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教书，爱上修车

长年累月、不分白天黑夜地远途奔波、日晒雨淋，周大军的母亲明显比同龄人老一些，皱纹早早地爬上眉梢，手因为经常在糯米水里泡得太久而一直浮肿，粽叶划破的血口子东一块西一道，周大军对此很是心疼。但是，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了，尤其让她欣慰的是孩子们在学习上从来不让大人操心。村里人见到周家孩子都忍不住夸赞说，“瞧人家周家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哩！”

学习，好比马拉松长跑，有些早慧的孩子开始就领先，还有些孩子开窍晚，但开悟后一发不可收拾。

周大军属于后者。他小学成绩一般，聪明劲儿在初三才得到显现。他考进了县重点高中，是班里的“尖子生”和“三好学生”。1986年，他以561分的高分（全年级第三名）考取了位于广州的重点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就读农业机械化专业。那一年，他们班上只有三个学生进了重点大学。

一个喝婺江水长大的农村孩子，千里迢迢地来到珠江边上的大城市，在炽热的南国艳阳下，吹拂着湿热的海风，他在这里找到了值得奋斗一生的事业。广州，成了周大军人生的新起点。

周大军喜欢说自己是“糊里糊涂”进了华南农业大学，又“糊里糊涂”地被调配进农业机械化专业。但在大学里，他一点不糊涂。

因为学习成绩和道德操守都很突出，周大军被选为班长。四年本科念完，他被系里保送读研究生。按照系里为他设计的硕博连读的成长轨迹，四年后，周大军有望成为华南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但他志不在此，念完三年硕士，出国无望，他就想留校修车。

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周大军遇到了对他的影响和母亲同样深远的罗锡文教授。

罗教授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动手能力强，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198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进入华南农业大学后曾任职副校长，为国家培养出100多位博士、硕士，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

1990年，罗教授当上华南农业大学农机系系主任，成了周大军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和后来的硕士生导师。师从罗教授三年多，周大军从他身上看到了和母亲一样的勤奋、忙碌和实干，无论是做论文、搞学术研究还是亲自下田做农机实验，罗教授都是从早到晚、废寝忘食、一丝不苟。

深受母亲和罗教授的影响，周大军的性格里也注入了实干精神，他才会不顾光鲜的硕士身份，一头钻进校办修理厂；才会工作和生活不分，离开工作就略感茫然。

当时的广东，只有两所大学设有与汽车相关的专业。一所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汽车制造系，治学方向是汽车制造设计；另一所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化系，开设课程中包括汽车维修。在大学的七年时间里，周大军迷上了修车。他既不嫌脏也不嫌累，就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完全钻进了汽车的“五脏六腑”，把主流品牌汽车的部件结构和电路原理摸了个“门儿清”。

回首当年，周大军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对汽车出行有着蓬勃需求。这一时期，中国轿车产业积聚的第一波红利，给汽修业带来了大好机遇。

改革开放之前，国产轿车工业主要由红旗和上海两大品牌支撑。改革开放以后，多年被压抑的轿车需求表现得越来越强烈。但中国落后的轿车工业无法满足市场，进口轿车潮水般涌进国门。据统计，仅在1984—1987年间，中国进口轿车就达64万辆，耗资266亿元。

大量进口轿车消耗了中国稀缺的外汇储备，也对国产汽车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为了迅速提高轿车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中国汽车走上了与国外企业合作、引进消化外国先进技术的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相继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与美国切诺基、德国大众和法国标致建立了合资汽车公司，还在天津和长春引进了夏利和奥迪车型。在1986年的六届四次人大会议上，汽车工业作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被写进“七五计划”。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经济发展尤其迅猛。一时间，丰田、三菱、尼桑（NISSAN，现名“日产”）、标致、大众和捷达等进口轿车大量涌进。据统计，1992年，中国进口汽车22.5万辆，1993年进口31万辆。到1994年，进口轿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4%。

1994年，是中国汽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出台《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第一次把汽车和家庭联系起来。家庭轿车市场孕育多年的潜能被无限放大，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轿车形成了强烈的购买能量。1991—1995年间，中国汽车工业年均增幅达23.3%，其中轿车达到50.3%，市场上80%的轿车由私人购买，1000万人口的北京已有5万多辆私人轿车。

广州，是中国轿车工业红利的首批收获者。它是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紧挨香港，两地经济和人员交流频繁，进口车比内地城市多。在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后，广州的轿车拥有量急剧增加。

