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减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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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家人去旧金山游玩，第一站就去了恩巴卡德罗（Embarcade ro）海边。我们参观了历史悠久的码头和渡轮大楼，沿着棕榈树成荫的长廊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寻找野鹦鹉。一位气球艺术家用气球为我儿子埃兹拉做了一只猴子，儿子蹒跚着把气球拿到一群海豹面前炫耀了一番。还有许多人，似乎都想让这里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一场地震，让这里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是的，一场地震，还有一位名叫苏的女士。
在恩巴卡德罗成为游客必到的景点之前，这里是一条双层混凝土公路。像美国其他许多穿越城市的高速公路一样，恩巴卡德罗高速公路也是在二战后修建的。当时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其主要目的是运兵，同时应对不断增加的汽车数量。
修建数十年后，恩巴卡德罗高速公路沿旧金山东部海滨延伸了超过一英里（约1.6千米），遮挡了美丽的风景，还阻断了通往海湾的道路。因此，在旧金山的其他地方，一些社会团体的组织者（他们最初被力挺高速公路的人讥讽为“小妇人”）打算放弃这条高速公路，认为这样一条公路的存在弊大于利。然而，这条高速上每天都跑着成千上万辆汽车，所以，对于这样一条新修的公路，说它没有必要是一回事儿；但要把它拆掉，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幸运的是，旧金山遇见了苏·比尔曼。
苏是在内布拉斯加州长大的，20世纪50年代移居到了旧金山。她的专长是音乐，而不是城市规划，但苏非常聪明，而且富有进取心。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生代表，而且还一直不断地学习。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同时也是一名社会团体的组织者，她学会了怎样才能在旧金山把事情办好。由于能力出众，她于1976年在城市规划委员会获得了一份公职。
苏对待公共事务细心而缜密。她所在的规划委员会使用各种指标，对恩巴卡德罗高速公路进行了调研：道路的交通承载量有多大；道路为城市企业带来了多少客户；道路对房地产价值，以及它对穿越和连接的社区生活质量有何影响。委员会还考虑对现有高速公路进行改造。如果将双层高速公路改造成隧道，成本有多高，利益又有多大？是否需要延长公路，使之与金门大桥相连，还是不用管它，而更多地关注城市其他地方的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分析论证，苏所在的委员会终于在1985年提出了解决恩巴卡德罗高速公路问题的方案：将公路拆除。
对此，高速公路附近的企业表示反对，担心交通不便会导致客户数量减少。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光只有企业表示反对。当旧金山市民对这一方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反对的人占了多数。在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表示反对，而只有一个人赞同。反对者的理由要么是害怕交通不便，要么担心业务受损，要么就是不想有任何改变。民众是有发言权的，于是，苏和委员会就把重点放到了其他项目上。
恩巴卡德罗公路继续成为旧金山海滨的一道阻碍，直到1989年。1989年10月17日，旧金山发生了洛马·普里埃塔（Loma Prieta）大地震。地震改变了一切。我当时是一名痴迷于体育运动的中学生，正在电视上观看职业棒球世界大赛的第三场比赛。地震发生时，我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首先看到电视出现黑屏，然后听到惊慌失措的播音员从旧金山烛台体育场传来的声音，接下来又从电视上看到公路坍塌、城市建筑着火的画面。
这次地震造成6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一块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水泥板从海湾大桥的上层落到了底层。大火吞噬了整个滨海区，而这里离恩巴卡德罗只有几个街区。人们无奈地坐在屋外，旁边堆放着从屋里收拾出来的东西，准备随时撤离家园。这次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达60亿美元。损失之大，是美国此前的地震都无法比拟的。
不过，这次地震也让人们对于拆除恩巴卡德罗公路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地震后的高速公路已无法使用了。如果要修复损坏和老化的结构，并使其重新投入使用，花费的成本比拆除它的成本要高得多。其次，地震也让人们看到了这种高架公路的风险。奥克兰的赛普里斯街高架桥在这次地震中垮塌，造成多人丧生。赛普里斯街高架桥是一座混凝土结构的双层高架桥，长度超过一英里。这座高架桥似乎也预示着恩巴卡德罗公路的命运。
尽管如此，许多旧金山民众还是希望能修复这条公路。一些工程师建议采用更结实的水泥柱进行加固等一系列的办法对其进行修复，当地企业和许多居民也表示赞同。普利策奖获得者、《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专栏作家赫布·凯恩（现在没有高速公路的海滨步行长廊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评论道：“人们对是否拆除恩巴卡德罗高速公路再次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这是比决定修建这条公路还要糟糕的一次讨论。”
但是，这一次将不再进行全民投票。如果全民投票，高速公路可能还会保持原状。这一次的决定权交给了市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最终批准了规划委员会最初提出的拆除公路的建议。
苏对此并没高兴多长时间。1991年，新市长解除了她的职务，因为新市长信守竞选诺言，要把拆除恩巴卡德罗公路的规划委员会委员全部裁掉。
