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落之园

就在我的世界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遇上了德里克·布赖森——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成了我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新伙伴。他是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主任、达累斯萨拉姆的议会议员。他对自己所入籍的国家非常热爱，也非常忠诚，多年来一直是黑非洲自由选举中的惟一白人议员。要不是结识了他，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因1975年5月在贡贝发生的那起绑架事件而夭折。他性格刚毅，他的诚实近乎残酷无情，但却具有令人捧腹的幽默感。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具有为取得积极成果而工作的毅力和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可是参战才一两个月他的飞机就被击落了。飞机坠毁时，他的脊柱受到严重损伤，医生说他一辈子也不能走路了。他当时才19岁。他决心证明医生的预言不对，硬是凭自己的意志，借助一根拐杖学着走步。他只有一条腿有力气向前迈步，另一条腿要靠大腿根用力才能向前挪。他还学会了开车，不过他要搬动左腿才能使脚从离合器踏板上移动到刹车踏板上。

能够行走之后，德里克到剑桥大学去学习，后来获得农业学士学位。他没有接受在英国的一份“舒适安逸地坐在扶手椅里享受”的农业工作。他告诉我那是一份“适合残疾人”的工作。他去了肯尼亚，在那里干了两年农活。后来他向英国政府申请并获得了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个小麦种植农场。他在那儿工作了两年之后，结识了富有魅力的政治领袖朱利叶斯·尼雷尔(1)，此后便投身于争取坦桑尼亚独立的斗争之中。他的后半生一直是坦桑尼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在内阁中任过多种要职，包括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

在我结识他之前不久，他刚刚被尼雷尔总统任命为国家公园的主任。他定期到各个国家公园视察，有时候，格拉布和我还一起坐上他那架塞斯纳公司生产的四座小飞机。有一回我们坐他的飞机一起旅行，差点把命都丢了——不知怎么的，也许是一种世事无定的感觉导致了我们的结合。在飞行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仪表板下面突然冒出一缕轻烟，就像从烟灰缸里没有完全掐灭的烟头上冒出的烟一样。当时我们正处于飞往鲁阿哈国家公园的途中，还要飞45分钟才能到达。我们的下方是延绵起伏、林木覆盖的山石地。德里克检查了仪表，除了有这点烟，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除了这点烟！显然，谢天谢地，最好还是不要有烟。然而，当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天由命，祈祷上苍保佑了。我们都想对这点烟不予理会，可是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总也离不开那一丝青烟。所幸的是，它没有冒火，可是那45分钟真长得太难熬了。

我们终于飞临国家公园上方。护林人的营地和供来客居住的招待所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看见鲁阿哈河畔灌木丛中的简易跑道。仪表板下还没有冒火。就在我们准备着陆的时候，有一群长颈鹿突然从跑道上横穿而过。我们的飞行员将机头拉起。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却失去了勇气。经过长时间的带烟飞行，这最后一分钟的耽搁使他慌了手脚。他不是让飞机盘旋飞行后再次对准跑道着陆，而是让它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进行紧急迫降。我正忙着给格拉布系上安全带，却听见德里克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降落吧？不行！”最后那个词简直是大声喊出来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飞机以比正常降落快出一倍的速度触及地面。承蒙上帝的恩宠，一只机翼撞在一棵树上，飞机横向滑行，否则直冲向前，极有可能起火燃烧。飞机完全失控，在灌木丛中磕磕碰碰地向前冲，很久很久才停下来。

飞行员打开他一侧的机门，大声说道：“快下去，飞机就要起火了！”说着他连发动机都没关，就抛开乘客独自离开了飞机。

“快下去，格拉布！”我对他说道。“跟着那个人！”格拉布机灵极了，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跑出一段距离之后，他还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德里克跳不下去。他那一侧的机门只能打开一条缝。那边飞机轮子变了形，机身整个倾斜，另一侧机翼高高翘起，堆放在后面的行李全都倒在前排座位的后面，所以他的座位无法向后推，身体自然也就无法移动了。我拼命把行李向外扔。

