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案例
1.黄伟忠诉陈强庆等股东资格确认案[2]
【裁判要旨】
未经公司有效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他人虚假向公司增资以“稀释”公司原有股东股份，该行为损害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即使该出资行为已被工商行政机关备案登记，仍应认定为无效，公司原有股东股权比例应保持不变。
【案情】
原告：黄伟忠。
被告：陈强庆。
被告：陈琳。
被告：张洋。
被告：顾惠平。
被告：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张洋，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王秀英。
被告：江苏恩纳斯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民营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雷鸣，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黄伟忠因与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公司）、王秀英、江苏恩纳斯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恩纳斯公司）发生股东资格纠纷，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黄伟忠诉称：2004年4月，黄伟忠与被告陈强庆等共同设立了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冠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黄伟忠出资80万元，持股20％。嗣后，宏冠公司全体股东委托陈强庆办理公司股权转让之事，受让方江苏恩纳斯公司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转账至陈强庆的个人账户后，陈强庆却迟迟未将相应款项付给原告，故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在诉讼中陈强庆等才告知原告公司增资及股权比例调整之事，原告的股权比例已经被调整为5.33％。2011年5月24日，经查询宏冠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原告发现所谓的增资情况。但此前原告对所谓增资事宜完全不知情，也从未在有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签过字，并且新宝公司所谓的向宏冠公司投资的1100万元在验资后即转走，公司从未进行过实际增资。此外，受让方在收购宏冠公司股权时，受让价格也没有考虑所有增资的部分。因此，宏冠公司的增资行为是虚构和无效的。故请求确认黄伟忠在2004年4月1日宏冠公司设立之日起至2009年6月6日股权转让期间持有宏冠公司20％的股权（具体持股期间由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认定）。
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辩称：宏冠公司设立后，根据当地政府的政策规定，公司如从事土地开发业务，其注册资本应达到1500万元，所以2006年9月，宏冠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吸收新宝公司作为股东进行增资，原告对此知悉。即使原告对股东会决议不知情，但是2009年6月宏冠公司股权转让给江苏恩纳斯公司时，原告应当对公司增资知情，因此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增资的1100万元，虽然该款项在宏冠公司增资后就转给新宝公司，但款项性质发生变化，系属于新宝公司向宏冠公司的借款。
被告新宝公司辩称：宏冠公司设立时，原告并没有实际出资，而是由新宝公司借款80万元给其的。新宝公司为入股宏冠公司专门召开新宝公司股东会，原告当时作为新宝公司的股东也在其决议上签字。
被告王秀英辩称：同意原告的意见。宏冠公司设立后，其一直持有公司10％的股权，此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没有发生过变化，其从未知晓公司增资之事，也没有参加过有关增资的股东会，更未在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被告江苏恩纳斯公司辩称：作为股权受让方，受让人已经按照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确认书的要求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
【审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4年4月21日，原告黄伟忠与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共同设立了宏冠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张洋出资120万元，持股30％；黄伟忠、顾惠平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20％；陈琳、陈强庆、王秀英各出资40万元，各持股10％。
2006年10月20日，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宏冠公司的申请，将宏冠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变更登记为1500万元，同时将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登记为：张洋出资120万元，持股8.00％；黄伟忠、顾惠平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5.33％；陈琳、陈强庆、王秀英各出资40万元，各持股2.67％；新宝公司出资1100万元，持股73.33％。申请上述变更登记的主要依据为落款日期均为2006年10月16日的《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章程》、《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章程内容的主要变更为：宏冠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400万元增加至1500万元；增加新宝公司为股东，等等。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4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新宝公司增加投资1100万元，等等。
一审审理中，被告新宝公司等出示了落款日期为2006年9月26日的《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落款日期为2006年9月28日的《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章程》，分别载明“2006年9月26日在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讨论同意以现金人民币1100万元入股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2006年9月28日在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筹备处会议室召开了全体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表示同意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入股”。
2009年5月21日，被告陈强庆作为宏冠公司股东代表与苏州恩纳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苏州恩纳斯公司以8248500元价格受让了宏冠公司的全部股权，受让方苏州恩纳斯公司暂定为一个公司，在正式办理股权转让前提供最终的股东名单。2009年6月24日，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江苏恩纳斯公司原股东已由原告黄伟忠、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新宝公司变更为苏州恩纳斯公司、南通远华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工商备案，等等。
庭审中，由于原告黄伟忠及被告王秀英均否认上述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为此，被告新宝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对2006年9月26日的新宝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及2006年9月28日宏冠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黄伟忠”的字迹是否系黄伟忠的笔迹进行鉴定。经鉴定，鉴定意见为，上述两份决议上“黄伟忠”的签名字迹与对比样本上的“黄伟忠”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