一场地震的爆发，公务员遭到了解雇，不过高速公路终究还是被拆除了。随着公路的拆除，游客和旧金山市民又能享受滨海区了。公路被拆除后的10年里，滨海区周边的住房增加了50%，就业率增加了15%，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其他地区。正如一些人所预料的那样，拆除高速公路并不会给交通带来什么恶果。无论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去海湾大桥，抑或乘坐公共交通，人们要做的只是重新规划行程。大家为出行寻求到许多新的方式。过去只能让汽车通行的道路上，现在满是步行者和骑自行车的人。
不需更多的证据，只要来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恩巴卡德罗不应被一条高速公路遮蔽。2000年，在高速公路被拆除1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旧金山纪事报》报道称：“已经几乎没有人认为拆除公路是个糟糕的主意了。”
苏·比尔曼去世之后，一家报纸在悼词中盛赞她为“卓越的社区积极分子”，以表扬她半个世纪以来为旧金山所做的贡献。
今天，滨海区附近的苏·比尔曼公园是一块占地5英亩（约2万平方米）的绿地，也就是我和埃兹拉寻找野鹦鹉的地方，四周是繁华的商业区。
差不多就在苏·比尔曼为拆除高速公路做最后努力的时候，纳尔逊·曼德拉在奥克兰体育馆向大约6万名听众发表演讲，感谢码头工人利奥·鲁滨逊。而最初的鲁滨逊并不太像一位能够推动南非种族主义走向灭亡的人。
鲁滨逊于1937年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Shreve port）。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搬到了旧金山湾区。据说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湾区的机会要比美国南部好很多。然而，鲁滨逊一家在湾区也只能住在被隔离起来的街区，他的父母能找到工作，也是因为有总统强制的行政命令，同时当地组织了反对歧视性雇佣的抗议活动，加之战时经济也确实缺乏劳动力。鲁滨逊在中学十二年级退学后加入了海军。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鲁滨逊一直在军中服役。
退役之后，鲁滨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去了码头工作。最初，他对外界的事情并不太关心，更不用说远在南非的事情了。在回溯自己政治行动的起源时，鲁滨逊回忆起自己曾经说过，自己没有资格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发表意见。但渐渐地，鲁滨逊也关心起政治来，而且很快就在诸多全球性问题上有了行动。
他的关注点之一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那些种族主义者的隔离政策唤起了他的觉醒，让他奋起与美国存在的种族隔离、歧视性雇佣，以及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抗争。为了追求种族间的平等，鲁滨逊帮助建立和发展了反种族隔离的码头工人团体。
1984年年末，当“渣华金伯利”（Nedlloyd Kimberley）号货轮在旧金山80号码头停靠时，鲁滨逊和其他码头工作人员卸下了船上的大部分货物，而拒绝卸下来自南非的货物。那些“血腥”钢铁、汽车零部件，还有红酒，都原封不动地装在船上。鲁滨逊的组织影响力很大，所以附近港口也都不会接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生产的货物。
正如鲁滨逊所期望的那样，码头工人拒绝卸货，引发了美国一系列反种族隔离活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对停靠在码头的“渣华金伯利”号货轮进行抗议活动。很快，奥克兰市将其所有资金都撤出了在南非开展业务的公司。加州也紧随其后，对早前投资在南非的110亿美元进行了重新调整。类似的撤资蔓延到其他城市、州和国家，包括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可口可乐在内的跨国公司都纷纷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断绝了关系。
有组织地反对种族隔离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南非，这就是纳尔逊·曼德拉，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入狱的原因。但是，一旦开始了国际性的撤资，种族隔离制度的日子也就到头了，这也就是曼德拉在奥克兰演讲时要感谢利奥·鲁滨逊和码头工人的原因，他认为他们“站在了湾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前线”。
利奥·鲁滨逊改进了一项社会制度，苏·比尔曼改善了一座城市，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改进了一个想法。奥斯特罗姆的过人之处在于，有了一个想法之后，她对这个想法更多的是进行削减，而不是拓展。这其实也是像她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常采用的一种思维方式。
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致力于经济管理研究。她对一种被称为“公地悲剧”的理论进行了削减。该理论是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哈丁于1968年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重新审视了一则牧民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的古老寓言。每位牧民都必须定好规矩，允许多少头牛在这片土地上食草。如果每位牧民都将自己牧牛的头数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这片公共土地每年都能进行自我补给，因此可以支持几代牧民的生活。但因此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些牧民限制了牲畜的数量，但另一些牧民没有限制，那么公共土地上的资源就会被耗尽，而限制牲畜数量的牧民则会遭受损失。
因此，如果你知道其他牧民都是自私的，即使你自己想成为一位无私的牧民，也最好尽快采取行动，尽你所能去占有资源。
