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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还原论到相对论
思维产生背后的神经元活动

百万人的呐喊

1984年秋天热带的雨季到来时，大多数巴西人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热爱的祖国已经被独裁者统治了20年。1964年愚人节那天，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取得胜利的军人建立了军人独裁专制政权。在接下来的20年中，军人政权恶名昭彰，腐败现象猖獗，而且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了可耻的暴力统治。

1979年，由于人民对军人政权的反对呼声日益高涨，最后一位担任总统的四星上将别无选择，只能批准大赦政治领袖、科学家以及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将军们计划将统治权逐步归还给民众。这一过程始于1982年秋天的州长选举。

1982年11月，反对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到了第二年，这个民主的小小象征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巴西人民意识到，他们拥有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权利要求更多，而不是接受独裁者的一点点施舍。他们想要推翻军人政府，但不想通过另一场军事政变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希望通过直接选举总统把军人政府赶下台，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全国性运动突然变得如火如荼。

1983年3月31日，人们在巴西东北部小城阿布雷乌利马（Abreu e Lima）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到11月，一万名多少有点胆怯的民众聚集在巴西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城市圣保罗，举行抗议活动。此后，这场运动快速发展了起来。两个月后，1984年的1月25日，人们在圣保罗庆祝了这座城市的第430个建城纪念日。超过20万名群众不断喊出他们共同的要求——立即举行总统的直接选举。几天后，大批的国民开始涌向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以及其他大城市的主要广场。

1984年4月16日的夜晚，100多万人聚集在圣保罗的市中心，这是巴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几个小时后，浩浩荡荡的人流淹没了这座城市最初建立的山谷，其中多数人穿着巴西的国家代表色——绿色和黄色的衣服。每一群新加入的人会立即跟着一起呼喊他们熟悉、有节奏的口号：“现在选举！现在选举！”呼喊声从人群中迸发出来，铿锵有力，就像空中翻滚的惊雷。如果你从没参与过100万人一起演唱赞美诗，那么我认为你应该体验一下。那种具有穿透力的声音绝对会震撼你，让你终生铭记。

由于人群不断壮大，我不得不爬到了报刊亭的顶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将民众占领圣保罗卡巴乌山谷（Anhangabaú Valley）、不断高喊口号的场景尽收眼底。对于已经消失很久的图皮–瓜拉尼人（Tupi-Guarani），以及在16世纪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土著部落居民来说，流经这个山谷的河流是“恶灵之河”，但它再也不是了。那天晚上，我能看到的只有强大的亚马孙人，在意志如此坚定的人汇聚而成的“海洋”中，任何邪恶的灵魂都不敢现身。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部分人不由自主地问道。

“选举！”其他人回答。

“什么时候？”另一群人挑衅道。

“现在！现在！现在！”人群大声回应道。

当上百万人的合唱队开始唱响巴西的圣歌时，甚至连天空也无法抑制住它的“眼泪”——圣保罗的毛毛雨开始飘落，而我则完全沉浸在这声势浩大的示威中。这个事例证明，当一群人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时，他们能够做到什么。尽管人群每次发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但构成雷鸣般轰响的是许多声音的不同组合。人们不可能每次都跟着大声叫喊，一些人可能正在跟旁边的人交谈；一些人的声音可能暂时变得沙哑或者挥舞旗帜让他们分了心；还有一些人可能因为情绪激动而停止了呼喊。虽然后来有少数人开始离开集会，但人群的喊声依然响彻云霄。任何人都看得出，少了个别几个抗议者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整个人群太庞大了，少数人的离开并不会改变什么。

最终，上百万巴西人民的呼声产生了作用。几天后，我去见我的导师艾瑞尔教授，与他探讨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坦·维厄瑟尔（Torsten Wiesel）的论文。由于在视觉皮层方面的突破性研究，他们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休伯尔和维厄瑟尔利用当时世界各地实验室普遍采用的经典的还原论法（reductionist approach）记录了视觉皮层中单一神经元的电活动。我天真地问艾瑞尔教授：“为什么我们不做同样的事情。”他的回答非常有力，就像那天晚上在圣保罗，我作为人群中的一员所感受到的轰鸣：“孩子，我们不会记录单一的神经元，其中的原因和你几天前参加的集会一样。如果参加抗议活动的不是100万人，而只有一个人，那它将是一场灾难。你认为会有人注意到政治集会中单独一个人的叫喊吗？对于大脑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大脑不会注意单个神经元的电活动。想要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需要很多细胞一起‘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