另查明，根据宏冠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告新宝公司用于所谓增资宏冠公司的1100万元，于2006年10月18日完成验资后，就以“借款”的形式归还给新宝公司。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宏冠公司是否进行了合法有效的增资以及对原告黄伟忠持股比例的影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原告黄伟忠没有依公司章程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宏冠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新宝公司等被告辩称宏冠公司曾于2006年10月20日完成增资1100万元，并为此提供了所谓股东会的决议，但在原告及被告王秀英否认的情况下，新宝公司等被告却没有提供足以证明该些书面材料系真实的证据材料。相反，有关“黄伟忠”的笔迹鉴定意见却进一步证实了黄伟忠并没有在相关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事实。由此可推知，黄伟忠、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作为宏冠公司的前股东未就宏冠公司增资1100万元事宜召开过股东会。在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所谓宏冠公司增资1100万元的行为，违反了宏冠公司的章程及法律的规定，是无效的行为。此外，从结果上来看，宏冠公司用于所谓增资的1100万元，在完成验资后，就以“借款”的形式归还给新宝公司，此种情形不能认定新宝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的义务。因此法院认定，宏冠公司并未在2006年10月20日完成实质上增资，宏冠公司以增资为名，降低原告的持股比例，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2年12月31日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黄伟忠自2004年4月21日起至2009年6月24日止期间持有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已变更名称为江苏恩纳斯重工机械有限公司）20％的股权。
新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人提出，黄伟忠明知其未出资，而是借用了新宝公司的资金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宏冠公司。当时黄伟忠为新宝公司股东，并担任经理一职。宏冠公司注册完毕后，注册资金归还给了新宝公司，且宏冠公司未实际经营。在注册登记的股东及案外人的筹资下，拟购买工业园区土地。因当地政策限制，宏冠公司需增资后方能购买。黄伟忠陈述其也出资购买土地，显然其对需要增资是明知的。黄伟忠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全权委托他人办理，现其以未在相关增资文件中签名来否认其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宏冠公司系被上诉人黄伟忠与一审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原告依法持有宏冠公司20％股权。在黄伟忠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宏冠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宏冠公司的章程明确约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现经过笔迹鉴定，宏冠公司和新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均非黄伟忠本人签名，不能依据书面的股东会决议来认定黄伟忠知道增资的情况。出资买地与公司增资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黄伟忠明知且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宏冠公司增资至1500万元的情况下，对宏冠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且对于黄伟忠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黄伟忠在宏冠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20％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黄伟忠自设立后至股权转让前持有宏冠公司20％的股权并无不当。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3年4月11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孙宝荣与杨焕香、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增资纠纷案[3]
【裁判摘要】
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如果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时间、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仅凭收条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人民法院还应结合汇款单、票据等资金结算凭证，对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是否实际收付加以综合判断认定。
股权转让属于股权的继受取得，增资入股则是股权的原始取得。当事人之间协议将取得股权的方式由股权转让变更为增资入股后，原股权转让合同即被其后签订的增资入股合同所更替而终止。根据定金合同的从属特征，作为原股权转让合同从合同的定金合同亦相应消灭，定金罚则不应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民二终字第1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焕香，女，汉族，1963年9月25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臻东，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敏，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宝荣，女，汉族，1963年4月6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羽，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开路239号荣盛地产大厦4层4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勇，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杨焕香因与被上诉人孙宝荣、原审被告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愉景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焕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臻东、刘艳敏，被上诉人孙宝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羽、程世刚，原审被告愉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焕香上诉请求：一、撤销（2014）冀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以及诉讼费用的承担；二、裁定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杨焕香返还7200万元（其中愉景公司返还5000万元）；三、定金2800万元不予返还；四、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以及保全费由孙宝荣承担。