哈丁将放牧的问题进行类比，并拓展到了现代环境问题上。他认为，只要资源对很多人都有用且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自私的放牧行为就会占上风。现在，很多环境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公共资源困境，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维持生命的大气是我们的公共资源，而人类却燃烧石油，排放致命的温室气体，于是成了自私的牧民。哈丁认为，要应对这种情况的不断发生，避免环境遭到破坏，唯一的方法就是将自然资源私有化。
哈丁的悲剧理论是基于对人类动机、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管理制度，以及对资源本身的假设，而奥斯特罗姆则证明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人类完全有能力在不发生悲剧的情况下管理好公共资源。通过细致的实地研究，奥斯特罗姆发现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例子，包括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尼泊尔的灌溉系统，以及新英格兰的龙虾捕捞业。
哈丁从一则寓言中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而奥斯特罗姆则是从证据中提炼出诸多更细微的观点，其中一个就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可以将社区自治（例如，龙虾捕捞者在酒吧聊天时，谈到对过度捕捞进行自我监督）与大规模管理整治相结合（例如，联邦法律规定，如果龙虾种群受到威胁，将禁止一切龙虾捕捞活动）。
奥斯特罗姆很善于对集体知识进行编辑加工。她从哈丁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注定是悲剧的观点着手，认为每种情况都更像是一部独特的戏剧，只要计划周详，我们完全可以书写出更美好的结局。
这三个事例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借助了减法的力量。苏·比尔曼拆除了一条高速公路，成就了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处景点；利奥·鲁滨逊做了业务上的减法，最终导致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奥斯特罗姆剔除了错误的观念，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面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由于他们的思想、勇气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他们都为社会的改变贡献了积极的力量。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就这一切，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其他人都没有看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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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否经常说：“我应该再多做一些……”而不太喜欢说：“我应该少做一些……”
• 你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多？
• 你是否花费更多的时间（无论是通过播客、网站还是聊天）来获取信息，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提炼已知的信息？
• 你在编写新内容上花费的时间是不是比编辑已有内容的时间更多呢？
• 你启动的组织、计划和活动，是不是比放弃或取消的更多？
• 在家庭或工作岗位上，你做得更多的是不是增加新规则，而不是取消规则？
• 你考虑得更多的是不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而不是消除不劳而获的特权？
• 今天的你，是不是比三年前的你更忙碌了？
对于上述问题，如果你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你的答案和千千万万人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努力改善生活，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做加法。就像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文化、经济、历史，甚至生物学方面的原因都交织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还将看到，我们其实并不一定要做加法。
当然，有时候确实是越多越好，比如我们家就新增了5个房间。当我们从旧金山旅游回来之后，一家人就各自进了这些新增的房间中。新增房间让我们有了自己的空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依然感觉非常拥挤。比如像新增房间的第一层，堆满了成千上万的乐高积木块，所以，有时候清除一些东西会让人觉得愉快。我过去常常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听书、听播客，还要在电视上看新闻，这让我的大脑根本没有时间将数据变成知识，再形成我的智慧。我得静下心来思考，在思考中形成想法并找到答案。在这一过程中，“少”的意义就会凸显出来。
无论是苏·比尔曼审视旧金山的滨海区，还是我考虑翻修房屋，抑或你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我们本质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试图将事物从现在的状态转变为我们希望的样子。这种改变可以说无处不在。要做出改变有两种方式：一是始终对既有事物做加法，无论这个事物是实物、思想还是社会体制；二是对既有事物做减法。
