到了减法。

迷你高尔夫实验还带给我们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改变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大多数时候是为了改善现有状况。比如，苏·比尔曼想要改造旧金山的滨海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想让大家知道，人们是如何管理公共资源的。有时候，改变是为了扰乱甚至破坏现有状况，比如，利奥·鲁滨逊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了研究人们进行破坏性改变时为何也会忽略减法，我们进行了另一个迷你高尔夫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让参与者给对手搞一个友善的恶作剧，即改造对手的球洞，增加对手的击球难度。结果显示，无论改变的目的是让状况“更好”还是“更坏”，有了“既可以使用加法，也可以使用减法”的提示之后，参与者都提高了减法的使用率，但并未提高加法的使用率。这些实验结果意味着，忽视减法不利于我们创建更美好的城市，也阻碍了我们消除种族主义。

现在，我已经确信加法比减法用得更加频繁，有时是根本没有想到还可以用减法。对此，我们错失了很多更好的选择。希望你也能够认同我的这个观点。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迷你高尔夫实验之后，我们团队还需要研究心智带宽可及性的问题。我们的心理处理能力可能同时面临相互冲突的问题，这也是开车需要专心，不能同时与两方对话，以及贫穷和对金钱的忧虑会让我们无法顾及生活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第二章，我们将探讨大脑如何下意识地做减法来保护珍贵的心智带宽。在第八章，我们会学习到该如何有意识地做减法。但在本章中，为了证实心智带宽可及性，我们想改变带宽，然后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理论上说，提高心智带宽本应该让人们更容易想起减法，反之亦然。

不出所料，即使花了数千小时研究人们对减法的忽视，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是提高参与者的带宽。我们考虑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时间。我们是否可以把修改过的指令随机分配给一些参与者，让他们花5分钟考虑一下自己的选择，然后再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呢？但是，这样做也无法确定参与者是否真的用这5分钟来考虑实验选项，而不是其他内容。

如果我们降低带宽又会怎么样呢？人们是否会比平时更难想起减法呢？我们已知一些干预措施会引起认知负荷，从而可以降低带宽。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安迪的一系列栅格模式。对这些栅格而言，减法不仅仅是和加法一样有效的改变方式，如果能想到，它其实远胜于加法。在栅格实验中，参与者的任务是用最少的点击量，让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网格一一对称。这样的对称可以通过增加三块白色方块来实现，但要想做到点击量最少，只有通过减少深色方块才能实现。参与者只有想到了减法，才能做出正确的改变。

在线下实验中，对照组的参与者需要在坐姿自然的情况下完成栅格任务。为了降低其他组参与者的带宽，我们会对其他组的参与者发出一系列指令：“请转动你的头，注意下巴的小幅度转动，你觉得朝哪个方向舒适就朝哪个方向转动。转动的时候动作要平稳、连续，幅度不要太大。请你在完成一整套栅格任务的过程中一直保持这个动作。实验现在开始。”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试试，只要记得在继续阅读之前停下来就好。

在线上实验中，当参与者在改变方块时，我们会发送一串数字到他们的屏幕上，告诉对照组的参与者忽略滚动的数字，而告诉降低带宽组的参与者在出现数字5时按F键。

采用各种栅格模式对1500余名参与者进行测试之后，我们发现，降低带宽会降低减法的使用率。结合线索引导参与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之后，带宽因素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证实了忽略减法的首要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想到减法。

正如那次和亚当斯探讨埃兹拉的积木桥一样，我们探讨带宽实验结果时也陷入了困境。我们一起猜测、讨论、阅读、分析，足足花了数千个小时才得出结论。有些讽刺的是，当时我们在名为“subtract to improve”（以减求变）的共享文件夹里足足建了250余个子文件夹，共1700份文件。安迪最终承认他相信了可及性。本对此表示认同，笑容灿烂地露出了花白胡须下的大白牙。亚当斯在前往加州的旅途中加入了我们的会议，她提醒我们还要着眼于更宏观的图景：我们还得认识到，这种做加法的倾向也意味着容易忽视其他方法。而当我们最终看到减法时，发现减法真的挺好的。

减法被忽略的背后

用乐高积木、迷你高尔夫球洞和安迪的栅格实验来研究减法的好处在于，在这些实验环境中，条件可以得到严格控制。我们可以去除不确定因素，从而排除忽略减法的其他原因。当两组参与者在计算机屏幕上改动栅格模式时，我们可以让两组之间只存在一点差异，那就是让其中一组一边完成任务，一边汇报屏幕上的数字。如果该组参与者想到使用减法的比例更低，那么我们可以确信这是心智带宽降低所致。

现实世界的变化比我们有意设计的实验要复杂得多。一些旧金山居民可能很难想象拆除滨海高速公路会是怎样的情形。但缺乏可及性，想不到使用减法，还不足以提供完整的解释。

可以肯定，我们还要综合心理、文化和经济等各种因素，才能最终解释为什么减法会被忽略，为什么旧金山要花费几十年，经历过一场地震之后，才会拆除那条碍眼的公路。我们团队的发现也催生了各种更高层次的问题。童年时，搭乐高；成年后，往家里添置东西，我们对加法的依赖究竟有多深？遗传因素能否解释这一现象？物质财富和物质匮乏会提高或降低减法的使用率吗？

正如我们接下来即将看到的那样，忽视减法有着深刻且复杂的先天和后天因素。这些因素从蒙昧的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从多个学科和职业领域都可以寻求解释。我们对这些原因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挖掘减法的意义。

无论是搞建筑、烹饪、思考还是写作，我们都忽略了减法；组建公司、安排日程、构思时，也会忽略减法；当我们试图把事物改造成想要的模样时，仍然如此。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就会错失许多让生活更充实、机构运作更高效、地球更宜居的途径。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