杨焕香上诉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为：一、原审程序违法，判非所请，严重侵害了杨焕香的实体权利，且举证责任分配违反民事诉讼规则。二、原审判决定性、逻辑关系错误，导致认定适当履行应到位资金基数重大错误，对杨焕香不公。原审判决回避《投资入股补充协议》约定的孙宝荣应当与投资款同步支付费用58381403.52元，将1.65亿元的投资总额错误认定为106618596.78元；将孙宝荣适当履行应支付1.25亿元，错误认定为8529486.25元。此外，该判决错将《投资入股协议书》与补充协议拆分后计算80％投资款额，错将依据《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约定收取的定金，在《投资入股协议书》、补充协议均未做约定的情况下，判决双倍返还定金3000万元；将2011年11月28日杨焕香出具的“至今累计收到1.4亿”认定为对以往账目和债务抵顶后的投资到位的清算，对孙宝荣于清算后次日又汇入愉景公司1200万元和391万元只字不提，导致错判。该判决以愉景公司知晓《投资入股协议书》的内容而将本案定性为增资有所不当。三、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故意将6月16日的转款时间认定为6与14日，遮掩孙宝荣迟延给付定金14天，回避定金中的500万元在杨焕香出收条次日到位。孙宝荣实际支付2800万元定金，原审错判为3000万元。原审判决在无支付200顾问费根据的前提下，认定200万元的顾问费已支付错误。原审判决将孙宝荣分别于2011年6月29日支付给杨雪亮500万元、2011年7月1日转账600万元，2011年10月19日转款100万元、2011年10月20日转款1000万元，计2200万元，认定为《投资入股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累计收到4000万元顾问费的新证据印证了累计收到1.4亿投资款收条中的4000万元是虚打，且一一对应。2591万元汇回款项为往来款，应当对冲，原审判决另行清算解决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孙宝荣以总价23万元的垃圾清运合同抵顶209万元的其他债务，将三年共付100万元的顾问合同改为1000万元不当。原审判决认定“杨焕香将股权另行转让他人（杨启庭），导致愉景公司股权结构发生改变，双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违反客观事实。在孙宝荣没有如约足额支付80％投资款的情况下，杨焕香出于诚信履约，促成交易，向孙宝荣发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文件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孙宝荣拒绝，并将杨焕香诉至法院，要求退款、解约，完全是孙宝荣的过错，孙宝荣拒绝签署变更股权所必须的法律文书，恶意诉讼，是导致本案交易不能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单依增资协议孙宝荣汇愉景公司投资款5000万元，不足投资总额80％即85294876.25元，孙宝荣履约显然不适当。
孙宝荣答辩称：一、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孙宝荣的原审诉讼请求第二项至第四项，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一项，即请求杨焕香返还1.4亿元，并依据定金罚则支付3000万元，愉景公司在收到的9091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原审判决并未超出孙宝荣的诉讼请求。二、孙宝荣已经按时足额支付了投资款。孙宝荣共支付给愉景公司投资款9091万元（含1500万元定金），超过《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总额106，618，596.75的80％；共支付给杨焕香费用4909万元，超过了《投资入股补充协议》约定费用总额58，381，403.25的80％。以上款项合计1.4亿元。并且，杨焕香也出具了总计1.4亿元的收条。综上，孙宝荣已经依约按时、足额支付了投资款。三、杨焕香主张孙宝荣仅支付1亿元投资款，而非1.4亿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孙宝荣处理北方公司事务，以顾问费冲抵投资款的200万元。孙宝荣协助杨焕香处理其与北方公司纠纷，孙宝荣代愉景公司向北方公司支付了800万元赔偿款，并通过其他商业安排满足北方公司另外200万元利益诉求。杨焕香同意以顾问费形式，冲抵孙宝荣的投资款200万元。为此，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了定金收条，孙宝荣向杨焕香出具收到顾问费200万元的收条。（二）关于孙宝荣以顾问费冲抵投资款的1000万元。通过孙宝荣的顾问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变为住宅和商业用地，土地溢价4.5亿元。为此，杨焕香同意支付孙宝荣4000万元顾问费，还同意逐步以顾问费冲抵投资款。孙宝荣出具共计4000万元顾问费收条。杨焕香接收了该些收条，并且二审中作为证据提交。因此，4000万元顾问费是杨焕香认可且同意的，并非“虚打”。2011年11月28日，双方协商同意将4000万元中的1000万元顾问费冲抵投资款。为此，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了1.4亿元的总收条（含该1000万元顾问费）。（三）关于孙宝荣以杂费冲抵投资款209万元。因项目土地多年闲置，且项目现场由于村民干扰、当地不法势力控制等因素，愉景公司一直无法使用。村民在现场除搭建违法建筑外，甚至种植农作物、经营养殖场，此外周边其他项目开发主体向现场倾倒建筑倾倒物和建筑垃圾，近一半面积的项目土地被建筑垃圾和其他垃圾覆盖，这造成项目停滞。孙宝荣为解决上述项目现场问题，代愉景公司支付了大量杂费。2011年11月28日，杨焕香出具1.4亿元收条时，同意一并将上述孙宝荣垫付的杂费即209万元抵作了投资款。（四）杨焕香主张已退还孙宝荣2591万元投资款的说法不能成立。杨焕香主张退还的2591万元，事实是归还孙宝荣及其关联公司的借款，而非返还投资款，与本案投资款没有关联。杨焕香的主张与有关证据矛盾，也不符合常理。愉景公司收据中载明的所有收款均是“投资款”，但退还给刘建秀收据中明确该2591万元是“还借款”或“还款”，款项的法律性质不同。杨焕香将2591万元返还给刘建秀，而非孙宝荣，且刘建秀确认款项是还款，与本案无关。杨焕香在自己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承认收到孙宝荣支付投资款1.25亿元，进一步说明孙宝荣足额支付了投资款，不存在退还。杨焕香于2012年3月发邮件通知孙宝荣办理股权登记，证明杨焕香认可孙宝荣已经足额支付了投资款。杨焕香于2011年11月28日出具1.4亿元收条时，没有主张扣减2591万。杨焕香主张全部投资款始终未付足，同时又主张退回2591万元，自相矛盾，且明显与常理不符。在愉景公司与孙宝荣的《和解协议》及本案重审中，愉景公司均承认收到了孙宝荣的投资款共计7591万元，并且是杨焕香向愉景公司借款，归还了其他欠款2591万元。因此，不存在退还投资款的事实。四、杨焕香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且愉景公司应当在收到款项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杨焕香存在以下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返还投资款、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未经孙宝荣同意，将愉景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贷款，违反了《投资入股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的约定；在孙宝荣成为股东前，愉景公司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更，违反了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在2012年3月14日，杨焕香秘书向孙宝荣秘书发送办理股权登记邮件之前，杨焕香、愉景公司一直拒绝为孙宝荣办理股权登记，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且在2012年3月邮件发送后，杨焕香、愉景公司也一直没有给孙宝荣办理股权登记；2012年8月，杨焕香再次转让股权并失去控股地位，且其剩余35％股权也被法院查封，客观上无法办理增资扩股，构成确定违约，进而导致孙宝荣合同目的最终不能实现。
孙宝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孙宝荣与杨焕香之间的《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投资入股协议书》及《投资入股补充协议》；2.愉景公司返还收到孙宝荣的9091万元投资入股款，同时杨焕香对愉景公司返还9091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杨焕香返还收到孙宝荣的4909万元费用；4.杨焕香双倍返还孙宝荣支付的定金总计3000万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杨焕香和愉景公司承担。
杨焕香反诉请求：1.判令不予返还孙宝荣定金2800万元；2.杨焕香不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3.孙宝荣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已经实际超出定金的损失3000万元；4.孙宝荣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25日，杨焕香（甲方、委托方）与孙宝荣（乙方、受托方）签订一份《顾问咨询协议》，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御景湾（暂定名）项目私人高级顾问，顾问时间为期三年，按年支付费用，顾问咨询费共计100万元。”