“是你的钱包丢了，还是怎么的？”德里克嘴角挂着调皮的微笑。我瞪了他一眼。“别担心，它现在起不了火。”他想让我放心。到这时候了还有那种绝妙的、淡淡的英国式幽默感。

等德里克爬出座位，从另一侧的门爬下飞机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见我们都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伤，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都看见飞机下落的情景，以为我们都完了。我们得决定是等他们把兰德越野车开过来，还是冒险涉水过河。那辆车停在上游那只人工摆渡船旁边，要等半个小时才能到。而鲁阿哈河里经常能看见体型硕大的鳄鱼。是格拉布为我们下了决心：如果在飞机坠落的时候，是上帝救了我们，那么他肯定不会让我们败给鳄鱼吧？我同意他所说的。我们总算脱了险，而这时我才感到两腿发软，口渴难当。我们过河的时候没有碰上鳄鱼，这也许是天佑，但也可能是由于护林人在我们四周把水拍击得哗哗直响的原因。

到了招待所，我们换上干衣服，休息放松一下。现在已经脱险，我们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开始回味刚才所受的一番惊吓。在和德里克、格拉布坐着喝咖啡的时候，我想到了坠落时的情景。在飞机撞击地面，然后在灌木丛中向前乱冲的时候，我心想这下是必死无疑了。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这架飞机会撞得粉碎，起火燃烧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感到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我想自己大脑里的反射功能已经麻木。我只是暗暗对自己说：“此乃天意！”我们经常听人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场景都会生动地在脑海中闪现。可是在我身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实在有点遗憾。

黄昏时分凉爽宜人。我们驱车进入国家公园。我们发现一小群象在饮水。西下的太阳给蓝桉树抹上一层橙红色。在死里逃生之后的幸福时光里，我们觉得非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德里克向我求婚的时候，我答应了。

我们结婚之后，我依然住在贡贝，当研究中心主任。到1975年，来贡贝的学生有时多达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我们那里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不少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的学科领域很广，主要是人类学、人种学和心理学。学生们住的是覆盖着草的铝框架结构的房子，都隐蔽在营地附近的森林里。他们全都到湖边上一座大房子里来用餐，我和格拉布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德里克继续生活在达累斯萨拉姆，但在对国家公园进行例行视察的时候，他也经常到贡贝来。在办研究中心方面，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5月份的一个夜晚，突然发生一桩恐怖事件。有40名武装分子乘一艘小船从扎伊尔（现今的刚果）越过坦噶尼喀湖，袭击了我们的营地。公园管理员伊塔·洛哈伊听见叫喊声，就起床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她抓住，用一支步枪顶着她的脑袋，命令她把他们带到学生住的地方去。她拒绝了。也算是伊塔的运气，袭击者发现了4名学生。这个数字是他们在湖对岸所预料到的——两间小屋，每间屋里有两张床。他们把伊塔押到湖边放了。看见几个受害者的手被紧紧地反绑着，她非常害怕，赶紧去找坦桑尼亚学生阿迪·利亚鲁。他们脱掉白色的睡衣，潜入夜色之中，赶紧去通知其他学生。我的房子在湖边上比较远的地方，等那艘小船走了之后，我才听说遭袭击了。等确信袭击者已经离开，大家才惊魂不定地集中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失踪的4名学生中，有3名美国人和1名荷兰人。有人报告说湖面上传来4声枪响，我们担心被绑架去的人已经遭到杀害。过了几个星期，我们才得知他们的确切遭遇。

所有非坦桑尼亚人都必须离开贡贝，我们搬到了达累斯萨拉姆，挤进德里克那间供客人居住的小房子里等候消息。那段时间真有如一场恶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说绑架者把其中一名学生送到基戈马，并索要一笔赎金，我们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我们知道其他3个人都还活着。绑架者提出的要求极其过分，不仅索要一大笔赎金，而且还提出向他们运送武器，此外还向坦桑尼亚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德里克知道其中一些要求政府是不能答应或者不会答应的。后来，叛乱分子派两名代表到达累斯萨拉姆，与美国和荷兰的大使馆谈判。谈判似乎无休止地拖着，搞得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紧张。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我真不愿意去回想。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是在惶惶不安地等待，而被绑架的受害者想必是度日如年了。他们在翘首企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心想他们被从贡贝的乐土上劫持出来，可能就这样死在对岸的森林里。

