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偶尔看到一篇带有宗教色彩的凄美感人的神话故事，上帝和天使对人间苦难的冷漠使主人公感到莫名的恐怖。当大地还充满“赎罪”的人类的哀号、呻吟和垂死的叹息的时候，他拒绝进入上帝的天国：
某天，一位天使或六翼天使把我放在他的翅膀上，要带我进入福音书中的天国，去见“创世主”，我觉得自己正在大地的上空飞翔，我越飞越高，我听见从大地上向我飘来悠长而悲哀的声音，仿佛山间溪流单调的吟唱响彻寂静的群峰，不过这时我听出了人类的声音：那是夹杂着求告声的哀号，间以赞美声的呻吟，那是绝望的祈祷、与赞美一起从垂死的胸膛发出的叹息；这一切汇成一片洪亮的音响，一曲那样撕心裂肺的交响乐，使我心里充满了怜悯之情。我觉得天暗了下来，我已经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宇宙的欢乐。我转头望着与我同行的天使。我对他说：“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天使平静开朗的脸看了我一眼。他说：“这是从大地上向上帝飘来的人们的祈祷。”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洁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我觉得那翅膀是黑色的，而且充满恐怖。“如果我是那个上帝，我会哭干了眼泪，”我叫道，真的觉得我正像孩子一样在哭泣。我松开天使的手，掉在了地上，我觉得我还有太多的仁慈，无法在天国里生活。[1]
有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永远在倾听大地的呻吟，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关注“穷人”的卑微处境和可怕的命运，对“被伤害与侮辱的”小人物满怀怜悯之情；前面故事中的“我”不禁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那么相似的形象——伊万·卡拉马佐夫，他怀着痛苦和悲愤的心情倾诉人类罄竹难书的苦难，以及妇女儿童所遭受的惨不忍睹的折磨和摧残。他认为，如果包括无辜的孩子在内，人人都必须“赎罪”，以这样的苦难换取未来的和谐，那么，“和谐的要价也太昂贵了，我们根本付不起进入那种状态的代价。所以我急于退还我的入场券。”他解释道：“我不要和谐，这是出于对人类的爱，”[2]不错，他也是“还有太多的仁慈”，因而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无法在天国里生活。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百分之十，也不是百分之九十，而是所有人的幸福，是没有弱者的眼泪和呻吟的和谐世界。奥地利作家茨韦格就曾敏锐地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创作特点，并在《三位大师》一书中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致函茨韦格感谢他赠阅《三位大师》，在信中对茨韦格作了应有的评价，称他为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者。
《三位大师》（1820）是茨韦格为欧洲三位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的一部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在书中写道：“让我们环顾一下周围吧，街道上，小店里，低矮的房子和明亮的大厅里，——那儿的人们在想些什么呢？要做幸福的、满意的、富裕的、有权势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之中，有谁追求这些呢？一个也没有。他们不想停留在任何地方，甚至也不想停留在幸福之中。他们永远向前奔走……”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3]！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深刻最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他以犀利的笔触无情地剖析那个时代俄国的社会现实，深入地触及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令人窒息地感到，走投无路就是小说的主旋律。种种社会原因把穷苦无告的人们逼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马尔美拉陀夫在酒店里向萍水相逢的青年诉说生活的残酷，哀叹：“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他不禁发出绝望的哀鸣：“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除了这位九等文官，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索尼雅、杜尼雅，还有拉斯柯尔尼科夫也都无路可走。
被“贫困逼得透不过气来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他的挚爱兄长的妹妹杜尼雅，为了哥哥的学业和前途接受了她所不爱的有钱的律师卢仁的求婚。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从母亲的来信得知这个消息的，母亲的信使他极为痛苦。“差不多从开始读信起，他的脸就被泪水浸湿了；可是等到看完信，他脸色惨白，抽搐得脸也扭歪了，嘴唇上掠过一阵痛苦、恼怒、凶恶的微笑”，他“沉思起来，想了好久”[4]。他不曾有过片刻的犹豫，他决不能接受妹妹这样的牺牲。
此时他早就在心里酝酿着一个计划。经过长久的犹豫、等待，也由于机缘巧合，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图谋——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又意外地殃及无辜，被害人的异母妹妹，经常受她虐待的善良的丽扎韦塔·伊凡诺夫娜意外地闯入犯罪现场，也同时遇害。就在发生此案的前一天，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一家小酒店无意中听到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青年军官在议论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从大众利益的观点看来，这个害肺病的、愚蠢而凶恶的老太婆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另一方面，“年轻的新生力量因为得不到帮助而枯萎了，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到处皆是！”那么，“把她杀死，拿走她的钱，为的是往后利用她的钱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一桩轻微的罪行不是办成了几千件好事吗？”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禁感到惊讶，因为他的“头脑里刚才也有过这样的……完全一样的想法”[5]。
拉斯柯尔尼科夫并不认为他犯了罪。不错，他杀了人。可是“大家都杀人，现在世界上正在流血，从前也常常血流成河”，那些人因为杀人如麻而加冕为王，还被称为人类的恩人[6]。在他看来，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平凡的”和“不平凡的”。前者必须遵守现存法律和道德法则，循规蹈矩。后者在为实践自己的理想而有必要时，有权利逾越某些障碍，不受现存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小说中的这位主人公是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情况下抒发自己的见解的。他对索尼雅说：“我告诉你吧：我想做拿破仑，所以我才杀了……现在你懂了吗？”他在索尼雅面前最愿意直抒胸臆：“索尼雅……现在我知道，谁聪明、强硬，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只有瞎子才看不清！”索尼雅明白了，“这个可怕的信念就是他的信仰和法则”[7]。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一个超人的形象，对这个人物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形象和“为所欲为”、超然于善恶之外的超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十余年之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出版，他在其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超人哲学。
娄自良
二〇〇六年三月
[1] 引自居约的著作《略论既无义务亦无制裁的道德》。居约，让·玛丽（1854—1888），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多塞学院（巴黎）教授。
[2]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3] 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弗里德连杰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4] 见本书第36页。
[5] 见本书，第62页。
[6] 见本书，第504页。
[7] 见本书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