2011年5月30日，杨焕香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孙宝荣签订一份《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约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持有的愉景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持有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意向：一、愉景公司资产状况。愉景公司拥有的土地地块现状：愉景公司拥有的可供开发的土地的地籍号为1-1-16-0500，该地块位于廊坊市银河北路西侧、环路南侧；用地面积为133334平方米（合200亩）；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城镇单一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规划容积率为≤1.6。二、关于转让股权的方式。1.本意向签订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3000万元定金；2.甲方将其合法持有愉景公司的35％股权按每亩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按转让阶段付款。三、本意向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解决。四、本意向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杨焕香与孙宝荣在该意向书上签名确认。
《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孙宝荣向杨雪亮的收款账号62×18内汇款500万元，向愉景公司的收款账号13×53内分两笔共汇款1500万元。2011年5月30日，杨焕香给孙宝荣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孙宝荣现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作为孙宝荣购买杨焕香持有的愉景公司35％股权的定金。”
2011年5月29日，愉景温泉酒店（甲方）与北方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0年7月8日签订《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一份，现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该意向书解除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于本协议签字后7日内退还乙方所支付的保证金，计人民币1000万元；2.甲方补偿乙方全部损失共计人民币800万元；3.上述1、2条履行完毕后，双方于2010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自行解除；4.甲乙双方再无任何争议。”杨焕香在《协议书》上签名，北方公司加盖了印章。2011年6月14日，郑雯通过其卡号62×12向北方公司汇款800万元。2012年9月3日，北方公司出具一份《说明》，主要内容为：“2010年7月8日，愉景温泉酒店（愉景公司前身）与我方签订《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约定我方先期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后又借款给愉景温泉酒店1000万元，占愉景温泉酒店51％的股权。2011年5月29日愉景温泉酒店与我方签订《协议书》，约定解除《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同时规定愉景温泉酒店退还我方2000万元，并补偿我方损失共计800万元。经孙宝荣、愉景温泉酒店及我方三方协商同意，由孙宝荣替愉景温泉酒店偿还我方800万元补偿款，作为孙宝荣投资入股愉景公司的定金，此笔款项由孙宝荣委托郑雯汇至我方公司会计账户，2011年6月16日补偿款已全部到账，已经我方确认，并给愉景温泉酒店开具收款收据。”
2011年6月16日，孙宝荣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杨焕香支付愉景酒店项目前期顾问费计现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同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孙宝荣现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元），作为孙宝荣购买杨焕香持有的愉景公司35％股权的定金。”
2011年6月29日，孙宝荣向杨雪亮的收款账号62×18内转账500万元，2011年7月1日又转账600万元。2011年7月1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借条，内容为：“今暂借孙宝荣现金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元）。借款人杨焕香。”2011年10月19日，刘建秀向姜秋兰账号62×12转账100万元。2011年10月20日，再转账1000万元。2012年9月2日，刘建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本人于2011年10月19日、20日分两笔打入姜秋兰账户1100万元，是受孙宝荣之托支付愉景公司的投资入股款。”2011年10月21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孙宝荣入股款壹仟壹佰万元整。”
2011年1月3日，孙宝荣（乙方）与杨焕香（甲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一、乙方以货币方式投资入股愉景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06618596.75元，其中，记入乙方在目标公司‘实收资本-孙宝荣’账户金额为30708596.75元，占目标公司股份比例的35％，乙方投入的资金超出其在目标公司‘实收资本’部分即人民币75910000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账户，此部分资金为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包括现有和将来入股的股东）所享有。二、乙方投资后，目标公司实收资本由原来的¥57030251.1元，增加到¥87738847.85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为：杨焕香和马玉玲共65％，孙宝荣35％，马玉玲的股份现由杨焕香代为持有，将来将其转让给杨焕香。三、目标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和双方权利及义务：1.目标公司拥有的土地地块及现状。2.上述用地使用权人为愉景公司。3.在乙方成为股东之前，目标公司原有股东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关于上述宗地的协议均应作废并与乙方无关，由此所引起的责任及费用均由甲方承担。9.乙方于目标公司取得变更后的土地证之日起一个月内付全部投资款的80％，甲方负责给乙方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15日内乙方付清剩余20％的投资款，如乙方不按期支付投资款项，同意就未付部分金额按月3％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权登记之后，乙方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享有公司的权利义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杨焕香与孙宝荣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同日，孙宝同日，孙宝荣（乙方）与杨焕香（甲方）又签订《投资入股补充协议》，约定：“鉴于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乙方以货币方式投资入股愉景公司，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06618596.75元，其中：记入乙方在目标公司‘实收资本-孙宝荣’账户为30708596.75元，占目标公司股份比例的35％，乙方投入的资金超出注册资本部分即75910000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账户。但考虑到目标公司原主要股东（甲方）在受让目标公司前后和公司经营过程中，经营费用及拆借资金费用较大和资金占用时间较长没有记账等因素，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乙方在向目标公司投资106618596.75元的同时，同意为甲方承担其部分未计入目标公司账目的费用即金额为人民币58381403.25元，并按《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乙方付款条款之规定同步付款给甲方。……除上述款项及双方另有约定之外，乙方不再因投资入股一事而向甲方及其他原股东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有关投资入股相关内容详见《投资入股协议书》，本协议内容不在目标公司本次增资扩股中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中说明。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杨焕香与孙宝荣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