汽车市场骤然井喷，带动了汽车保养、维护和修理等技术理论的快速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开始面向社会开设汽车维修高级培训和认证课程，系里老师给学员上课，带他们做发电机、化油器等核心部件的现场实验，了解电子喷射等在当时最新的技术原理。为了做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课，华南农业大学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取名为“华大名车修理厂”。

罗锡文教授崇尚实干，支持成立华大名车修理厂，他鼓励周大军去最苦最累的一线锻炼自己。

一个硕士，不进机关，不坐办公室，却甘愿到汽修厂干活。这种有违常识、不可思议的情形，很快在汽修行业流传开来。周大军，第一次成了“新闻人物”。

华大的第一任厂长是周大军的师兄陆华忠博士，他也是个技术迷，喜欢研究进口轿车的技术和原理。得益于师兄的照顾，周大军除了在汽车维修培训班里帮导师带实验课，还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和陆华忠一起，把市面上非常珍贵的进口车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路面上跑的轿车多为进口车，但大多数的修车工人英语水平差，连保险丝烧掉的提示都不懂。而要在修车时做到庖丁解牛，必须搞懂它的构造原理、性能参数和线路布局。要达到这个目标，必经途径就是读懂原厂出品的英文版维修手册。

周大军曾报考过托福和GRE，英语水平比较高，翻译英文原版汽车资料不成问题。

他沉浸在维修手册的世界里，废寝忘食地对前沿、尖端的汽车电路技术加以消化和吸收，如饥似渴地充实着自己的技能储备。每翻译完一款新车型，他就兴奋得脸上放光。更让他有成就感的是，他们的翻译作品增加了中国汽修行业对发达国家最新汽修理论和前沿技术的了解，填补了行业空白，成为高级汽修人士案头的必备材料，有很多国营汽修厂掏钱购买，一时洛阳纸贵。

更让同事们佩服的是，周大军有着很强的逻辑思维，对汽车电路原理的掌握非常精深。一些在市场上买不到的电路检测仪器，他就买来二极管、三极管、变压器、电阻和电容之类的元器件，自己琢磨着组装。有一次，周大军竟然拼装出一个电路解码器，虽然外观看起来简陋，但很实用。

久而久之，虽然动手修车的能力还不够娴熟，但周大军却在不知不觉中打下了扎实的汽修理论根底，对电路难题的拆解和识别已然领先同行。

“华大名车修理厂”，厂名高大上，其实就是空地上搭起来的一个铁棚子，员工只有十来人。但也别小看这个简陋的小作坊，它可能迄今仍保持着中国汽修厂平均学历的最高纪录：厂长是博士，骨干是两个研究生，还有一些大学生打下手。

几名大学生中，有一位是来自广东韶关的叶英西，他经人介绍进入到华大汽修厂做电工，专修汽车电路。

叶英西是农村长大的孩子，1992年考入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专业。周大军偶尔会替导师代班讲课，叶英西算是他的半个学生。

叶英西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喜欢跟周大军待在一起。在他眼里，周大军诚恳和蔼，没有半点架子，自己做了“笨事”也从来没被骂过，这让他和周大军在一起时心态很放松。随着交往的持续深入，叶英西对周大军的业务技能、品行道德，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当时，华大的条件很恶劣，专业维修设备严重缺乏，很多工作只能靠人工。有一次，叶英西在为一辆五十铃（ISUZU）农夫车接电路时用到烤灯，一不小心，把农夫车的油漆烤变色了。如果重新喷漆，可能需要数百元，这对于一个月生活费才一两百元的农村学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大祸。

在华大，叶英西是帮工，一分钱不挣。现在帮忙变成帮倒忙，他吓得惊慌失措。他在紧张地向周大军反映情况时，做好了挨骂并被要求赔偿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周大军却表现得若无其事，“没什么，到时叫人把颜色弄回去就好了。”后来，周大军亲自带人把烤坏的车漆一点点还原。更让叶英西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没有受罚，周大军还给了他300元的加班费。

事后，叶英西估计这300元是周大军自己掏的。钱不多，却让他再次见识了老师兼师兄的胸襟和气度。

第一次让叶英西领略周大军高尚人格的，是周大军不动声色地主动替他交了大学最后一年3000元的学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

多年后，叶英西在归还学费时曾好奇地问周大军：“你当时就不怕我跑路不还吗？“遗传了母亲淡泊钱财性格的周大军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很多人都说钱是身外之物，但又像“守财奴“一般锱铢必较。周大军两次表现出来的大度，让叶英西坚信这位老师兼师兄是值得相信、值得跟随的。他当时就打定主意，以后走到哪，都一定要跟着这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