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往往会忽略减法。与加法相比，我们更难想到用减法（这样说并不夸张，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具体的内容）。即使我们刻意地考虑减法，要真正做起来也会觉得很困难。但我们毕竟还是有选择的，我们不能让这种忽视继续给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机构以及我们的思想带来不好的影响。忽视了这一重要方面，将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对我们的家庭而言，忽略减法意味着更多的麻烦。现在，每个家庭里的物品通常都有几十万件。那些榨汁机、不合身的衣服、乐高积木，还有从旧金山带回来的早就瘪了的猴子气球，这些都得专门来收拾摆放。这些都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我们便会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张排得满满的日程表而不知道做减法的时候。
在单位和组织里，我们也想不到用减法。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要求都越来越多——埃兹拉学到的规则越来越多，大人们现在需要应对的联邦法规是1950年的20倍。太多的规则和繁文缛节会分散孩子和奶农们的精力（后面我们将会读到他们的故事），让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去做更应该做的事情。在社会变革方面，被我们忽视的减法其实往往是更好的选择。向反对种族主义的组织捐款对他们确实有帮助，但这样做并不能消除种族主义；但如果把种族主义势力的资金抽走，这就无异于釜底抽薪。
我们要理解整个世界，却忽略了减法，以至专家将学习也称为“知识建构”。如果我们在错误的知识基础上进行建构，就无异于试图去加固遭地震破坏的高速公路。因此，我们应该去除不正确的观点，在稳固的基础上寻求发展。然而，无论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当读到加勒特·哈丁的悲剧理论时，我们都没有质疑过，这是尤为有害的。因为哈丁主张的是改良人种，他是利用悲剧理论来反对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不管想法源于何处，为了使我们的思想不固守僵化，我们都需要做一些违反直觉的减法。
甚至对整个地球而言，忽略了减法也是不利的。正如苏斯博士在半个世纪前写的环保主义经典故事《老雷斯的故事》（The Lorax）中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我们还有选择，那就是需要去除一些东西。现在，当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经超过了安全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不能仅仅是放缓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当然，这样做也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是要清除过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了解了加法的本质和根源，我们就能学会在不同的社会中寻求减法。而且，如果你能成为少数会做减法的人，那么面对变化的市场，你就有可能在低效中找到突破。对本书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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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凝结了我长久以来对于“少”的痴迷和关注。当我只有10多岁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些东西并不能使任何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却不将它们去除。那时候，我暑期的工作就是修剪草坪，这给了我很多时间去思考，觉得似乎常常是在修剪草坪时才会使用草坪。
转眼间20年过去了。当我和儿子埃兹拉玩积木的时候，我又开始考虑减法的问题。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乐高和这么多的消遣娱乐吗？为什么在他能够将词语连贯地拼凑成一个句子之前，他就会找到各种各样搭建、添加或者积累句子的方法，无论是做游戏还是玩玩具都是如此。
无论是割草时的思考，还是对学龄前儿童的分析，我始终在考虑该如何使用减法，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我读本科时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主要是搭建房屋和桥梁，其实就是埃兹拉玩积木的专业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学的是构建物质基础设施的科学和数学知识，但其中丰富的内容却让我看到了减法的价值和意义。
大学毕业后，我有几年的时间是在新泽西州建学校。我发现，教室移除了地板砖之后，打扫清洁更方便，也有利于营造更健康的学习环境。我发现，简化后的施工进度表能让我们每个阶段的成果显得更加突出。我还发现，撤掉一名多余的项目主管，能够让我们办公室的运作更加顺畅。但是，这样的减法我们做得太少了。
当成为一名教授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对“少”的思考。自我修剪草坪时想到这个问题以来，一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拿着薪水思考这一问题。现在，我还有了一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更有效地思考关于“少”的问题。
像大多数教授一样，我也很乐意将自己的工作投入到创造和分享知识中。当然，有时也是在剔除一些知识。与大多数教授不同的是，我不受某个学科的束缚。我的官方头衔涉及工程学、建筑学和商学，但我许多亲密的合作者都把我视作行为科学家。跨学科的角色意味着我每天都有很多会议，收件箱里很多的邮件也是需要梳理过滤的。不过，相对于你将在本书中读到的观点和内容，这些烦琐的工作和事情算不了什么。
正是因为我涉猎多个学科领域，所以才对减法有了一些思考。在过去的10年里，修剪草坪时的一些思考也不断得到打磨，并且还找到了证据。这让我很兴奋，觉得应该和更多的人分享。
在了解这些证据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寻找的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概念上的差异，我对此进行了上千个小时的思考，这确实提升了我的思维。我把它提炼成下面两段文字：
