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1.陈某转诉张某强离婚纠纷案[2]——滥施“家规”构成家庭暴力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转、被告张某强于1988年8月16日登记结婚，1989年7月9日生育女儿张某某（已成年）。因经常被张某强打骂，陈某转曾于1989年起诉离婚，张某强当庭承认错误保证不再施暴后，陈某转撤诉。此后，张某强未有改变，依然要求陈某转事事服从。稍不顺从，轻则辱骂威胁，重则拳脚相加。2012年5月14日，张某强认为陈某转未将其衣服洗净，辱骂陈某转并命令其重洗。陈某转不肯，张某强即殴打陈某转。女儿张某某在阻拦过程中也被打伤。2012年5月17日，陈某转起诉离婚。被告张某强答辩称双方只是一般夫妻纠纷，保证以后不再殴打陈某转。庭审中，张某强仍态度粗暴，辱骂陈某转，又坚决不同意离婚。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家庭暴力是婚姻关系中一方控制另一方的手段。法院查明事实说明，张某强给陈某转规定了很多不成文家规，如所洗衣服必须让张某强满意、挨骂不许还嘴、挨打后不许告诉他人等。张某强对陈某转的控制还可见于其诉讼中的表现，如在答辩状中表示道歉并保证不再殴打陈某转，但在庭审中却对陈某转进行威胁、指责、贬损，显见其无诚意和不思悔改。遂判决准许陈某转与张某强离婚。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一审宣判前，法院依陈某转申请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张某强殴打、威胁、跟踪、骚扰陈某转及女儿张某某。裁定有效期六个月，经跟踪回访确认，张某强未违反。
综上，滥施“家规”构成家庭暴力，是法院准予离婚的情形之一，并且受虐待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2.郑某丽诉倪某斌离婚纠纷案[3]——威胁作为一种家庭暴力手段的司法认定
（一）基本案情
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于2009年2月11日登记结婚，2010年5月7日生育儿子倪某某。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被告经常击打一个用白布包裹的篮球，上面写着“我要打死、打死郑某丽”的字句。2011年2月23日，原、被告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后被告将原告殴打致轻微伤。2011年3月1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婚生男孩倪某某由原告抚养，抚养费由原告自行承担；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30000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被告将一个裹着白布的篮球挂在家中的阳台上，且在白布上写着对原告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字句，还经常击打篮球，从视觉上折磨原告，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构成精神暴力。在夫妻发生矛盾时，被告对原告实施身体暴力致其轻微伤，最终导致了原、被告夫妻感情的完全破裂。因被告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不宜直接抚养子女，且婚生男孩倪某某未满两周岁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使原告遭受精神损害，被告应承担过错责任，故被告应酌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离婚；婚生男孩倪某某由原告郑某丽抚养，抚养费由原告承担；被告倪某斌赔偿原告郑某丽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0元。该判决已生效。
3.钟某芳申请诉后人身安全保护案[4]——诉后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止“分手暴力”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钟某芳与被申请人陈某于2010年2月2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子女由钟某芳抚养。判决生效后，陈某拒不搬出钟某芳房屋，还要求与钟某芳同吃、同睡，限制钟某芳的人身自由和社会交往。钟某芳稍有不从，就遭其源辱骂和殴打，并多次写字条威胁钟某芳。法院强制其搬离后，他仍然借探视子女为由，多次进入钟某芳家中对其实施威胁，还经常尾随、监视钟某芳的行踪，不仅使钟某芳的身体受到伤害，还使其处于极度恐惧之中。钟某芳于2010年5月6日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申请，并提交了报警证明、妇联的来访记录、被申请人威胁申请人的字条、被撕烂的衣物、照片等证明材料。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钟某芳在离婚后仍然被前夫陈某无理纠缠，经常遭其辱骂、殴打和威胁，人身自由和社会交往仍受前夫的限制，是典型的控制型暴力行为受害者。为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全，防止“分手暴力”事件从民事转为刑事案件，法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陈某骚扰、跟踪、威胁、殴打申请人钟某芳，或与申请人钟某芳以及未成年子女陈某某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禁止被申请人陈某在距离申请人钟某芳的住所或工作场所200米内活动；被申请人陈某探视子女时应征得子女的同意，并不得到申请人的家中进行探视。该保护令的有效期为六个月。经跟踪回访，申请人此后再没有受到被申请人的侵害或骚扰。
4.女童罗某某诉罗某抚养权纠纷案[5]——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止儿童虐待
（一）基本案情
2007年，原告余某某与被告罗某离婚，婚生女孩罗某某（2001年12月26日出生）由被告罗某抚养。2011年12月28日，原告向法院诉称，被告长期在外打工，女儿罗某某与祖母和大伯共同生活期间，罗某某经常遭受殴打和辱骂，且罗某某与离异的大伯同住一室，随时可能遭受性侵犯。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女儿的伤情鉴定书及其要求与母亲共同生活的书信等证据，并请求法院判令变更女儿罗某某由原告抚养。诉讼过程中，罗某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罗某某在与被申请人余某金、罗某衡共同生活期间多次无故遭受殴打，且有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为证。申请人罗某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法裁定禁止被申请人余某金、罗某衡殴打、威胁、辱骂、骚扰、跟踪申请人罗某某，裁定有效期为六个月。之后，经法院调解，双方变更了抚养权，此案在一周内结案，未成年人罗某某在最短的时间摆脱了家庭暴力。
