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2.1 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探讨及其度量研究
（1）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探讨
在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分析中，Lewis（1954），Jorgenson（1961），Todaro（1969）等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两部门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变迁问题，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中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耦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等问题。中国长期奉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牺牲农村支持城市，使得城乡发展出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价格剪刀差”“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城市偏向型制度安排进一步固化了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性（Schult, 1978；Ersonetal, 1986）。国家投资政策、分配政策等城市偏向型政策实施也影响到了城乡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
蔡昉、杨涛（2001）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探究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认为改革前城乡收入差距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城市偏向型政策决定的，但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性因素。王德文、何宇鹏（2005）采用两部门模型框架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认为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倾斜与部门间技术进步不平衡共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性是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影响到新时代城乡经济的协调共享发展，而且被视为制约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陈宗胜等（2011）发现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双重性，既包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二元性，而且在农村内部也存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性。城乡经济的双重二元性使得农民工“亦工亦农”在城乡间流动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化迁移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韩长赋，2006），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城乡二元反差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杨敬年，2009）。此外，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政策、经济政策等也促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Johnson, 2001；陈斌开、林毅夫，2013）。
（2）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
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重大现实问题，学术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Kuznets（1955）最早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兹倒“U”理论，即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会扩大收入差距，经济繁荣后经济增长会缩小收入差距。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三种。
一是城乡收入比。陈宗胜（1991）采用人均全部收入比、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人均消费水平比测度城乡收入差距，考虑到“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口径差别。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提出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并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加入非工资性收入，估算了1980—1992年的收入差距。蔡昉（2000）进一步测度了1978—1997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赵人伟（1999）则利用社科院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和研究，但由于城乡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名义收入比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应该使用真实指标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蔡昉等，2003）。田新民等（2009）、钟宁桦（2011）、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邓金钱等（2016）仍采用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这种方法计算简单且数据容易得到，但未能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收入水平分布结构的动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转型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江春等，2016）。
二是基尼系数。基于城乡收入比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不足，Wagstaff（2005）、孙敬水和于思源（2014）、吕世斌（2016）采用基尼系数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但万广华（2004）的研究发现基尼系数对样本中富裕群体的观测值比较敏感，估计城乡收入差距严重缺乏可信度。而且基尼系数是以洛伦兹曲线为基础，更适合用于测度总体收入差距，不适合度量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王少平、欧阳志刚，2010）。
三是泰尔指数。Theil（1967）基于熵理论构建泰尔指数（Theil index）测度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不仅可以将收入差距在组内和组间进行分解，而且可以分解收入差距的变动幅度（李实、赵人伟，1999）。该指标对收入差距的测度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曹裕等，2010；江春等，2016）。总之，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测度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周端明、蔡敏，2008）。
2.2.2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变动轨迹研究
（1）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中，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以下视角：
一是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主要探究了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Alesina和Rodrik（1994）实证检验发现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Frank（2005）则研究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龚刚和杨光（2010）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发现，由于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无法与工资增长率同步，经济增长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Li和Zou（1998）构建CES模型研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二者正相关。Forbe（2000）进一步证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短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谢婷婷和司登奎（2014）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的时变属性和非线性特征。
二是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关于城镇化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其一，城镇化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论。Lewis（1954）和Todaro（1969）研究发现，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可以通过城乡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实（1999）系统地估计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及其对收入增长与分配的影响，同样证实了劳动力流动对外出务工家庭收入增长和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积极效应。曹裕等（2010）基于中国1987—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也验证了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显著，但是这种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陆铭、陈钊（2004）也验证了城镇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其二，城镇化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论。阮杨等（2002）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被市民化的农民往往是比较富裕的农村居民，这种身份的转化扩大了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程开明、李金昌（2007），王敏、曹润林（2015）等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其三，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非线性论。部分学者如王韧（2004）、周少甫（2010）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特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形特征，即城镇化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而扩大，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城镇化的拐点。另外，丁志国等（2011）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验证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具体效应取决于城镇化路径。