我意识到我感兴趣的不是简单，不是优雅，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少即是多”。此时，我的思想便有了突破。“减”是一个行动，“少”是一种最终状态。有时，实现“少”靠的是减法；有时，“少”则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这两种类型的“少”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通过减法，我们才能实现那种更不寻常，也更有价值的“少”。
换句话说，减法是实现“少”的过程，但这与“少做事”是不同的。事实上，要实现“少”往往意味着做得更多或者想得更多。要拆除高速公路，肯定比弃之不管或者干脆不修更困难。正如我的团队在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要去除思想上的某些东西更加困难。因此，减法不意味着极简主义，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或者反对技术，也不意味着尊奉某种闲适之道。如果将减法与那些哲学观点混为一谈，我们就无法将减法视为一种选择，也看不到在实现“少”的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理清思路之后，我和我的团队进行了数万小时的研究。我们反复进行实验、讨论，然后撰写论文，并在各种场合反复陈述。我们发现，人类忽视了减法。即使减法明显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人们也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做出改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看待减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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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减法具有强大力量的人，很多人都提出过一些类似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计算机科学家卡尔·纽波特提倡数字简约主义，厨师杰米·奥利弗将食谱精炼成5种成分，收纳专家近藤麻理惠有许多整理房间的方法。这些专家从具体的方面指导我们如何通过减法来改善生活。他们反直觉的建议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惊喜。
为什么他们的建议会让人感到意外呢？为什么我需要阅读三本不同的书来解决计算、烹饪和收纳过程中相同的基本问题呢？500年前，在达·芬奇眼中，完美就意味着不留一丝缺憾。700年前，威廉·奥卡姆指出：“花很多功夫去做花很少功夫就可以完成的事，纯粹是徒劳。”2500年前，老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从这些大家和先知那里，我对减法有了许多感悟，但最大的一点感触就是：他们的建议放在今天仍然有用，因为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减法的作用。
忽视减法可以对我们的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最终还是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他的文章《论自然》中，富有诗意地将我们的思想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
看看现在的一些想法……看看木材、砖块、石灰，还有石头，是如何顺从人们头脑中的想法而变成各种不同形状的。思想上哪怕是一点点的拓展，都会让外部事物发生明显的变化。
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他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我们如何将自己的个性融入我们的房屋和其他事物。
所以，要了解思维，了解思维所激发的创造、思维的结果，以及创造所产生的事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关系，我就得跨越一座座孤立的学术岛屿，从设计到行为学，从工程学到心理学，再从建筑学到商业和政策。
我们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这就是苏·比尔曼不仅建议拆除高速公路，还帮助旧金山市民重新考虑车辆、人口以及城镇之间关系的原因。正是有了事物与思想的融合，利奥·鲁滨逊的行为不仅引发了大规模的撤资，还帮助美国人民看到了他们在南非的兄弟姐妹。
通过将想法付诸实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不仅消除了关于公共资源的错误理念，还改造了人类的环境，无论是印度尼西亚的森林，还是科德角的捕渔业。
如果在某一刻需要大家都像埃莉诺、利奥以及苏一样，那么最好的时刻就是现在。现在，新冠病毒肆虐，我们全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疫情也为我们的改变提供了契机，让我们对日常的安排，对我们的街道和城市，还有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了新的认识。从气候方面来看，疫情导致旅游人数和消费缩减，这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首次出现了下降。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疫情减少了我们的活动，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借鉴一些什么呢？比如，像一些我们从不缺席的会议和日常的通勤，是否真的那么必不可少？再比如，像美国的顽疾——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苏醒，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非裔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是美国白人的三倍，我们是仅仅满足于增加几名非裔美国人出任公共卫生官员，还是借此机会进行一系列变革，以消除结构性种族主义，例如，取消相关政策，不再将非裔美国人限制在缺乏健康食物和运动的社区？
要改变我们的日程安排或者想法，要改善我们的城市或者政治体制，永远都不能依靠单一的方法。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诊断（第一部分）和重新认识（第二部分），让我们看到减法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