上述协议签订前后，孙宝荣于2011年10月28日向愉景公司账号31307050000120103209991汇入300万元，2011年11月4日分两笔向愉景公司上述账号汇入500万元和1700万元。2011年11月7日，愉景公司为孙宝荣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孙宝荣交来投资款（分三笔10月28日300万元、11月4日500万元、11月7日1700万元）计2500万元。交款人刘建秀，收款人樊露。”2011年11月8日孙宝荣向愉景公司账号31307050000120103209991分三笔分别汇入350万元、1300万元和650万元。2011年11月8日，愉景公司为孙宝荣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孙宝荣交来投资款（350万元、1300万元和650万元）计2300万元。交款人刘建秀，收款人樊露。”2011年11月28日孙宝荣向愉景公司账号31307050000120103209991汇入1200万元，2011年11月29日分两笔向愉景公司上述账号汇入1200万元和391万元。2011年11月29日，愉景公司为孙宝荣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孙宝荣交来投资款（分三笔11月28日1200万元、11月29日1200万元、391万元）计2791万元。交款人刘建秀，收款人贾敏。”愉景公司分别在上述三份收据上加盖了其财务专用章。上述款项合计7591万元。
2011年11月28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孙宝荣入股金壹仟万元整，至今累计收到壹亿肆仟万元整（含公司收据数额）。”庭审中，孙宝荣认为，杨焕香同意支付给孙宝荣的顾问咨询费由100万元变为1000万元，经过相互抵顶杨焕香确认收到孙宝荣此部分入股金，并包括在1.4亿元收条之内。为此，孙宝荣向法庭提交了项目规划手册、图纸等资料。杨焕香认为《顾问咨询协议》约定的顾问期为三年，费用为100万元，因为孙宝荣当股东了，所以顾问合同就结束了，不存在顾问的问题，更不存在顾问费由100万元变为1000万元的事情。
对于上述收条，孙宝荣认为，其中还有项目工地垃圾清运等其他杂费209万元，包括在杨焕香出具最终决算1.4亿元的总收条内。为此，其提交了愉景公司与张瑞国于2011年12月3日所签订的《垃圾清运合同》。杨焕香对此并不认可，其认为事实中不存在这笔费用。
杨焕香对其所出具收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在庭审中称，孙宝荣通过银行转账共付款1.2591万元，之后杨焕香及愉景公司又返还给孙宝荣2591万元，并提供两份收据：1.2011年11月8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杨焕香交来还借款（分三笔：1000万元、900万元、400万元）共计2300万元，交款人樊露代杨焕香，收款人刘建秀代孙宝荣”。2.2011年11月29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愉景公司交来还款291万元整，交款人贾敏，收款人刘建秀。”杨焕香称只收到入股金1亿元，其余的款项孙宝荣并未实际支付。孙宝荣对两张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认为收据上写明“还款”或者“还借款”，并不是返还投资款。为此，孙宝荣向法庭提供了2008年9月23日以及2009年2月26日、7月31日、11月17日的部分《放款审批通知单》及借款借据。杨焕香亦向法庭提供了《还款结算单》及收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的借还款金额、单号及借还款主体均不一致。庭审中，愉景公司对此认为，其只是代杨焕香收款、返款，具体性质由当事人双方来确定。
2014年9月23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一份编号为（2014）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0827号《公证书》，内容为：“孙总您好：现将涉及您投资入股的三份文件―新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章程及修正案（包括：1.公司原章程一份；2.2012年2月5日增资入股前已备案的章程修正案一份；3.本次增资入股作出的章程修正案一份）发给刘秘书转交给您（详见附件），请您收到同意后打印出纸质文件并签字，于2012年3月18日前派员送到愉景公司，各股东签字后为您办理工商局的投资入股登记手续。”
另查明：愉景公司由杨焕香、马玉玲共同出资设立，2011年2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703.0251万元，杨焕香出资3992.0976万元，持股70％，马玉玲出资1710.9275万元，持股30％。2012年2月5日，愉景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杨焕香和杨启庭，杨焕香出资45624001元，持股80％，杨启庭出资11406250元，持股20％，原股东马玉玲退出。2012年8月20日，杨焕香、杨启庭分别与荣盛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据协议约定杨焕香将其持有的愉景公司45％的股份转让给荣盛公司，杨启庭将其持有的愉景公司20％的股份转让给荣盛公司。愉景公司股权情况变更为荣盛公司持股65％，杨焕香持股35％。另外，愉景公司于2011年10月27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在庭审中，杨焕香表示同意解除其与孙宝荣之间所签订的《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投资入股协议书》《投资入股补充协议》。由于孙宝荣并未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所以杨焕香请求对其提出的“股权转让款利息不应予以支持”的反诉请求予以撤销。对于杨焕香超出定金的损失部分，其认为其先后与陈书国、北方公司之间的合作均由孙宝荣劝退，由于解除与陈书国、北方公司的合同，先后支付陈书国2000万元、北方公司800万元，给其造成损失，请求赔偿。孙宝荣认为这些损失与其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杨焕香反诉请求“股权转让款的利息不应予以支持”，但孙宝荣在本诉中并未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杨焕香当庭撤销了该反诉请求，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所涉及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杨焕香与孙宝荣于2011年5月30日签订了《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2011年11月3日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及《投资入股补充协议》，三份协议先后订立，具有相互关联关系，均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其内容分析，《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约定了定金，之后，双方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既约定了股权转让的内容，还约定孙宝荣投资及目标公司实收资本由原来的57030251.1元，增加到87738847.85元的增资内容。一般来讲，股权的转让可以由转让方与受让方以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要式法律行为来设立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而公司是否增资或者接受投资应由公司作出相应决定。本案当事人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增资部分实质上超出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范畴。但是，该协议中还特别注明“协议正本一式三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的内容。并且，在签订此协议时，杨焕香持有愉景公司70％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愉景公司虽然在庭审中否认公司曾经存档《投资入股协议书》，但在之后的实际履行中，愉景公司收受孙宝荣的投资款并先后多次出具收款收据，收据中明确写明收到孙宝荣投资款，并加盖其公司财务专用章。此行为说明愉景公司已经知晓《投资入股协议书》的内容，否则，其在收到来历不明的款项之后，不会向交款人出具投资款的收据。其在庭审中称，是受杨焕香的委托收款，并且为口头委托关系，但委托关系中委托的事项应当属于委托人的，而公司是否增资应属公司本身的治理范围，并非属于作为股东的杨焕香。故，原审法院对愉景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愉景公司知晓《投资入股协议书》未作反对，并实际参与协议的履行行为，可以说明《投资入股协议书》并未违被其意志，亦未损害其权益。故，本案三份协议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三份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涉案合同的履行及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重点问题是孙宝荣向杨焕香支付入股款的具体数额以及何方构成违约。从三份协议的履行情况分析，《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孙宝荣向杨雪亮汇款500万元，向愉景公司分两笔共汇款1500万元。杨焕香给孙宝荣出具2000万元定金收条。孙宝荣委托郑雯向北方公司汇款800万元。2011年6月16日，孙宝荣出具收到杨焕香支付愉景酒店项目前期顾问费200万元的收条。同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收到定金1000万元的收条。结合愉景温泉酒店与北方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北方公司所出具的《说明》，可以认定孙宝荣代愉景温泉酒店偿还北方公司800万元补偿款以及杨焕香出具2011年6月16日收到定金1000万元收条中包括200万元顾问费的客观真实性。