5.汤翠连故意杀人案[6]——经常遭受家暴致死丈夫获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汤翠连与被害人杨玉合（殁年39岁）系夫妻。杨玉合经常酗酒且酒后无故打骂汤翠连。2002年4月15日17时许，杨玉合醉酒后吵骂着进家，把几块木板放到同院居住的杨某洪、杨某春父子家的墙脚处。为此，杨某春和杨玉合发生争执、拉扯。汤翠连见状上前劝阻，杨玉合即用手中的木棍追打汤翠连。汤翠连随手从柴堆上拿起一块柴，击打杨玉合头部左侧，致杨玉合倒地。杨玉洪劝阻汤翠连不要再打杨玉合。汤翠连因惧怕杨玉合站起来后殴打自己，仍继续用柴块击打杨玉合头部数下，致杨玉合因钝器打击头部颅脑损伤死亡。案发后，村民由于同情汤翠连，劝其不要投案，并帮助掩埋了杨玉合的尸体。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汤翠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害人杨玉合因琐事与邻居发生争执和拉扯，因汤翠连上前劝阻，杨玉合即持木棍追打汤翠连。汤翠连持柴块将杨玉合打倒在地后，不顾邻居劝阻，继续击打杨玉合头部致其死亡，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杨玉合经常酒后实施家庭暴力，无故殴打汤翠连，具有重大过错；汤翠连在案发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当地群众请求对汤翠连从轻处罚。综上，对汤翠连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云南省施甸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汤翠连有期徒刑十年。
6.薛某凤故意杀人案[7]——养女被养父长期性侵杀死养父获刑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薛某凤自幼被薛某太（被害人，殁年54岁）收养。自1999年薛某凤11岁起，薛某太曾多次对薛某凤强行实施奸淫。2004年3月，薛某凤因被薛某太强奸导致怀孕，后引产。2005年1月，薛某凤与他人结婚。2007年11月11日晚，薛某太酒后将薛某凤叫至其房间内，持刀威胁薛某凤，要求发生性关系。薛某凤谎称同意，趁机用绳子将薛某太双手、双脚捆住，薛某凤离开房间。次日3时许，薛某凤返回房间，采取用扳手击打薛某太头部等手段，致薛某太颅脑损伤死亡。后薛某凤将薛某太的尸体浇油焚烧。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某凤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薛某凤持械击打被害人薛某太头部致其死亡，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薛某太利用其养父身份，在薛某凤还系幼女时即长期奸淫并导致薛某凤怀孕引产，对薛某凤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在薛某凤与他人结婚后，薛某太仍持刀欲强行奸淫薛某凤，具有重大过错；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因薛某凤自幼被薛某太长期奸淫，薛某凤为反抗而杀死薛某太，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建议对薛某凤适用缓刑；当地村委会及数百名群众以薛某凤实施杀人行为实属忍无可忍，其家中又有两个年幼子女和一个呆傻养母需要照顾为由，联名请求对薛某凤从轻处罚；临漳县妇女联合会建议，为挽救薛某凤的家庭，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尽量从轻处罚；案发后薛某凤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综上，对被告人薛某凤可从轻处罚。据此，临漳县人民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薛某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7.曾冰故意伤害案[8]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被告人曾冰经人介绍认识了现任丈夫许某，随后即与许某以及许某与前妻生育的女儿小佳（案发时不满3岁）一起生活。为阻止许某与前妻联系，曾冰经常大发雷霆，怀孕后更是时常对非亲生的小佳严厉苛责，打骂不断。
2013年1月1日下午5时，曾冰在家中叫小佳洗澡，小佳哭闹着不愿意。一怒之下，曾冰用手打、推小佳的脸和颈部，小佳跌倒在地上致头部受伤。刚开始，曾冰并未在意，但之后小佳开始神志不清，伴随有呕吐和昏迷症状。曾冰这才叫上亲戚一起将小佳送至医院抢救，但终因伤情太重，小佳于1月7日死亡。经法医鉴定，小佳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左额顶部硬膜下血肿并脑疝形成、脑干功能衰竭。
小佳被打当晚10时许，公安机关在医院将曾冰抓获。由于曾冰当时怀有身孕，2013年1月2日至2014年6月30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2014年7月1日，曾冰被批准逮捕。同年7月7日，检察机关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曾冰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个月。一审宣判后，曾冰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认为：1.原判认定上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属适用法律错误，其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上诉人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期间一直对其照顾有加。案发时上诉人只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打了被害人几下，小孩摔倒死亡并非其所愿，且现实中家长教育致小孩死亡有许多案例都是以过失致人死亡定罪处罚。2.被害人父亲曾对上诉人表达过谅解的意思。3.原判未充分考虑其悔罪态度及父母年老、儿子年幼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清远中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后认为，虽然从上诉人曾冰在小佳昏迷后送医院抢救等情况看，其并不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从其殴打方式和部位，以及被害人头部左枕骨粉碎性骨折，颅骨骨缝骨裂状且部分脑组织呈溶解状改变的伤害后果，可见上诉人在实施殴打时的力度，显示其主观上对危害后果的放任，应属间接故意，因此一审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正确。对于曾冰上诉提出其有积极赔偿的情节，经查属实，同时考虑到该案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且案发后上诉人积极将被害人送医救治，留在医院守候没有逃走，遂改判曾冰有期徒刑十二年。
（三）典型意义
每年孩子被父母或被家庭成员打死的报道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孩子是父母的骨肉、家庭的希望，在孩子成长的路上，一些父母为什么忍心一次次地下狠手，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仍然认为家长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是我国相当多的父母信奉的一条古训。