那笔赎金最后还是支付了。现在已经弄清楚了：那笔钱给了洛朗·卡比拉领导的革命运动。这就是20年之后击败蒙博托、控制扎伊尔并将国名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比拉。赎金于夜间在湖畔支付之后，叛乱分子违背了部分协议——他们只释放了3个人质中的2个年轻女子。我当时深感失望，心想叛乱分子肯定会杀掉第3个人质以示警告。来自美国的那个权力很大的谈判小组已经回国。谢天谢地，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两个星期，叛乱分子决定作出让步，从湖上把那个人质送回了基戈马。我们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4名迎回的人质都没有受到伤害——我说的是身体上。但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却是可怕的。他们每天都被告知这样的话：“你们的朋友会用钱把你们赎出去的，你们不要失望，不然我们早把你们都杀了。”我想他们永远也摆脱不了那段经历在他们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他们肯定无法摆脱那个记忆，在他们生病、感到孤独或者伤心的时候，随时都会从他们的潜意识中像恶梦一样浮现到他们的脑海里来。

发生那次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贡贝被认为是一个“敏感”地区，我们每次前往都要获得政府方面的特别许可。没有德里克，没有他在政府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那次绑架事件就可能导致贡贝地区黑猩猩考察工作的结束。靠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那么多问题的。研究中心和国家公园的行政工作，他都可以帮得上忙。更为重要的是，他帮助重组了在坦桑尼亚的野外考察人员队伍，鼓励他们更加认真负责地把日常考察工作组织好。此外，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还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解现场的工作情况。我尽量想把绑架事件造成的不快忘掉。

等我1975年10月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那次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在斯坦福大学除春季有两个星期的讲学外，整个秋季都在那里。我们原来以为那笔赎金是学生被释放之前募集的，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募集赎金的工作依然在进行。我尽己所能捐了些钱，但数额不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恶梦。

当时，谣言四起。两个星期后，有人提出我应当离开斯坦福。有人对我说，“在事情平息之前”，我最好还是去避避风头。大多数谣言是有关德里克的。他的确曾经希望不交赎金就能使学生安全获释——因为他想在这种问题上开个先例。那种认为他让学生死掉的看法是荒谬的。他去参加谈判，希望他在皇家特种航空队的朋友帮点忙。此外还有人说我不负责任，说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换回学生？我直到学生被绑架后才知道情况，可是这一事实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样的谣言在美国不少地方大行其道。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听从有些人的建议，当时就离开斯坦福大学，那我也许就永远不能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了。我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万妮和格拉布就过来了。最后德里克也过来了。于是我就着手辟谣。在那年秋天的几个星期中，我所作的努力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圣经》上所说的“束好腰带”的含义。(2)我一次次地作好了准备，去找那些设法躲避我的人。有时候这意味着用周末时间乘飞机去找，这笔费用是我承担不起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从我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万妮像以往一样，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我们在一起商量对策，常常谈到深夜。而这时候，白天在大学园区一所小学里学习的格拉布已经平静地进入了梦乡。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尽快入睡，外婆的字条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然是这样。

所发生的这些事使我情绪低落，同时也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后来有个人来采访我，他近期调查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12桩重大绑架案件，其中包括轰动世界的帕蒂·赫斯特绑架案。(3)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番话，的确使我终身难忘。“简，我知道你觉得你的处境很不公平，感到震惊。遗憾的是，在我所调查的这几个案件中，一大笔赎金被交付之后，就出现了关系的破裂。友谊和信任变成了敌意和怨恨。一无例外。”

这是对人性所作的可怕的评论。在别人有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乘人之危，友情变成了敌意和怨恨。尽管这几个难熬的星期终于过去了，但我也被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不过，至少大多数谣言已经偃旗息鼓。这也标志着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很少去回想。我在这里提及它，主要是因为它在当时对我的冲击太大，同时也因为它在人性方面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有许多人我原先一直认为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只是一些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我也明白了谁是真正的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宝贵的支持！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从老远的地方赶来陪伴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毫无疑问，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这一系列的体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也显得莫名其妙，极具挑战意味。记得我当时曾祈祷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战胜挑战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念。

绑架事件之后，在贡贝就没有博士研究生了。我们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这项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有两位了不起的朋友想提供资助，一位是拉涅里·迪·桑·福斯蒂诺亲王，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吉纳维芙（吉尼）。拉涅里认为我应当能建立起自己的基金，这样我就不必完全依靠别人的捐赠。于是，他着手争取为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的合法地位。遗憾的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成，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妻子吉尼继续作文字材料方面的准备工作。简·古道尔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在此后的多年中，许多热心支持、富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都愿意成为董事会的成员，愿意帮助确保贡贝黑猩猩有个良好的未来，也愿意帮助我们扩大研究计划。所以，尽管有绑架事件以及其后的一段混乱，在贡贝的研究仍然得以继续，不过其方式与以前略有不同：信息的采集不再仅仅依靠学生，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由熟练的坦桑尼亚人组成的野外工作队，其成员都是从国家公园附近村庄里招聘的。后来还将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研究工作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包括一位坦桑尼亚的博士。