《投资入股协议书》《投资入股补充协议》签订前后，孙宝荣先后向愉景公司付款7591万元，愉景公司分别出具收到投资款的收据。庭审中，愉景公司对此收款数额不持异议。
2011年6月29日，孙宝荣向杨雪亮转账500万元，2011年7月1日又转账600万元。2011年7月1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1100万元的借条。2011年10月19日、20日，孙宝荣委托刘建秀向姜秋兰分别转账100万元、1000万元。2011年10月21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收到入股款1100万元的收据。上述款项有银行转款手续，也有杨焕香出具的对应收据，可以认定。2011年11月28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孙宝荣入股金壹仟万元整，至今累计收到壹亿肆仟万元整（含公司收据数额）。”对此收条，杨焕香认可其真实性，庭审时称当时打收条是出于方便孙宝荣融资的考虑，孙宝荣未实际全部给付。孙宝荣提交了《顾问咨询协议》《垃圾清运合同》以及项目规划手册、图纸等资料，其认为，杨焕香同意支付给孙宝荣的顾问咨询费由100万元变为1000万元，也包括项目工地垃圾清运等其他杂费209万元，经过相互抵顶杨焕香确认收到孙宝荣此部分入股金，并包含在1.4亿元收条之内。杨焕香对此虽然否认，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多年从商经验，具备正确判断商业行为的能力，亦应当意识到所出具收款收据的后果。其称孙宝荣并未交足款项，但是，在出具收条之后的合理期限内，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曾对孙宝荣的欠款进行催交，并发送邮件承诺为孙宝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直到孙宝荣提起诉讼后又对此予以否认，有违常理。杨焕香认为收款后于2011年11月8日、29日返还给孙宝荣2591万元，但是，其提供的收据中显示为“还借款”和“还款”字样，与返还投资入股款的性质不同。其中，2011年11月8日所还2300万元发生在杨焕香所出具总收条1.4亿元的时间2011年11月28日以前，但该2300万元在总收条当中并未作出扣减。2011年11月29日所还291万元，虽发生在杨焕香所出具总收条的次日，但其在合理时间之内，并未请求孙宝荣更改总收条1.4亿元的金额。这更印证了杨焕香所出具总收条1.4亿元的客观真实性。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尤其是在杨焕香认为孙宝荣还未交足投资款的情形下，主动返还投资款项不合情理。双方在庭审中都提供了2008年、2009的《放款审批通知单》及借款借据、《还款结算单》及收据，证据显示的借还款金额、单号及借还款主体并不一致。双方此部分争议的款项性质与本案所涉及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双方可另行清算解决。故，原审法院认定孙宝荣支付的金额为1.4亿元。
按照《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约定，孙宝荣应当在愉景公司（目标公司）取得变更后的土地证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了全部投资款的80％，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杨焕香未依约为孙宝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将股权另行转让他人，导致愉景公司股权结构发生改变，双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应当承担双倍返还定金3000万元的民事责任。杨焕香称应当按照《投资入股协议书》《投资入股补充协议》的总额来计算孙宝荣应当支付投资款的80％，并且《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所约定的定金应予扣除，其主张并不符合上述协议本身条款的约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当事人均同意解除《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投资入股协议书》和《投资入股补充协议》，因此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杨焕香作为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向孙宝荣出具1.4亿元的收条，合同解除后其应当予以返还。愉景公司实际收取孙宝荣投资款9091万元，亦应在此范围内与杨焕香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并在此范围内承担相应诉讼费用。杨焕香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作出（2014）冀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孙宝荣与杨焕香于2011年5月30日签订的《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于2011年11月3日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及《投资入股补充协议》；二、杨焕香返还孙宝荣人民币1.1亿元，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9091万元范围内与杨焕香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杨焕香双倍返还孙宝荣定金人民币3000万元。上述义务应当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杨焕香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90200元由杨焕香负担，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577739.8元范围内与杨焕香共同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杨焕香承担。反诉费168075元由杨焕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孙宝荣提交了杨焕香及其控制的廊坊开发区银利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曾向孙宝荣控制的廊坊中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四笔总计1200万元的《借据》、《放款审批通知单》，杨焕香收到孙宝荣400万元现金的《收条》，2012年1月19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借款350万元的《借据协议》、《收据》、《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2012）广民初字第160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愉景公司收到刘建秀借款35万元的《收据》，用以证明杨焕香及其公司与孙宝荣、刘建秀以及廊坊中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杨焕香及愉景公司返还的2591万元并非投资款，而系借款。杨焕香也提交了《还款结算单》、《电汇凭证》、《银行划款凭证》、《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2014）广民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书》、《和解协议》，以证明上述1200万元借款已经于2009年结清，35万元借款于2011年11月4日结清，350万元借款与孙宝荣欠杨焕香的350万元债务已经和解冲抵。双方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经质证认为，孙宝荣所提交证据显示的借款数额为1585万元，而不是2591万元；从借款关系当事人及借款时间上看，在该1585万元当中，有600万元是廊坊开发区银利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杨焕香向廊坊中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而不是杨焕香向孙宝荣借款；杨焕香向孙宝荣借款350万元发生在2012年1月19日且已经另行结清，2591万元则是在2011年11月8日、11月29日支付；愉景公司与刘建秀之间的35万元借款也在2591万元支付之前即已结清。因此，孙宝荣提供的证据与其主张2591万元是杨焕香及愉景公司返还的借款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
