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前言

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中高速轨道的“新常态”背景下，通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实现生产率长期持续性的增长，才能有效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仅简单地以增加研发投入或者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为手段，还要关注创新投入的质量和效率。已有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研发投资总量对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没有基于研发投资异质性的视角，通过考虑不同资金主体功能差异以及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对生产率作用的互补性，来研究研发投资结构对企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本书将对此进行相应的补充研究。

首先，本书将研发投资划分为研究型投资与试验开发型投资，深入到融资特性和对生产率作用机制两个层面，对研发投资异质性的内涵进行界定和揭示，并将这种异质性纳入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用数理模型来阐释融资约束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在阿洪等（Aghion et al.，2005，2010）模型基础上，本书一方面在其中加入短期投资的流动性冲击问题，并考虑了两种研发投资融资特性的差异，通过求解和比较金融市场完全与不完全条件下研究型投资与试验开发型投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变化和企业家在两种类型研发投资间的资金配置结果，来分析融资约束下不同外部资金渠道对企业两种类型研发投资比例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凯姆特（Kemfert, 1998）提出的嵌套固定替代弹性（CES）模型的做法，基于研究型投资活动与试验开发型投资活动对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差异，将二者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的互补性加入阿洪等（Aghion et al.，2005，2010）模型对企业生产率的设定中，通过求解两种类型研发投资及二者比例对企业生产率的一阶导数结果和二阶边际效应结果，并结合第一步融资约束对二者比例的影响结果，从而来研究融资约束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通过数理模型的求解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的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变化会对企业生产率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且政府研发补贴的作用是否有效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这一理论研究拓展了以研发投资作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熊彼特增长模型，弥补了该类模型主要考虑研发投资规模影响而忽略了因研发投资异质性引起的研发投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足。

其次，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现状，结合两种研发投资融资特性的差异和不同外部资金渠道在完整研发链条中对不同阶段资金配置的功能优势差异，通过归纳总结分析了中国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问题，发现中国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问题不是研发投资总量的绝对不足，而是金融功能发展不健全下内部研究型投资与试验开发型投资的相对失衡；然后，本书使用奥利—帕克斯（Olley-Pakes）方法测算了企业生产率，并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了企业研发投资与生产率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数据拟合得到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对生产率影响的特征事实，并基于多个维度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现状比较以及两种类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生产率作用机制的不同，从现象层面揭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与生产率有悖“常理”的关系事实的成因，认为主要原因是企业两种类型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结合这两点内容，从现象层面揭示了融资约束现实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率增长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路径。这一研究考虑了研发投资的异质性以及其背后隐含的融资约束下外部资金渠道功能差异导致的两种类型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失衡问题，拓展了关于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仅从直观层面解释中国研发投资与生产率关系悖论的不足。

最后，在实证分析中考虑了研发投资的异质性，采用两步分析法对理论模型阐释的影响机理进行了验证。第一步，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验证了融资约束下不同外部资金渠道对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对影响结果进行了检验；第二步，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别构建了企业生产率与研究型投资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企业生产率与试验开发型投资的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估计两种异质性研发投资与企业生产率的剂量反应函数和处理效应函数，测度了融资约束下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特征，从而验证了融资约束导致的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比例的失衡对企业生产率增长产生的负向影响。这一实证研究将研发投资划分为研究型投资与试验开发型投资，拓展了融资约束、企业研发投资以及生产率的相关实证研究，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中主要关注研发投资总量而忽略研发投资异质性的不足。本书的研究将为中国企业由单一关注研发投资规模到进一步优化研发投资结构提供理论基础，也将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研发投资补贴政策和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