可是，在绑架事件发生后的一两年里，在贡贝那边一个外国学生也没有了。那次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就连我自己要去，每次最多也只有一两天时间。渐渐地，随着情况有所缓解，我也能获准呆一两个星期了。只要一去，我就觉得似乎回到了从前，因为在那个湖畔有我自己的房子，我可以再次跟踪我想跟踪的黑猩猩，而且不必担心这样会使某个学生感到不快或者会干扰他们的研究。绑架事件发生的3年之后，有一次我坐在湖边看着绚丽的日落，陷入了沉思。天空呈现鸭蛋青色。大湖远处的丘陵上方，是千姿百态的火烧云。这一景象显得如此恬静。然而在这平静的、波澜不惊的大湖西面，也就是扎伊尔的东部，以及再向北的布隆迪，却没有丝毫的平静——那里充满了恐惧、仇恨和暴力。那里的扎伊尔村民不断受到来自搞绑架的那个叛乱组织的其他小分队的威胁。就在我看日落的前一天晚上，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那里火光冲天——是村民的小屋遭到焚烧，那是叛乱分子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他们索要的粮食。显然，这样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偶尔也有满载悲伤不已、饥肠辘辘的难民的独木舟划到贡贝的湖岸边来。

回想起来，扎伊尔也真是多灾多难。1960年，我跟万妮刚刚到基戈马，就遇上了从当时的比属刚果来的难民潮。他们是从赶走殖民者的革命中逃出刚果的比利时难民。那次革命导致蒙博托总统独裁统治下的扎伊尔的诞生。从湖上逃难来的比利时人成百上千。他们之中有的人受了伤，许多人两手空空，被暂时安置在基戈马港口的一座大仓库里。万妮和我暂时克服困难，帮助基戈马人为那些难民准备食物。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参加了一个小组，大家做了两千份三明治，用湿布把它们包起来，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白铁皮箱子里，然后分发给难民。万妮和我前往贡贝的行程被耽搁了个把星期，直到当局认为事态已经恢复平静后才成行。

除了开头的那段风波，以后一直比较平静。虽然1961年11月坦噶尼喀独立，英国当局那时通知我离开基戈马，以防暴乱，但是，那里的人们相当平静。在当时发现黑猩猩的21个非洲国家中，路易斯·利基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最稳定的；我在坦桑尼亚的40年中，那里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暴乱或者叛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坦桑尼亚的缔造者、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贡贝离北面的布隆迪不过22英里，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听说那个小国家局势紧张，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大火并，每次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惨遭杀戮。

1972年，这种由来已久、不断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大规模的屠杀。碰上刮北风，我们就能听见枪声。我们甚至制订出局势恶化如何躲进山里的应急计划。操法语的非洲人沿湖岸南下明显增加，除此而外，我们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坐在湖畔，观看落日渐渐西沉到宁静的远山背后，心里想着那些暴乱冲突。就在我观看日落的时候，远山那边的人们仍然在东躲西藏，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想方设法要逃脱给他们造成灾难的那些人的魔掌。我心里在想，尽管我们人类有无与伦比的智慧，有远大崇高的抱负，可是我们的攻击性行为在许多方面与黑猩猩相比不只是类似——而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人类有能力超越他们的卑劣本能，而黑猩猩也许就做不到这一点。我想，在贡贝的研究逐步揭示了黑猩猩本性中的阴暗面，也使我对人类如何行为及其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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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泛非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非洲统一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1985年辞去总统职务，1999年因白血病逝世。——译者

(2)　“束好腰带”（Gird up the Loins），圣经成语。源自《彼得前书》第1章第13节。后来西方人用该成语比喻“做好行动准备”，与汉语成语“严阵以待”意近。——译者

(3)　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1954—　），报业巨子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孙女。19岁时（1974）被激进恐怖组织绑架，被绑期间与绑架者合作抢劫银行。1975年9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判7年徒刑。1979年卡特总统为其减刑，坐牢仅22个月后便获释。——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