杨焕香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四张由孙宝荣出具的收到3800万元顾问费的《收条》，并称另一张200万元的顾问费《收条》原件丢失。孙宝荣质证对四张《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杨焕香提供了2012年1月6日与孙宝荣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是杨焕香对孙宝荣出具顾问费收条提出异议，要求孙宝荣更换为退股金。孙宝荣质证对录音中其语音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他方面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在下文具体分析。
本院除对原审查明并经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
《廊坊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第2号）记载：2009年1月7日下午，市长王爱民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定如下事项：“二、愉景温泉酒店有限公司2006年5月挂牌取得的200亩综合用地可依据批准的规划，按照商业和住宅用途分别确权登记。商业酒店与住宅项目应同时开工建设……。”
2011年12月3日，愉景公司与张瑞国签订《垃圾清运合同》，合同第2条约定：“履行期限：十五天，即自本合同签订日起，至2011年12月19日止。”第3条约定：“价款及结算方式：总价款共计人民币贰拾参万元（含税价格），甲方（即愉景公司）分一次支付……最后一次垃圾清运完毕、土地平整，经甲方验收签字后支付余款。”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杨焕香应返还孙宝荣的投资款数额，二是定金罚则如何适用。
一、关于杨焕香应返还孙宝荣的投资款数额
孙宝荣主张解除《投资入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杨焕香不持异议，故《投资入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因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协议解除后，当事人应将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本案恰因返还投资款的数额产生纷争。孙宝荣以杨焕香出具的载明其累计收到1.4亿元的收条为据，主张已经累计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因此诉请杨焕香返还1.4亿元。杨焕香主张实际仅收到1亿元投资款，扣除不应返还的2800万元定金，其应返还孙宝荣7200万元。对此争议，本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能否依据1.4亿元收条认定孙宝荣实际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收条作为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书证、直接证据，对证明当事人之间收付款的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但是，由于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当事人之间实际收付款的情形有时并不一致，因此仅以收条为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实际收付款情况。特别是在大额资金往来中，除收条外，还应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付款凭证、汇款单据等证据，对收条中记载的资金是否实际支付加以综合判断认定。具体到本案，由于杨焕香与孙宝荣原系朋友关系，双方基于相互的人身信赖，在资金往来中确实存在先打条、后付款的情形，因此收条记载的内容与款项实际支付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例如：2011年5月30日，杨焕香给孙宝荣出具收条：“今收到孙宝荣现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作为孙宝荣购买杨焕香持有的愉景公司35％股权的定金。”但实际上，收条中载明杨焕香已收到的500万元定金在收条出具时孙宝荣并未支付，汇款凭证显示，孙宝荣于2011年5月31日才将该500万元汇付。2011年11月28日，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至今累计收到壹亿肆仟万元整”入股金的收条，但孙宝荣支付的入股金中有两笔合计1591万元系在2011年11月29日才汇入愉景公司账户。因此，收条记载的“至今累计收到壹亿肆仟万元整”并不属实。综上，本院认为，虽然杨焕香向孙宝荣出具了至今累计收到1.4亿元的收条，但在收条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属实且双方就已付金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仅凭收条尚不足以认定孙宝荣实际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
（二）关于杨焕香应否返还有争议的4000万元投资款
孙宝荣主张向杨焕香及愉景公司共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并提供了通过银行转账汇款12591万元的凭证；另外1409万元，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定金及投资款形式支付了1200万元，以垫付项目工地垃圾清运费等杂费形式支付了209万元。杨焕香认可孙宝荣通过银行转汇付款12591万元，但辩称其中的2591万元是为了帮助孙宝荣融资而走的银行轨迹，该笔款项已经返还给孙宝荣，孙宝荣实际只支付了1亿元，对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1200万元及代付杂费209万元不予认可。由此可见，双方的此项争议集中在4000万元投资款是否实际支付、应否返还上。本院根据孙宝荣主张已经实际支付并应予返还的4000万元投资款的构成情况，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1200万元投资款是否应予支持问题。2009年8月25日，杨焕香与孙宝荣签订《顾问咨询协议》，约定杨焕香聘请孙宝荣为御景湾项目私人高级顾问，时间三年，顾问咨询费共计100万元。该协议特别约定：“本意向的任何修改，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合同”。根据协议，杨焕香仅负有向孙宝荣支付100万元顾问费的合同义务。孙宝荣主张以1200万元顾问费顶抵了投资款，但并没有提供双方已经变更《顾问咨询协议》、提高顾问费金额的补充合同。原审庭审中，孙宝荣声称，杨焕香同意支付给孙宝荣的顾问费由100万元变为1000万元。但其诉请冲抵投资款的顾问费却为1200万元。二审期间，杨焕香提供了孙宝荣出具的四张顾问费收条后，孙宝荣又称，由于其顾问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变为住宅和商业用地，土地溢价4.5亿元，因此杨焕香同意支付其顾问费4000万元。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愉景公司早在2006年5月就已经挂牌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在2009年1月7日廊坊市市长办公会上已经议定了该土地“可依据批准的规划，按照商业和住宅用途分别确权登记。商业酒店与住宅项目应同时开工建设。”亦即在孙宝荣与杨焕香于2009年8月25日签订顾问合同之前，该土地的用途即已获批为商业与住宅两类，孙宝荣关于由于其顾问工作使得愉景公司的土地由酒店用地变为住宅和商业用地的主张不能成立。因此，孙宝荣关于顾问费的说法前后莫衷一是，且无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孙宝荣的主张实难采信。从顾问费收条内容看，2011年6月16日的200万元收条、2011年7月30日的800万元收条、2011年8月25日的1000万元收条均记载孙宝荣收到了杨焕香以现金支付的顾问费，这与孙宝荣主张以顾问费冲抵投资款的陈述不符，孙宝荣亦承认杨焕香从未以现金形式支付过顾问费。因此，顾问费收条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4000万元顾问费收条是由孙宝荣单方出具，4000万元也没有实际支付，据此不能证明杨焕香同意向孙宝荣支付4000万元顾问费。电话录音表明，杨焕香并不同意孙宝荣以顾问费收条作为支付入股金的凭证，对孙宝荣出具顾问费收条亦提出了异议。