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同时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央在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后做出的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为环境保护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环境污染既有可能因“增速红利效应”而大幅削减，也有可能因“增长压力效应”而不升反降。

本书围绕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主题，以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1971—2015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数据为样本，比较了典型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历史趋势与特征，检验了增速调整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差异化关系，并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特征——城市化和老龄化——入手，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最后，研究落脚到中国。以中国县级市为视角，从增长压力和财政压力两个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关于国内外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和前沿。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便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一部分学者基于增长理论，将环境污染视为一种负产出，讨论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部分研究主要以理论模型的演绎为主。环境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部分研究是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检验开始的，但目前国际顶级期刊较少发表环境经济学的宏观计量研究，主要关注环境经济学的微观计量分析。与国际发表文章情况相比，国内期刊仍然是以环境经济学的宏观计量研究为主。一方面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要求国内学者提供更多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关于环境经济学的微观数据较少，数据的获得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环境宏观经济学作为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逐渐兴起，经济学者开始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和评价环境政策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第二，关于金砖国家与典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历史趋势。利用1971—2015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5个金砖国家（BRICS），以及美国、德国、日本3个有代表性发达国家的经济、能源、环境等相关数据，分析了8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消耗、CO₂排放量、GHG排放量和PM_2.5浓度。研究发现，除人均能源消耗外，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污染排放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而这8个样本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却呈现出趋同态势。

第三，关于全球增速调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以1992—2010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经济增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速高于7%时，不存在EKC拐点，增长将必然引起污染。相反，当经济由高速切换至中高速后，会出现EKC拐点。不过，当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跌至4%以下，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变为正向线性，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又成为无法两全的两大目标。可见，经济增速的由高转低对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个好消息，“增速红利效应”大于“增长压力效应”。不过，并不是增速越低越好，如果增速进一步放缓，EKC拐点会延迟到来，并不利于环境污染的降低，保持中高速增长，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是最有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

第四，关于全球城市化发展及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1971—2012年60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门限效应模型，以温室气体为例，分析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化率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正向的，这表明不管城市化处于什么进程，城市化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然而，不同城市化率、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能源效率条件下，城市化率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是不同的。例如，当城市化率低于23.59%时，城市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较低，当城市化率超过23.59%时，且低于28.61%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加大；当温室气体排放低于42287千吨时，城市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只有当温室气体排放超过42287千吨时，不断提高的城市化率才会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当人均GDP低于346.98美元时，城市化率的提高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当人口超过1.19亿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逐渐加大；当人均能源消耗量低于425.16千克时，城市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将会更大。

第五，关于全球老龄化进程及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1992—2010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实证角度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的数量关系，并检验生活效应和生产效应这两种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呈现“U”形关系，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低于13.3%时，PM₁₀浓度会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3.3%时，PM₁₀浓度就会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从影响路径看，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路径主要依靠生活效应实现，生产效应并不显著。另外，在低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会通过生产效应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会通过生活效应降低环境污染。

第六，全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中国县级市启示。利用中国312个县级市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增长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制度因素对县级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速低于所在省份GDP平均增速的县级市，其所面临的增长压力会加剧环境污染；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较低的县级市，其所面临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小，但环境污染却更严重，财政压力的缓解并没有促进环境治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等城市的生态环境同时面临增长压力和财政压力的影响，要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环保主体责任，避免“小富重污”；中西部和东北部县级市的生态环境也是同时面临增长压力和财政压力的影响，大力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面临挑战，要避免“未富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