三是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诸多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各方政策的协同落实。其一，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Goldsmith（1969）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进入学术研究视野。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Matsuyama（2000）认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形特征，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终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Gimet和Lagoarde Segot（2011）证实金融发展加剧了收入不平等。Kim（2011）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存在非线性关系。万文全（2006）的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假说，但余玲铮（2012）基于门限效应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收敛性作用。其二，金融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论。章奇等（2004）利用中国1978—199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这种影响效应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强。杨俊等（2005）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不仅拉大了全国的收入差距，而且对城镇、农村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拉大作用。但陈钊和陆铭（2002）的研究却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三，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论。Beck（2006）基于7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和“包容性金融”的提出，金融包容发展已成为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王修华，2014）。Jose等（2015）基于墨西哥的研究发现，较低的金融包容会扩大收入不平等，而随着金融包容的增长，收入不平等会随之降低，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形。吕勇斌和李仪（2016）基于空间模型的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包容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空间集聚特征，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形，我国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处于倒“U”形左侧。
四是城镇偏向型制度安排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中国长期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城乡二元经济特征使得“城镇偏向型”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城乡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被严重边缘化。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基于中国1978—2004年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对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正向的冲击效应。雷根强和蔡翔（2012）、陈斌开和林毅夫（2014）利用面板数据矩估计证实城市偏向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武小龙和刘祖云（201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层面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地方层面经济增长至上的单向思维、体制层面的“中心—边缘”二元格局，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内在机理，实证检验也支持了以上分析结论。
五是其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蔡继明（1998）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认为中国的城乡相对收入差别主要是由城乡间的比较生产力差别所决定的，并进一步区别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陈宗胜和周云波（2001）测算了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认为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缺陷”的存在导致了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正常扩大。Shi（2002）研究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28%是可以由户籍二元性解释的，城乡户籍分离限制了城乡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加之在就业、居住权限上的歧视都在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Robert, 2000）。许海平和王岳龙（2010）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匡远配（2013）基于舒尔茨的“收入流理论”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和发散的原因，发现资本净流出和土地净流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劳动力净流出和市场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孙华臣和卢华（2014）研究了劳动力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劳动力地市内迁移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其他迁移则对迁入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罗能生等（2015）基于2003—2012年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税收安排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宏观税负、个人所得税及消费税的增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房产税的增加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2）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轨迹研究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与改革以来城乡社会变革和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自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的倒“U”理论以来，诸多文献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进行了研究。Robinson（1976），Glomm（1992），Anand（1993）等对倒“U”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认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效应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而且这一类型的迁移人口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或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因此，这样的迁移会使得农村平均收入水平显著降低，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迁移，农业劳动力会变得相对稀缺，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会增加，因此，经济发展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宗胜（2002），王小鲁、樊纲（2005）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探究，证实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存在倒“U”形特征，但是Khan等（1992）、王检贵（2000）的研究却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不存在倒“U”形轨迹。刘田（2013）采用泰尔指数测度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研究其收敛性，发现泰尔指数随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了倒“U”形变化特征，但社会发展并不必然会降低收入不平等，政府需要改善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2.2.3 城乡收入差距中政府作用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和配置资源，实施大规模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吉粉华，2013），“县级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真正秘密所在（张五常，2009）。经济政策和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往往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加上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唯GDP”考核的政治激励和财政分权契约下财政收入安排的经济激励，地方政府官员施政的最佳选择是经营工业和城镇，而不是农业和农村，地方财政支出必然存在偏城镇化的倾向，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迁（张建波等，2016）。
第一，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Aaron（1970）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ardhan（2002），Hao（2010）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权化改革不利于公共财政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内许多学者对财政支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探究了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马树才和孙长清（2005）用边际法则测定的最优规模为24%（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孙群力（2006）采用Barro和Karras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10%（±1%）。张颖熙（2008）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测算了不同省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葛蕾等（2015）利用中国2003—2012年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在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陶然和刘明兴（2007）同样采用1994—2003年中国27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估计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邓金钱和何爱平（2016）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支出规模的增加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Dodge（1975）基于加拿大的研究结论却发现，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一些研究也表明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邓旋，2010；王艺明、蔡翔，2011）。
第二，地方政府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包含了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以及竞争性的企业，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Qian和Xu, 1993；张军、周黎安，2007；史正富，2013）。Li和Zhou（2005）实证研究发现，各省主要领导职位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因此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经济增长竞争。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其中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有着直接关联（陈工、洪礼阳，2012）。张建武等（2014）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政府城乡投资之比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张建波（2016）认为，由于企业更大的增长贡献、城市居民更大的政治话语权，发展型地方政府选择与企业、城市居民结盟，产生了地方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的“三方亲和”与“利益铁三角”，导致政治上失语、经济上无力的农村和农民处于经济发展中被漠视的边缘，从而产生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制度软约束”下的纵向“以官治官”因资本的流动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博弈竞争，使城乡收入差距处于循环累积的强化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