故此，在孙宝荣没有证据证明杨焕香同意变更顾问费以及双方达成了以顾问费冲抵1200万元投资款的情况下，孙宝荣辩称以顾问费冲抵支付了1200万元投资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焕香和愉景公司返还的2591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问题。杨焕香及愉景公司在向孙宝荣一方付款2591万元时在银行付款凭证上并未指明款项用途，刘建秀出具的收款收据上虽然注明“还借款”和“还款”，但这只是收款方的单方意思表示，在双方对还款用途产生争议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应由孙宝荣对其主张的杨焕香返还的2591万元系借款而非投资款承担举证责任，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杨焕香之间、愉景公司与刘建秀之间存在2591万元的借款关系。孙宝荣提供了自己以及其控制的廊坊中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杨焕香以及杨焕香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与孙宝荣主张的证明目的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孙宝荣与杨焕香之间、愉景公司与刘建秀之间此前存在2591万元借款关系，孙宝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此，本院对孙宝荣主张杨焕香返还的2591万元为借款而非投资款不予认可。
关于209万元垃圾清运费等杂费问题。孙宝荣主张，其代杨焕香支付了项目工地垃圾清运费等杂费209万元，该笔款项包括在杨焕香最终决算出具的1.4亿元总收条内，并提交了《垃圾清运合同》加以证明。本院认为，孙宝荣所提交的《垃圾清运合同》并不能证明其主张。从时间上看，杨焕香出具最终决算1.4亿元的总收条在2011年11月28日，而《垃圾清运合同》则是在2011年12月3日才签订，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则是在垃圾清运完毕之后。因此，在杨焕香出具最终决算1.4亿元的总收条时，垃圾清运合同尚未订立，不存在需要垫付款的问题。从金额上看，《垃圾清运合同》约定的合同金额仅为23万元，远少于孙宝荣主张的垫付金额。况且，孙宝荣并未提供任何付款凭证，无法证明其实际垫付了209万元杂费。故孙宝荣主张垫付了209万元垃圾清运费等杂费并以其抵作了投资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宝荣支付了1.4亿元投资款，而仅能证明孙宝荣支付了1.2591亿元，扣除已经返还的2591万元，本院认定孙宝荣实际支付投资款本金为1亿元。
投资款系孙宝荣为履行《投资入股协议书》而支付，《投资入股协议书》解除后，应由协议相对人将收取的投资款返还给孙宝荣。从内容上看，《投资入股协议书》涉及愉景公司增资以及愉景公司同意孙宝荣出资入股等事宜，应由愉景公司和孙宝荣协商订立。杨焕香当时虽为愉景公司持股70％的控股股东，但并非愉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愉景公司授权杨焕香对外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因此，杨焕香订立《投资入股协议书》的行为应属无权代表。愉景公司知悉杨焕香擅自同孙宝荣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后，未予否定，相反却多次收受孙宝荣支付的投资款并出具收据。愉景公司的此种积极行为，应视为对杨焕香无权代表行为的追认。因此，杨焕香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愉景公司承担。《投资入股协议书》解除后，愉景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应返还孙宝荣支付的投资款。原审中，孙宝荣诉请愉景公司返还9091万元投资款，并未超出其有权要求返还的总金额，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杨焕香在诉讼中自愿承担投资款的返还义务，属于债务加入，孙宝荣对此亦不持异议。因此，本院认为，在协议解除后，杨焕香应返还孙宝荣1亿元投资款，愉景公司在9091万元范围内与杨焕香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因孙宝荣未主张返还利息，本院对此不做处理，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
二、关于定金罚则如何适用
杨焕香上诉主张，孙宝荣未履行“目标公司取得变更后的土地证之日起一个月内付全部投资款的80％”的义务，构成违约，根据定金罚则，孙宝荣支付的2800万元定金应不予返还，原审法院认定其违约并判决双倍返还定金3000万元不当，应予以撤销。孙宝荣认为，杨焕香未经孙宝荣同意将愉景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变更愉景公司股权结构、拒绝为孙宝荣办理股权登记、股权被法院查封等，违反了投资入股协议的约定，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当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杨焕香违约并适用定金罚则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的此项争议焦点在于定金罚则如何适用，即由谁承担定金责任。
定金罚则的适用以定金担保存在为前提。如果定金担保并未设立，也就不存在因违约而适用定金罚则的问题。本案中，杨焕香与孙宝荣于2011年5月30日签订《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约定杨焕香将其持有的愉景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孙宝荣，孙宝荣向杨焕香支付3000万元定金。该定金条款为《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的从合同，目的在于保障意向书的履行，类型上属于违约定金，具有担保性、从属性。2011年11月3日，杨焕香与孙宝荣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孙宝荣通过增资入股方式取得愉景公司35％的股权。作为股权取得的两种方式，股权转让与增资入股具有根本差异。股权转让属于股权的继受取得；增资入股则是通过向公司出资，认购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而成为股东，属于股权的原始取得。杨焕香与孙宝荣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后，孙宝荣取得愉景公司35％股权的方式就由先前的股权转让变更为增资入股，《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亦被《投资入股协议书》代替而归于消灭。根据定金的从属性特征，《股权（土地使用权）转让意向书》消灭后，前述定金合同亦相应消灭，孙宝荣有权要求杨焕香返还已经支付的定金。但本案中，孙宝荣并未要求杨焕香返还定金，而是将其作为《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的投资款计算在付款总额中，杨焕香也同样如此处理。因此，双方已就以先前的定金抵作《投资入股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投资入股协议书》中未约定定金担保，杨焕香与孙宝荣也没有另外签订书面的定金合同，孙宝荣更未在投资款之外向杨焕香支付过担保《投资入股协议书》履行的定金。因此，本院认为，孙宝荣与杨焕香并未为《投资入股协议书》附设定金担保合同，本案不存在因当事人违反《投资入股协议书》而适用定金罚则的前提。故杨焕香上诉主张因孙宝荣违反《投资入股协议书》而不返还2800万元定金，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杨焕香双倍返还定金，亦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杨焕香的上诉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杨焕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孙宝荣人民币1亿元，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9091万元范围内与杨焕香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三、驳回孙宝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90200元，由孙宝荣负担366553元，杨焕香、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23647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焕香承担。反诉费168075元，由杨焕香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890200元，由孙宝荣负担596434元，杨焕香负担2937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条文主旨为编者所加，下同。
[2]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5期。
[3]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