错误的管教观念是导致对孩子施暴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还有生活困难、工作压力大、未婚先育没有条件抚养、孩子身体智力有缺陷或残疾、重男轻女、父母有恶习、品行不良和精神心理异常等也导致这种伦理惨剧频发。
这类案件反映出，由于未成年人弱小，一些父母并没有把孩子当成独立个体看待，而是将其当成私有财产或物品，甚至当成出气筒、泄愤目标、报复工具。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已明确规定监护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但在社会观念尚未完全将“父母打孩子”纳入法制视角的情况下，非到打孩子致伤、致残、致死情况下，父母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干预机构和措施上，更远没有达到保护儿童不受家庭暴力伤害的程度。因此，有必要站在保护儿童的立场上，认识家庭暴力对儿童的伤害，要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注和保护，对未成年人施暴的犯罪分子给予严惩；同时并提出相应的干预对策，遏制这种不良现象，保障孩子的生命尊严不受侵害。
8.刘燕故意伤害案[9]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3日13时许，被告人刘燕因怀疑其子被害人高某某（男，2008年10月13日出生）偷拿家中的钱，遂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某镇的出租屋内对高某某进行责问，因高某某不承认偷拿家中财物而心生气愤。刘燕叫高某某把衣服脱光，先用皮带抽打高某某，见高某某还不承认偷拿家中的钱，刘燕更加气愤，又持塑料管持续殴打高某某的头部、背部、四肢等部位，致高某某全身多部位不同程度受伤，直至塑料管折断才停止。当天16时许，高某某因被殴打受伤而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刘燕遂将高某某送至医院抢救，经医生抢救发现高某某已死亡。医生遂向公安机关报警，刘燕于当天在医院内被公安民警带回审查。经查，高某某的死因符合全身体表广泛钝性暴力损伤造成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联合心脏挫裂伤死亡。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燕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燕因怀疑儿子偷拿家中钱财而心生气愤，持械故意伤害自己的未成年人儿子，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刘燕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已获得其家属的谅解，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燕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上述辩护意见据理不足，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且取得家属谅解，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刘燕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父母教育未成年人子女过程中，因教育方式不当而心生气愤，并实施无节制的殴打未成年子女，致子女死亡的案件，属于典型的涉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件。根据当前刑事政策，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一般酌情从宽处罚，涉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件也属于“因恋爱、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犯罪。未成年人比起成年人来说，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极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遭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后果更加严重；司法对于针对未成年人成员实施暴力的被告人，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依法从严惩处。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刘燕虽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其辩称没有故意伤害自己的儿子，声称其不可能故意伤害亲生儿子，当时只是想教育儿子。庭审时，审判长及公诉人均依法对其进行教育，明理释法；法庭宣判时，审判长再次依法对其进行明理释法，告知认定其犯故意伤害罪及判处刑罚的法律依据，被告人刘燕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会好好改造及反思。案件宣判后，被告人刘燕服判，没有提起上诉，被害人家属也表示服判。
根据调查了解，被害人高某某自小在安徽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而被告人刘燕夫妇则带女儿在潮州市潮安区打工生活，案发前两三个月刚将被害人高某某带到潮州市潮安区上学。由于外出打工的父母与留守儿童处于长时间分离状况，双方重新一起生活时，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习惯上均容易出现分歧；而且外省打工者这一特定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忙于生计，缺乏如何教育子女成长的正确方法，这一现实情况可能也是导致本案发生的一大因素所在。本案的发生为社会敲响警钟，社会应给予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情况更多关注，留守儿童更是迫切需要父母及社会给予耐心、细心、温心的教育和包容。
[1]条文主旨为编者所加，下同。
[2]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3]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4]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5]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6]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7]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
[8]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八起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9]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八起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